感谢传讯电视，让我及时看到了中共当局对王丹的摧残，也看到了王丹一家人的坚强品格，特别是王凌云——一位坚强的母亲、了不起的女姓。
这是一个熟悉的慈祥的面孔——王丹的妈妈王凌云。朴素、大方的衣着，沉重、稳健的步伐，坚强、刚毅的神情，冷静、平缓的声调，准确、犀利的话语……
我到王丹家，开始几次都没见过他的家人。进门后，就到王丹的房间，聊天喝茶。不管我们怎样地大声喧哗，争论得激烈时简直就是电闪雷鸣。然而，王丹的父母决不会耽心出什么事。因此，我们的讨论绝不会受到王丹家人的打断。当年，李奶奶说起李玉和和李铁梅，真是开明得很：“孩子大了，要走哪条路，由他自己挑”。现在，王丹的父母出于民主的理念，认为孩子已经成年，有权独立决定自己的做法，父母必须尊重孩子的自由选择。王丹选择了以和平手段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道路，王丹的母亲和父亲，还有他的姐姐都不会因为有危险而横加干涉。相反，却由于尊重王丹的选择被株连而灾难重重。
直到一九九五年三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王丹的妈妈。那天，我们在一起喝茶论事，他妈妈提了一个暖壶给我们续水，打了个招呼就关门出去了。
两个月后，王丹被抓的当天深夜，他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第二天，法新社驻京记者采访我：“为什么王丹被抓，你却没被抓？”，我的回答是：“第一，共产党一贯采取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法。第二，抓了王丹，不等于以后不抓我。先抓王丹，只能说明王丹比我更能干，做得更好，使中共当局更害怕。”就在王丹被捕几天后，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传讯我，谈到王丹时拼命挑拨王丹和我们的关系：“王丹是一个狂妄无知的毛头小子，他说你们都要听他的指挥，而且他的许多事情都瞒着你们，你们几十岁的人被毛头小子耍了。”我觉得这种挑拨离间实在太那个，简直就是小儿科大夫乱配药。我告诉他们：王丹是怎样一个人，我比你们更清楚。我有二十年的新闻出版生涯，看人看事比你们应该要高明一点点，准确一点点。事实证明，中共当局对王丹的指控所列事实，没有一件是我不知道的。两大罪状与我密切相关。一是互助会，我在《我的朋友王丹》中已经说过。另一件是参加王军涛的中国研究所并担任理事。我和他一样，应军涛之邀担任了理事，无非是研究中国未来，关心国家大事。这些也成了罪状，真是莫名其妙。另一件就是参加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函授课程。上学念书也成了“颠覆”，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些聪明绝顶的人，认为几句话就可以把王丹说成“狂妄自大”，就会使我们不再喜欢王丹。这是痴人说梦。王丹入狱后，我每天都在想他。这样好的一位青年人，真是民族栋梁，中华英杰。想起我二十八岁以前还是共产党的一个补天派，真是惭愧得很。
王丹不在家，朋友们怕给狱中的王丹带来不利，总想去看望他的父母而不敢轻易前往。如果去了，中共当局会说我们这些人还在串通王丹的家人继续进行什么活动；如果不去，我们又良心不安。就在王丹被捕前，我们几人在一起提出四条倡议，其中一条就是“当局镇压时要互相救助”。怎么救助？除了在接受法新社、BBC等新闻媒体采访时呼吁释放王丹和别的朋友，还要抓住适当时机时常看望他的家人，表示慰问，表示支持，不仅是我们和全国各地朋友的支持和慰问，还要转达世界各地朋友的问候。这样，在王丹入狱后，我与王凌云女士才有了较多的晤谈机会。
王凌云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她儿子的校友、系友。现在历史博物馆从事现代史研究，成绩斐然。一套三卷本的瞿秋白文集，主要工作是她做的。由于我的妻子杨素梅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因为工作关系她们已早有交往，都很喜欢对方的为人和办事作法。王凌云在和我的谈话中，对儿子王丹的所作所为持肯定态度，并以王丹母亲为荣。她还嘱托我们：“王丹年轻，阅历浅，只有好心，没有经验，希望我们能够经常批评、帮助他。”我们请她放心，王丹的性格很随和，看不出什么不妥当、不得要领的作法；年轻是事实，可是谁没年轻过呢？值得欣慰的是：在差不多年轻时，就可比的方面看，王丹比我们要成熟得多。王女士向我讲起那年她因王丹而被株连入狱的事。
八九年夏天最热的时候，王丹被捕没多久，公安就把她关进了牢房，要她揭发王丹、批判王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她针锋相对：王丹是和平示威，摆事实，讲道理，符合宪法的每项规定，也没有触犯任何一条法律，逮捕王丹是违反宪法的违宪行为，不是王丹有罪，而是决定、捕王丹的人才是民族罪人。那些公安见她软硬不吃，急得团团转，便威胁她：“如果不劝王丹老实交待，一切后果都要由你承担”。作为一个母亲，孩子是自己的心头肉，这种威胁确实是让人揪心的。可王丹的妈妈毕竟见过大世面，有大胸怀！首先，她认定在当今争自由、争民主的世界大潮流冲击下，中共当局虽然残忍，还不敢作出那种自杀行为。退一步说，即使中共当局杀昏了头，杀红了眼，真的要对王丹采用最残暴的手段，作为母亲虽然痛苦，但也为王丹骄傲。她会强忍眼泪不低头，咬啐牙齿吞进肚里去。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哇哇儿语，扶墙学步，进校读书，小中大学，长大成人，关进牢房……母亲的泪干了，母亲的心碎了，母亲盼儿出牢房望眼欲穿，常常彻夜不眠。每到除夕之夜，举家守岁等待新年，母亲的心中是小丹的无法挥去的音容笑貌，母亲眼中的一切都会成为对小丹的思念。
天天难过天天过，终于盼得儿子归。九三年二月，因冬奥会提前释放王丹，母亲愁苦的脸上有了笑容。可是，母亲的爱使王丹更加坚定争取自由民主的信念；与亲人团聚，更使他想起了永远失去亲人的千千万万个母亲。他无法忘记广场上倒在血泊中的同学和兄弟姐妹。他告诉自己没有权利苟且偷生。他告诉母亲：为了千千万万个母亲，他还要继续用和平理性的手段争取在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和人权法治；他要继续奔走呼号，为了长眠地下、死不瞑目的六·四英魂；他要找许良英、丁子霖、吴学灿、江棋生、刘念春……等魏京生出狱后，还要一起共商民主大计。他对许先生、丁老师极为尊敬，对待吴学灿、江棋生、刘念春这些大兄长也是亦师亦友。
出狱后的继续奔走，使王丹的妈妈面临两种选择：支持儿子的作法是天经地义，可是随时都有再进牢房的危险；限制、反对儿子的做法，与她自己的学养、理念、性格、为人不相符合。难！难！难！做人难！做母亲难！做王丹的母亲更难！没有选择，就是选择！儿子的选择就是自己的选择！尊重儿子的自由选择，就是追求自由民主几代人努力的继续追求！
今天上午，我给王丹的妈妈打了电话，表示我的慰问并请她向王丹转达。我还受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王丹的朋友们的委托，转达他们对王丹和母亲的慰问，转达他们对中共当局的愤怒和蔑视。王丹的妈妈表示要我代表她向朋友表达谢意！并说她和王丹一定要继续和当局打官司。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于纽约
（《北京之春》199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