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的春寒陡峭之中，当鲁迅为被杀害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名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受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白莽作《孩儿塔》序}）。岁月如流水早已漂白了当年的血迹，但当我在编纂这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时，却刻刻反刍着当年那种由激情与痛楚酿成的躁动不安的心境。这种共鸣自然发端于相似的史实；在这本文革中异端思潮的集子里，也有着我相识或不相识的亡友的遗文，他们与当年的殷夫同样年轻、狂热、虔诚、富于献身精神。只不过事过境迁，物换星移，在鲁迅作这一序时，青年殷夫们所信仰，所引进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曾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异端思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它已经由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演变成了一种绝对正统的意识形态。而这本集子里的所有文字，却恰恰是颠覆与反叛这种共产主义正统的另一种异端。或许，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倪端初露的异端思潮那样，迎接先驱者的决不是鲜花和美酒，而是牢房和子弹……如果广泛而言之地论及这本集子里的文字所代表的一代人的觉醒，反窥这些今天看来已十分浅显的真理，而这一代人却倾注了他们的全部执着与希望，并在历史祭坛上付出了“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的代价，更令人觉得“寝食不安”地要把这些文字“流布”出来。
这本集子的雏形，成于年湮代远的一九六八年的夏秋之交，时值红卫兵运动被它的发动者赶下历史舞台，流放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插队落户）之际。当时，上海市最著名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的一批已有反叛思想的造反红卫兵决定编辑一本名叫《思潮集》的油印文集，作为赠送给所有上山下乡战友们的礼物。这本数百页的沉甸甸的文集中，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动思潮”的文章：遇罗克的《出身论》，联动的“003通告”，“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伊林·狄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编辑这样一本异端思潮文集，出自于这批年青人这样一种共识：因“四大民主”而“解放”于文化大革命中林林总纵的“反动思潮”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作为一种思想，并没有被斩尽杀绝。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社会思想斗争中，必然又会以新的、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变化。因此，有幸或不幸成熟于这场大革命中的我们，必须从今天起，就学习与研究这些异端思潮。三十年后重新审视当年对“思潮斗争”的预测，仍微微惊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对中国社会竟已有了并不幼稚的洞悉。例如，今天的人们仍相当普遍地把人民群众与“太子党”矛盾比作《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而兴盛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直接以李一哲们倡导“民主与法制”为其进军大纛县的。当年参加《思潮集》编印工作的伙伴们除我外还先后有曾小逸、陈兼、郭秀君、张昭卿、戚显炯、闻震威、高哲民、许子明等，其中许子明因“四人帮”的迫害，已在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祭上了他仅二十三岁的生命……
如同我在这本书“总论”中第三部分《反论：异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里所阐释的，一九六八年后的中国青年运动的走向已由狂热的革命造反转换成冷静的“地下读书”和自觉半自觉的“社会调查”。而一九六九年后中共中央所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一打三反”（一九七零），“清查五·一六”（一九七一）等镇压民众的运动，正是把这一代觉醒中的青年人作为“异端”和他们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的。上述编印《思潮集》的伙伴们，都曾经受到过程度不同的迫害。《思潮集》的编印还曾经被上海中学工宣队专案小组作为一个疑案来进行清查。我个人的命运可能更不幸一点：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因组织“地下读书会”而被审查；一九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作为“反革命”身陷囹圄近四年；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一九七八年才作为“纯属反‘四人帮’平反”。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我自己当年也曾是文革中成熟的异端思潮的一份子，更感到时时“捏着一团火”，要把这本异端思潮文集编纂出来。
幸运的是，尽管文革后期政治迫害中的多次抄家和中共中央文革非官方材料强令收缴，这本《思潮集》被我的一个朋友尽心保存下来。一九八九年我赴美留学时毅然把它藏匿于箱荚之中，带到了大洋彼岸。自然，我当时就怀着一个在将来的某一天以此为基点编纂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文集的“美国梦”。经历了六年的异域学海浮沉，我有幸在去年任职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和东亚研究中心，重新开始我的研究生涯。怀着一种迹近于神圣的使命感，我开始了编辑这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的文稿。
尽管三十年前的《思潮集》中的数十篇异端思潮的文章已为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蓝本，但要顾及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异端思潮，其代表性与典型性还是不太够的。例如，武汉“北、决、扬”这样的“新思潮”代表流派，《思潮集》仅收有一篇《北斗星学会宣言》。为此，我只能向海内外的文革研究者广泛求援，并得到了他们热诚的帮助。美国耶鲁大学王绍光教授首先捐赠给我他全部关于“北决扬”的个人收藏。明尼苏达州立学院的丁抒教授，柏克莱加大张国良先生，澳洲莫纳大学杨小凯（曦光）教授，国内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北京大学印红标教授，社科院哲学所徐友鱼教授等都无私地捐献出他们的个人文革收藏，才使出版这本较为完整的异端思潮集的梦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扬曦光、王绍光两兄——一个作为当年“新思潮”的杰出代表者，另一个作为今日著名的文革研究者——欣然为本书作了热情洋溢的序，更为这项源起于一个十分冷酷年代的工程抹上一丝情与理的暖色。
照理，到本书公开出版为止，一个渊源于少年时代的“异端梦”应当告一段落了。我却仍然无法写下一个嘎然而止，余韵幽远的尾声。我蓦然间看到了自己已秋的霜鬓；当年亲历文革的十六七岁少年，今天已过了不惑之年——三十年的岁月足以稀释最强健的记忆。一瞬间，我又联想到三十年来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论”和至今在中国大陆作为学术禁区的“文革研究”；那些“不准查阅”的任何一个图书馆的文革材料和永远锁在各级档案馆沉重的保险柜里的“中央机密”。我在突然中洞悉了当权者们“彻底否定文革”的底蕴：他们要人民遗忘，在歌舞升平中遗忘他们在血与火中已获得的历史启悟与真知。一丝透底的悲凉袭上我的心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个民族是否能抗拒这种难以抗拒的遗忘呢？
（《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