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讳言，中共在横扫大陆的军事伟绩中，在建国伊始的几年中，人民给以支持，知识分子入彀中，造成过“人心向党、军民一致”的奇观。但即使从那时起，中共的说与做，对待自己和对待百姓，其内部对高干和对一般党员，都是“两本帐”。其后愈演愈烈，到现在，中共已成为谎言大党，在其绝对领导下，神州大地上已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并且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笔者跟随它近半个世纪，目睹身受，至少在八个方面，掉入它的谎言陷阱，有眼不识真相，卖命一生，豢养出一个特权党、一个特权阶层。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写出来供年轻人参考，不无裨益。
大当之一：“向党交心”
“反右派”的两个阶段是令人难忘的。第一是号召人们大鸣大放、助党整风。由于人们相信了毛泽东一再声称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谎言，诚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结果是《人民日报》一篇《这是什么话》，“言者无罪”成了言者无小罪，而是“疯狂进攻党”的大罪。我们退一万步说，这“罪”可以成立，那么第二阶段就更有意思了。
先揪出若干鸣放中的有“罪”者进行“帮助”，告诉你：好好检查，交代出心底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清除了错误东西，自然还是好同志。于是被揪者诚惶诚恐，极力从心底搜寻甚至编造“错误思想”，以取得宽恕。结果是，领导一翻脸，把人家检讨认罪的东西有意识地推到初期鸣放阶段去，同样做为猖狂进攻党的言行看待！
在定性“右派分子”时，有一项本人签字程序。笔者亲眼见到一人在签字时提出质问：“这些不是我的言论，是你们让我检讨时，我主动交代的。”主持签字程序者说：“没有区别。是你的思想不是？鸣放出来的也好，检讨出来的也好，你有这个意思，就算数，签吧！”
到五九年因彭德怀事件，又发动“反右倾”运动。这时有人学了乖，心中有什么，不说出来；或者避重就轻，谈一点鸡毛蒜皮，蒙混过关。我的政委颇有办法。他先做一次精彩的动员：“你们见过打篮球吗？队员一上场就有爆发力，而爆发力是平时积蓄的。这次‘向党交心’，只是像平时的清扫卫生，谁认真交心，谁就避免了日后的错误东西的大爆发，就不会犯大错误。”于是连夜写大字报，每小时公布一次数字，谁写得多，便是交心好，响应党的号召好。我望着统计数字，好胜心强，写得兴起，一夜写了七十八张！三天之后，果然得到大会提名——不是提名表扬，而是提名接受批判！
大当之二：“作风要正派”
不熟悉中共用语的人，很难弄清“作风”二字的实际涵义。这里专指生活作风，生活作风中又专指男女关系，而男女关系的“不正当”，则是大禁区，上一点纲则是腐化。记得四九年军队进城后，某连指导员为贯彻“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的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的指示，让战士开生活检讨会，规定：凡在刚度过的星期日中，在街上用眼偷看女人一次者，即为一次“腐化”。结果统计出的具体数字是：全连在那一天共腐化七百三十八次！上报团部，团长表扬说：这是用生动的事实表明了毛主席理论的伟大。
五十年代初期，部队规定：凡干部必须三十岁以上、或营级干部以上、或满十五年军龄者，方能批准结婚。这样一来，像我这参军两三年，二十岁出头，作为排级干部的知识分子，就只能断掉结婚的想头。但这只适用于男性军人，因为那时“老干部”正兴起改组家庭的浪潮，抛弃农村妻子，将十八、九岁参军、参干的姑娘们，迅速瓜分完毕！
我所在中队的一位四八年参军的文娱委员，在参加舞会时同一位女伴拉手到礼堂（临时舞厅）外散步十分钟，被队长在晚点名时狠批一顿，说这是“流氓作风”，还给了处分——挨批者哪里知道，那位女伴已为政委看中，并由大队长协同“攻坚”；他更哪里知道，中南海的舞会上，毛泽东不是拉着女伴去场外，而是步入专设的“休息室”……
大当之三：“不是要当官，而是要革命”
我于四九年参军后，已没有多少仗可打，自然也没有多少升官的机会。部队便树立了一个典型：十年的文书。即某人当了十年的文书（相当上士，不是干部）毫无怨言，因为他的人生目的是革命，而不是当官。这中间还宣扬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以及雷锋的“永做一颗螺丝钉”等。那时幸亏不知道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若是知道了，非受整肃不可。我的确是以十年文书做榜样的，并且比这文书还“模范”得多，因为我被分配到一所军校当教员，先教将、校级军官，再教军队高干的子女；先在军队教，再到地方教；先教中文，后教英文；先教中学，后教大学：整整当了四十年教员，货真价实！对此，我并无悔恨。但我也看透中共官场的丑态。为了升官，谁是上级就巴结谁，有奶便是娘；为了升官，送上高价礼品，好在有了位就有了权，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愁陪本；甚至谈话当中，提到某人当了处长、局长，也流下二尺长的涎水。
如今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如更名为“官本位社会”，方才贴切。什么规章，什么制度，什么法律，什么真理，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一切都靠某官的一句话。
大当之四：“政治挂帅”
五十年代末，中共十大元帅之一陈毅就“又红又专”问题提了一点看法：红（按：指政治思想好）是重要的，但一个飞行员若业务上不专、不精，让对方打下来，还算什么红。平心而论，陈毅这个比喻很说明问题，但谁想到一下子背上了黑锅，直到文革，还批他反对政治挂帅。
还有一个怪圈。让我们学政治，读若干本马、恩、列、斯的书。若是真的读了会怎样呢？我是一个认真读书的人，却在读这些“导师”的原著时常常“吓破胆”：
他们的书中引用了上百则圣经故事，我敢查阅和谈论圣经吗？
书中赞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彼得大帝、苏沃洛夫，我敢撇开毛泽东、鲁迅，去夸耀这些资产阶级和帝俄人物吗？
马克思回答女儿燕妮的问题时，说他喜欢的格言是“怀疑一切”，我敢指着毛泽东说“这‘一切’也包括你吗？”
恩格斯全集最后有长长的一部分是他分赠遗产的详细数字，我敢说“啊，我们的导师原来是个大资产阶级”吗？
列宁家书中有一封他写给母亲的信，要他母亲一定把庄园的租子抓紧收齐，我敢说“原来列宁同黄世仁（按：歌剧《白毛女》中的地主形象）也穿一条裤子”吗？
如果我在上面任何一例中说话不加节制，文革中脑袋早搬了家！即使在今天，在江泽民提倡“讲政治”的时候，若有人说：“我就要‘怀疑一切’，包括你！”也不会有好下场，因为这违犯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大戒呀！
大当之五：“爱国主义”
少年儿童所受的“五爱”教育之一，是“爱社会主义祖国”；中共的基本理论之一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也必然是爱国主义者。这些振振有词的训诫，不能说错；而在毛泽东的灵魂深处，却盘踞着一条狭隘民族主义的毒蛇。这是一条双头毒蛇，一方面让你把无限忠心献给这个国家即是中共，中共即是国家的“国”；另一方面，则超常地把取悦某一个或若干个外国，来提高自己的“大救星”地位。
前者的事例是，在日常生活中，稍稍提到西方一点好的地方，立即扣以“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文革中整不死，也要剥层皮；至于出国学习，也是中共的忌讳。道理很简单，中共大批干部出身痞子，不学无术，你却要获取知识和文明，岂非当着光头谈灯泡？然而中共最高官员一天也没忘记出国，从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的留苏，到今天邓小平外孙女婿“羊羊出洋”，哪个不崇洋媚外？！
后者的事例是，不顾国力，无偿地或几乎无偿地抛掷百姓血汗，建国初期运重要资源给“老大哥”（苏联），把大量武器给各国游击队，搞“输出革命”；最令人气愤的是，当国家已在大跃进中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了，此时阿尔巴尼亚的生活水平高出中国许多（在一部阿电影中，他们的孩子说：“我不吃蛋糕，我要吃蜂蜜！”），毛泽东竟下令从快要饿死的中国人口中扒出粮食援助“欧洲反帝、反修前哨的明灯”（指阿尔巴尼亚），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共的仇外和媚外看来相反，实则相成；毒蛇的两头依靠着同一个心脏——造毛为神，造中共为万世之君，试看今日邓小平、江泽民的嘴脸，有谁脱出这个逻辑？
大当之六：“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
在建国过程中，有王崇伦那样的工人，因超额完成任务，被称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有郝建秀那样的纺织姑娘，创造新的工作法，成倍地提高产量。他们先后成为中共党员，人们用文学语言给以称赞，是正常的，至今也应给以肯定。问题是：中共领导人在不显山、不露水地偷了梁，换了柱，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争先、创造业绩等精神，置换为享受上要特殊，掌权上要争先，出力的事他人干，从而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特殊阶层。
不久前玉门市进行教育检查，教育局在一所在礼堂里举行文艺演出，招待检查大员们。演出间突然起火。此时，坐在前排的的“特殊材料”们竟相逃跑。由于礼堂没有安全设施，烈焰迅速蔓延，又只有一个门可以出口，此时“特殊材料”中发出一声指令：“让首长先走！”于是“特殊材料”们或把学生们推开，或从学生身上踩过，安全撤出。其中有一“特殊材料”，因烧掉了一些头发，出门后迳奔医院，途经消防队，竟不报告。他是当地人，知道那是救火机关的所在，但报告火情哪有他治疗头皮要紧？结果，数百学生葬身火场。倒是一些很不特殊的教师，搂抱住孩子，抗拒火焰的袭击。
这是大海的一滴，而尝一滴即可知道海水的味道。今日大陆，工、农、商、军政等领域的要津，均为这些“特殊材料”所占据，而他们中有几个人不为私利而愚弄群众的？又有几个人不为宗派的、个人的权位你争我夺的？“特殊材料”就是特殊，一点不假！
大当之七：“民主集中”
“民主集中制”，在西方叫“民主集权制”，既保证民意的畅达，又保证行政权力的实拖，周延合理，无可挑剔，共产党也不能抛开这面旗帜。早在“老解放区”里，农民都是文盲，中共有办法，让候选人一排站立，背后桌上各放一只碗，选举人各持若干粒黄豆，要选谁就在其背后的碗里放一粒豆，完成“秘密投票”程序。中共在其尚为“星星之火”时，为利用民心、民力，对民意不能不重视。在延安时，一位老中医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并放言：“不管是谁，只要你说得对，就照你的办。”
但同一个毛泽东，在另外的场合，却逐步透露出真意。先是说：“共产党不光要民主，而且更要集中。”“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到五十年代干脆挑明：“不要迷信选举，周恩来的职务就是我派的。”实际上老百姓已逐步认识到自己在各种选举中，同傀儡的角色别无二致。我在许多场合就人、就事发表了意见，周围的人很同意，领导也当面微笑点头，但当公布决议时，他还是他，你还是你，再一打听，在征求“民意”之前许久，早已内定，板上钉钉了！待“六四”事件时，对像我这样书生气十足、长于幻想的知识分子更是猛击一掌，从而悟出中共全部施政方针无非两条。第一条是：“有枪就有权，有权就有理。”第二条是：“只许我对，不许我错；只许你错，不许你对。”前一条可名之曰“十字诀”，后一条是“十六字诀”，两句神咒欺民立国，不服不行！
大当之八：“领导负主要责任”
五十年代初，有一次火车撞车事件发生，事后《人民日报》的消息说：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引咎自责，请求处分。这消息令人我震惊。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火车，部长管得了一个火车司机，管得了一个搬岔道的？这种自责精神，真令人敬佩！毛泽东也讲过：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有矛盾，当地干部负主要责任；汉族干部同少数民族干部有矛盾，汉族干部负主要责任；党员干部同非党员干部有矛盾，党员干部负主要责任。如此说法，确实给人以一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印象。但经过长期的实际观察，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曾在一所高干子女学校任职。一位男教师收作业时触了女生胸部，被批了又批，送去劳改；而十大元帅之一的某“花帅”，则趁着教他孩子的一位女教师家访之际，留宿上床，有谁说个“不”字？现在更一切无所顾及了。请看在所谓的“肃贪”行动中，枪毙的大多数是某会计、某经理，可有几个部级干部、省级干部判重刑？即使有，也是副职。更多的情况是，对一个犯错误干部在此地、此部门作处理（撤职、免职之类），不久后他又在别地、别部门冒出来，而且官做得更大，李铁映就是一个例子。“刑不上大官”，是中共政权的实况：“王子犯法，与百姓同罪”，在中共那里一万年也没门儿！
（《北京之春》199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