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今必鉴古,无古不成今.余观乎今日之江胡崛起与前日之康乾盛世颇有相似之处,不妨聊作比较,以期日后之走势。

先列出简单的年表。

康熙1662-1722,乾隆1735-1795,算上雍正共133年。

江泽民1989-2003,胡锦涛2003-2012,算上胡赵至今共30年。

明朝末年,连年大旱,义军四起,满清入关,收拾残局。出现了康乾盛世。

文革10年,青黄不接,经济停滞,党内另派,收拾残局。出现了江胡崛起。

康熙登基,年方幼少,有孝庄皇后辅佐。康熙指定皇孙乾隆为储孙。

江总亲政,年逾花甲,有邓副主席护驾。邓老指定锦涛隔代接班。

乾隆年间大家对腐败习以为常。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锦涛时期大家对腐败司空见惯。各级领导内高风亮节者,不过十之有二。

康乾时有文字狱,江胡时对文人也不手软。

除年龄差和时间范围,何其相似乃尔。

康熙时,改变经济手段,垦荒地,减赋税,修水利,国家富足。

江胡时,恢复私有,停大锅饭,择人先富,建高铁,经济崛起。

康乾盛世的问题所在,收拾残局的来自一个牧猎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把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当成了先进的东西。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已经过时。康熙、乾隆把一个应当被淘汰的制度发扬光大,延续了应该寿终正寝的帝制社会。

江胡崛起的问题所在,收拾残局的邓江胡与制造残局的四人帮来自同一政党,尽管经济方针政策有所变异,不再搞极左,但基本政治观念同根。都要捍卫前辈打下的红色江山,都要巩固手中的专政特权,都要保护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江湖崛起易,改变体制难。

大约在康熙38年,西方的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英国为例,从1770年到1840年,每个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提高20倍。英国原棉消耗量从1800年的5200万磅,增加到1840年的45590万磅。生铁产量1720年为25000吨,1840年增至139640吨。煤产量1790年为260万吨,1836年增至3000万吨。“http://www.diyifanwen.com/jiaoan/jiunianjilishijiaoan/14412307631441237368934.htm

而中国的朝野当时正在因循守旧,山呼万岁,盛世在某种意义上巩固和加强了封建势力的基础。对比西方的技术革命,满足康乾盛世,不进则退,使中国进入了病态,日趋孱弱。

东瀛日本在1868年(乾隆禅位后69年)开始了明治维新。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B2%BB%E7%BB%B4%E6%96%B0

而中国此时已在20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开始沦落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康乾盛世中与康乾盛世后,西方与东方强国的振兴态势使得中国处于一个分水岭的关键时刻,如果选对了方向,国家就会继续富强,就可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不幸,满清统治者把方向选错。让中国从一个强盛的大国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苟延残喘的病夫。康乾盛世成了列强设在中国的税务局,把中国人捐出的血汗钱,通过康乾的后人转赠到列强手中。

在江胡崛起的前后,世界已进入了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相对论的时代。世界各种势力与国家的竞争更加白刃化,更加神速化。希腊当天发生的事就会让美国股市见红。今天金价走高,你要套购却为时已晚。中国又处于一个分水岭的关键时刻,如果选对了方向,国家就会继续富强,就可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在一个一党专政的社会里,平民百姓搭不上话。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有良心的精英上,希望他们能置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于党派和个人利益至上,健全民主法制和管理机构。何去何从,只好拭目以待。不过清朝的教训告诉我们,一旦国家落伍,统治阶级的日子也会不大好过。

历史告诉我们,要想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变革,要前进,要敢于撇掉旧的生产关系,要勇于同自己的昨天挑战,要乐于接受新的观念。明治维新前,日本闭关锁国,处境远不如中土,但是他们民族里有高人,带领日本人民跨出险滩,向前迈了一大步。康乾年间或许真的是个盛世,但是它却是一个悲凉的盛世,因为这个盛世贻误了国人。如果没有那个盛世,或许中国会有一条类似明治维新的出路。遗憾的是,到了到1898年的时候,戊戌变法的6君子惨遭杀害,清王室还在作垂死挣扎,维护封建的统治,使中国遥遥地被甩到世界历史车轮的后边。

2011年距离工业革命已经241年,距离明治维新已经143年。日本人原来落后英国100年,但是他们赶上来了,因为革新。我们这个在唐、宋时期已经世界第一的强国却已经落后了好几百年年。是墨守成规,抱守残缺,还是改革创新,有所突破乃是中国未来命运之关键。如今,我们又处于崛起之后的分水岭上,是顺势发展,实施自由民主,还是维持人治,踏步不前,这乃是13亿人的命运的关键。

东、西方间的铁幕已经拉开,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一场新的革命已经出现于我们的面前。我们却还在研究如何建立一座防火墙,不让自己的国民在网上和世界接通,这是前进中的倒退,是革新中的守旧,是对新事物的恐惧,是13亿人的悲哀。把13亿人的命运掌控在一个80多岁老人的手中,或者掌控在一个由老人家一句话钦定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手中,既不公平,又不谨慎,这不是一个泱泱大国应当具备的胸怀和风范。甲午海战时,中国的装备不比日本人差,差的是清廉民主的政府,差的是举国上下的士气。中国急需的不是几艘航空母舰,不是几条高速铁路,而是一个制度完善、公平竞争、自由民主的新时代。

(王克斌文集2011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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