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造反”要作分析
最近有不少文章曾批评了“文革”初的“造反”。党中央也多次提出，“造反起家”的一律不准提拔干部，已经在领导岗位的一定要撤下来。
到底怎样来看待“文章”之初的“造反”和“造反起家”呢？
在基层曾参加“造反”，或同情“造反”的人，数量是不少的，有的占单位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对这些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政策。为此应该区别一些情况，对人应该区别对待。
有些人是追求狂热，抱着对“革命”的不切实际的向往，只要说某项活动是“革命”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去参加。
还有一些人是受党中央关于阶级斗争和“左”的思想宣传的影响，误认为党内有很多“走资派”，误认为整“走资派”就是“革命”。
这些人往往容易接受，或者说产生一种极端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能够产生一些极端的行动。他们不大考虑长远的后果，也不大顾及全局，一旦陷入极端思潮之中，往往不能自拔。
当这些人所自认为的“革命”，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失败”，特别是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威望受到损害时，或者受到批评的压力时，他们往往会爆发出强烈的不满，会采取过激的反抗行动，会相信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并要对这个资产阶级进行“革命”。
如果回顾一下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所走过的道路，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文革”中造反派的先驱者。五十年代毛泽东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但他认为这些错误是“革命”，党内有的同志对他的错误不满，提出批评要求纠正错误，毛泽东感到了压力，于是他就反抗，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要“继续革命”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鼓动造反，支持造反，实际上他自己是率先的造了反。当他的“继续革命”也受到怀疑，受到反对时，他就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接连不断的对把他的怀疑者，反对者当做“革命”对象，当做阶级敌人，当做“走资派”来打倒。
但参加“造反”的人中，确实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曾因为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写了一些正确的东西，或因为其他原因而受到歧视打击的人，57年被错打右派的人，“四清”受到错误批判的人，因为有海外关系，因为家庭出身而受到打击的人，在“文革”中多半参加或同情“造反”。他们在很多单位曾被说成是“黑五类”，他们是党内左倾错误的受害者，而这种错误的执行者是基层党组织。所以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号召“造反”的时候，他们就参加进去，他们批评基层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他们对批评“压制群众”，批评“四清”中的左倾错误，批评某些不正之风都很积极。
一般来说参加“造反”的人对毛泽东都是十分崇拜的，他们没有分析，也没有设想，毛泽东会犯错误。这些人当中确实有一些本质上基本还是好的，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信任当时担任党的主席的毛泽东同志。这些人从某个侧面，某个局部和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了社会上的某些不良现象，官僚主义和一些“左”的东西的危害，他们想改变这些现象，在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就积极参加了，但由于理论水平有限，分析能力和识别能力有限，再加上有过激的，片面的思想，所以也卷入了“造反”活动。
对这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不应该全盘否定的。
“文革”中很多青年人到底是紧跟谁“造反”的呢，是紧跟林彪、江青吗？很多人对江青根本不了解。所以信任江青，只是因为崇拜毛泽东。
毛泽东在“文革”初发表了支持“造反”的讲话，自那之后“造反”的口号才响彻了全国。当时党中央发布的文件和决议，包括5.16通知，和“十六条”，以及党的机关报发出的一篇篇社论，实际上都是号召和支持“造反”的。对青年人不能说是紧跟林彪法青造反。严格说他们是紧跟毛泽东，紧跟党中央“造反”的。
对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因而犯了错误的人，党中央有义务，承担自己的责任。要把事情的本末说清楚采取分析的态度。同时引导犯错误的人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方能取得人们的信赖。
现在说干部队伍中“造反起家”的一个不留，一个不提，这似乎缺少深刻的分析，有点绝对化了。这会挫伤一些人的积极性。
对“文革”过程要作具体分析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很多错误的东西，极左的东西，尽管发生出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形成理论，形成路线纲领，在全国造成巨大的破坏，还是因为毛泽东集中了这些东西加以发展，加以系统化，以后通过党中央贯彻到全国。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然后通过中央的决议，党的报刊，各级党的组织和军队向全国传播贯彻，从而在全国形成一种思想潮流，形成了一种在党内处统治地位的路线。
在“文革”中能公开抵制极左潮流的组织，团体、刊物都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要受极左思想的束傅，都要受极左路线的制约。每个人的觉悟和觉醒都只能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响应党中央号召的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在“文革”中担任过领导的干部，都多少的执行、宣传过错误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当时很多人又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时期抵制过错误的东西。
对“文革”中某些人的活动进行评价时，必须考虑历史条件，要从本质上考虑，从发展方向上考虑。当时的每个干部，每个群众由于紧跟毛泽东，紧跟党中央而犯了一些错误，产生过一些过激的行动和言论，对这些现在就不应该过多的计较。相反有的人当时能自觉的抵制流行的错误，我们倒应该承认这是他们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他们应该肯定的成绩。
在“文革”中党内一些很有经验的老一代政治活动家，当时还辨别不清是非，犯了一些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对一些缺少政治经验，不是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青年人，提出过高的要求呢？
“文革”初很多老一代受人崇敬的革命家曾经真心诚意的拥护“文化大革命运动”赞扬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这场“伟大的”运动。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之初曾支持过“造反”，坚决拥护并紧跟毛泽东。在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委，使他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名列第四，还被委任中央宣传部长，文革小组顾问。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文革”初“造反”的。（按：是指陶铸）
但是这位同志在担任了中央高级领导之后，于66年底，坚持抵制极左，维护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结果他自己也被打倒。我们现在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平反，纪念他，宣传他的事迹，并不是因为他在“文革”开始时的表现，而是因为他在以后能不顾个人安危，来保护老干部，表现了他的高尚品格和精神情操。现在对他的评价应该说是正确的，其精神是对文革中的表现多讲功劳，少责过错。对中青年人，我想更应该掌握这个原则，不能以“文革”初的表现来定终身，这种评价方式不公道，会使一些人寒心，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在“文革”中有的干部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承认自己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大家并不计较这些事情，而且更加看重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特别珍重他们在以后粉碎“四人帮”及在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的功劳。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都曾犯过“左”的大错误。在第一个时期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很多在本质上还是好的，他们在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之后，曾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在战争中是英勇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壮烈的牺牲在战场上，刑场上。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在路线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贞的。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认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很多人在路线上犯了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并不能说他们在本质上就是坏的，更不能说他们就是阶级敌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由于认识问题，由于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缺少辩证的，唯物的认识，或者由于某种局限性而犯了错误。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也是无可厚非的。他们认识错误，改错误之后，同样也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
对中青年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应该多记功、少责过，如果片面的强调“文革”初“造反”的错误，对他们轻视、排斥，显然是不对的。
要考虑中国的特点——试论选拔干部
中国社会有个特点，就是过去小资产阶级人数特别众多，小生产的特别广泛，直到今天在这方面的思想影响也是特别深刻。
在民主革命阶段，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将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一项特别重要的经常性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阶段，看来也有相似的问题，要将那些受小生产思想影响严重的人改造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也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不能要求每个干部过去的出身和经历都是十分的纯正。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高级将领，他们开始时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指挥官，是后来才参加共产党的领导的军队，成为杰出的将领。有些人当初还毕业于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
根据中国的特点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军事家政治家都是出身纯而又纯，不能要求他们走过的道路是笔直的。
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选拔干部，也要考虑各种情况，考虑各种经历的人。不能有片面的观点，要辩证的看待过去的历史，但是重点还应该看最近五、六年来的表现。如果过分的看重66年的表现，而忽视以后的十五年，那也是不对的。
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也为人们的提供了思考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条件。
一些青年人在“文革”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当时的一些政治活动，也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后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我们就应该承认他们的长进。有些人始终关心着思考着国家的政治大事，在群众性的活动中，也获得了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他们本质上基本是好的，对他们就不应该全盘否定。
当然还有一些人，很长时间里，对政治问题不介入不思考，也谈不上什么犯错误。这样一些人当然也难于成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在以上两种人中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重视后者，贬低前者，那看来也是不对的。
82年6月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