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先生，才华横溢，为人正直，虽然仕途坎坷，多遭贬谪，但他却坦坦荡荡，典雅超脱。在调任山东密州期间，写下了超然亭记一文，字数不多，但含意深远，乃警世恒言。
先生写道：‘餔糟啜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意思是吃酒糟，喝简陋的甜酒，也可以陶然而乐，享刘伶之醉。食用水果，蔬菜，甚至野菜荒菇，也可以填饱肚子。如果似这样生活下去，无论到了那里，都会有欢乐。表现了作者不求奢侈，随遇而安，艰苦朴素的心态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东坡先生认识到，‘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我欲者有尽。’人的主观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可是用来满足欲望的客观世界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早在900多年前，他就建立了素朴的生态平衡的进步观念，反映了人和自然界的矛盾。基于这种观念，人应当抑制自己的欲望，与自然界保持和谐的关系，不能无限制地索取和消耗自然资源，从而使后来人失去生活和发展的空间。
按中国人口史（葛剑雄）北宋时期，总人口约1.4亿，差不多是今天人口的十分之一。那时，人们从自然界索取得的只是食物，衣服和住所。虽然有了煤炭和石油，但由于工业尚不发达，需求甚少，每日每人消费的能量大约2000大卡。如今，人类需要电力，交通，汽车，飞机，科技开发，国防军备，生活用暖，空调，热水澡，再加上喝着法国的XO，吃着北美的龙虾，开着意大利的法拉利，平均每人对自然界的索取，比起宋代恐怕至少要多数百倍以上，平均每日每人消费的能量至少要20万大卡。也就是说，宋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总消耗远不到现代人的百分之一。东坡先生的圣明之处在于，当人类对自然的需求还少之又少的时候，就预见到人和自然的矛盾。所谓自然就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世界。不加节制的开发和损耗，将导致人类失去必要的生活条件。打个比方，一个有固定收入的家庭，供养一个在美国读书的孩子，一旦这个孩子上了歪路，挥霍无度，无穷尽地向父母讨要美元，这条经济供应链就会断裂，大人破产，孩子失学。从生态学的角度，人类应当向东坡先生学习，生活上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主，力求简朴，从而不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甚至不可逆的破坏，从而剥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生活的条件。
在环境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弯路。毛主席提出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为了落实以粮为纲，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砍树造田，搞了大跃进，要亩产万斤。结果不出三年，把中国带进了三年困难时期，人民饱受饥饿之苦，成为对挑战自然的一种惩罚。对资源的过分损耗，对矿产的过分开采，对绿色土地过分的侵占，不外乎竭泽而渔，焚林而田。中国虽然面积辽阔，但大部分是荒山，高原和沙漠，可耕种，可居住的地方十分有限。万不可逞一时之快，而带来永久性的灾难。
在正常情况下，地球上的生物能源是可以再生的，而矿物性的能源，如煤，石油，铀蕴藏量有限，用得越狠，完得越快。至于太阳能，虽然天天可以获得，但也有局限性，我们总不能把地球用光敏电池整个遮住，那样将失去食物的来源。中国人作为一个单一的个体，都愿意为子孙后代考虑，尤其是有钱人和有权势的人。在四合院的门板上，经常会见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忠厚不光是为了学雷锋，诗书也不光是为了知识，其主要目的是让家族的香火越烧越旺，永世不断。说我们中国人只顾眼下时光，不思脑后之事，还真有点冤枉。改革开放以后，手里钱多了，听说两三岁的孩子都有了价值百万的房产，怎么能说不顾及后代。当然，这种顾及最多也只能恩泽三世，因为这房子还有个70年的使用期限。三代以后的耷拉孙会不会去睡地沟，那就只好自叹鞭长莫及了。作为一个政体，中国人看得也很遥远。为了让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了防止卫星上天人头落地的悲剧，毛主席要反修防修，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副主席提出了四个坚持，江主席提出了三个代表，胡主席要学习实践和建立和谐社会，我们挑出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推向关键领导岗位，百姓们信得过，领导们能放心，革命火种，代代相传。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些都是为了政权稳定，长治久安，做领导的应当具备的眼光。
然而相比之下，无论是国人作为个体为了广义的子孙，还是国家作为整体为了将来的生存，对生态环境的关心与重视却少得可怜。不用说一千年，一百年，恐怕连十年都顾不上。政府忙着提高GDP，建工厂，开矿山，老百姓忙着买房，买车，赚大钱。楼越盖越多，路越建越长，耕地和树林越来越少。坐在车里，周游北京，几乎到处是立体交叉的公路和高耸入云的大楼，没有什么绿色，好像是穿梭于童话故事里的无机世界。在美国东部，随便一个小城市的绿树的数目恐怕都比北京要多，有的地方还限制楼房的高度和商业区的开发。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后人考虑的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长远，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环境专家们还在自鸣得意地证明北京可以容纳的人口可达到2700万，其实，您要是真能豁出去，又何止是那个数字。对绿地面积，水源水质，空气纯度，商品供应，垃圾处理，汽车尾气等生态环境问题，不容忽视。作为参考，1969年北京电力容量60万千瓦，到2010则是880万千瓦。40年提升了15倍。1958年，北京有汽车80万辆，2010年，有汽车500万辆，5年后，会增加到700万辆。汽车多了，就要扩建公路和停车场，绿地和树木越来越少，汽车多了，就会多烧汽油，增加排放，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地方不大，人也不少。他们鼓励公共交通，自行车，汽车按尺寸大小上税。虽然土质不佳，但到处都有郁金香和草地，加上绿水萦带，风景秀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无休止，无克制地扩建城市和人口递增，将会使六朝古都，北京这块宝地毁于一旦。20多年来，北京已扩展到东至燕郊，西至涿县，北到昌平，南到固安。原来，海淀，大兴都有稻田。现在，人们对金钱的贪婪已经失去了对珍贵的京西稻和南苑稻的胃口，拿着大把的钞票吃起了西餐。圈地吧，盖楼吧，让我们大口大口地吃掉子孙后代的空间，谁要是有钱不去赚，谁才是王八蛋。正是：江河有水皆作酒，绿地圈来卖万钱，纵情暴饮今朝醉，何患后人断炊烟。
中国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了青山，就能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可以种庄稼，栽果树，砍柴火，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冻馁而亡。也许有人说，高GDP可以为子孙留座金山，永远花不完的钱。其实，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当年，爱新觉罗氏的头几个皇帝为他们的凤子龙孙积累过一座金山，可是，八旗子弟不肖，慈禧每天吃掉200两银子，把北洋水师的钱用来修颐和园，不光是坐吃山空，还得通过南京条约，马关条约，把银子乖乖地放进外国人的口袋，最后留下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紫禁城，阴森冷落。金山靠不住，青山才久远。再说，高度增长的GDP并没有给多数人带来多大好处，几家人，几代人凑上200万元去买价值40万元的一套的房子；好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农民工的月薪还是1千多元。一座当代人都捞不到好处的金山，能指望他们的后代从中得到恩惠吗？盲目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是，烧毁了大部分人赖以生存的青山，筑起了少数人恣意挥霍的金山。毁了多数，肥了少数。中国崛起是好事，炎黄子孙无不为之兴奋，但生态与环境的问题的严重性万万不容忽视。
环境问题比给孙子买一套房，比慎重选择接班人还重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城市沙化，水源干枯，那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同志的反动路线已经没有区别，如何生存将成为至关紧要的第一大问题。就像山洪暴发时，级别，职称，家庭出身与政治面目，全都变得毫无意义，命大的才能活着出去。现在，人类的知识，技能，和财富，都远远超过了宋代，可对生态，对环境的认知与对欲望的节制却与苏东坡先生背道而驰，因为眼前的利益容易被看见，而未来生态的破坏似乎远在天边。当然，那些大款，贪官破坏了环境以后，赚足了钱，可以移民他国，把钱转到海外，祖祖辈辈，颐享天年。中国的环境，除了能为他们提供巨额财富以外，与他们不再有任何关联。可是那些出不了国的大部分人怎么办？他们将面临的是，气不能吸，水不能喝，菜不能吃，肉不能食，健康恶化，婴儿畸形，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景。愿东坡居士的生态观念能成为今人生活的指南。在专家们津津乐道地为我们的经济增长而踌躇满志的同时，是否应当慎重地想一想：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世界第一的时候，我们的生态环境将会倒数第几？
解决石油危机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开发新的能源，而是人类的自我约束，减少消耗，回归自然。
（王克斌文集2011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