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毛泽东生日110周年前夕
前言：再过几天就是毛泽东出生110周年（12月26日），进入12月，全国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已热火朝天，邮局发行纪念邮票，每晚电视充满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有好几部主角都是毛泽东，包括“延安颂”（40集），等等。
报纸上，网络上，文章千篇一律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不少人在网上表达了“誓死捍卫”的决心。有人贴了“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和谁拼命”。
本人不想和人拼命，只是写点对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如有错误，也望明白人指正。前面写了三篇“不跟毛泽东学”打头文章，这篇可作第四篇。篇名也可为“不跟毛泽东学好斗”。
先看几条毛泽东语录：
“与人斗，其乐无穷”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阶级斗争为纲”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自幼好斗的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生于湖南的农村，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对毛泽东要求甚严。
毛泽东十岁的时候，为了反对他父亲和老师，竟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在外流浪三天。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啊。”
试想家中长子，刚刚十岁的男孩，突然失踪了三天，生死不明，家中是何等的焦虑，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这是他与父亲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据毛泽东回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按照这个逻辑，他的父亲永远要干更多的事，那么他自己什么时候尽孝呢？
毛泽东还说：“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跳进水里。”“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以上见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毛泽东的父亲，当时的心态只不过是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出于对长子的懒惰的不满，说了几句重话，为此，却招来了少年毛泽东的仇恨，不惜在十岁时离家出走，十三岁与父亲当众对骂。
**不知反省的毛泽东**
如果说毛泽东少年无知，童言无忌，而他与斯诺谈话是在1936年，这时他已43岁了，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人，但是讲起这些往事，他竟然毫不觉得歉疚，而是沾沾自喜，以他自小就有“造反精神”，“斗争精神”，而夸耀于美国记者斯诺。说明他缺少修养，缺少孝道，缺少反省。毛泽东对他的父亲尚切如此，更何况是对他的朋友和同志。
毛泽东好斗的性格，造反的精神，在他的少年时代已经初步形成。因为缺少良性的引导，他自己又不善于反省，后来经过不断的积累，形成了他的“斗争哲学”。
他常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到底是受了哪些压迫？这些压迫是否因为他的过错而产生，他是不管的。在他的著作中从未检讨过自己的错误。
回顾历史，在二十世纪，毛泽东对中国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他的“斗争哲学”，给中国、给世界带来灾难，不值得人们效法。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和为贵”，“和”并不是没有是非，而是要争取用和平的方法，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是非，待人要从善意出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老父亲出于爱子之心，骂了儿子，儿子不应回骂于他，有人打了你一巴掌，你也不一定要还他一拳。如果为人处世，或领导一个国家，只认“斗争哲学”，提倡冤冤相报，以血还血，世界将永无宁日。
毛泽东正是带着小时形成的“造反精神”在1921年加入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政权之后，发起一次又一次血腥的“阶级斗争”，镇压反对者，迫害异见人士。在国际上也始终保持“好斗”，“好战”的立场。
**毛泽东与“地主”的斗争**
毛泽东对“地主”深恶痛绝，他在世时编辑出版的《毛选四卷》，开卷第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该篇第一句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章中论述的“敌人”，首先是“地主阶级”，毛泽东从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就组织、领导了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据毛泽东自己讲：1925年他到农村去组织农民运动，成立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后来又开办了一个推动农民运动的“讲习所”，目的是训练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与“地主阶级”做斗争。他后来主持了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
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际上记录了毛泽东当时是怎样组织农民与“地主”做斗争的。这个斗争包括：宣传敌视、仇视“地主”的思想，暴力斗争“地主”，掠夺“地主”的资财。
毛泽东在农村以贫农雇农为主体，组织农会，这个农会拥有无上的权利，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表现“无法无天”，他们可以把“地主”拉出来游街，戴高帽子，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可以到地主家里去杀猪出谷，在斗争激烈时，甚至不惜将“地主”活活打死，拉出去枪毙，。
以后他们还夺取枪支弹药建立农民武装。
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农村中造成一片恐怖，毛泽东却认为这样的恐怖现象“好得很”。
看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再比较一下“文革”，有多么的相似。同样的是“群众运动好得很”，“造反有理”，在文革中一些出身好的人，都可以自发成立“战斗队”，抓住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开批斗会、游街、抄家，把人打死了也是“革命行动”。
比较这两次相隔40年的毛泽东领导的“阶级斗争”，很是相似。
同样的无法无天，同样地鼓动无产者，没有文化，或缺少文化的人，向有较高文化的人进行斗争。同样地鼓动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向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进行斗争。
同样地制造社会的恐怖，在恐怖的基础上，一些人为所欲为，一些人备受摧残。
同样的是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大泛滥。
同样地发动群众运动，开展“阶级斗争”。
但是这两场相隔40年的阶级斗争，却也有不同，第一场运动主要是斗“地主”，而第二场运动，“文革”，主要是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斗那些当年斗过“地主”、后来当了官的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死后，这些当年斗过地主，后来当过“走资派”的人，起来翻案，把“文革”定成了“大灾难”，“大浩劫”。
而当年“斗地主”的事，在历史上如何作结论，在国内至今还不可能公开讨论。“地主阶级”作为人群的一部分，他们犯下了什么罪恶？为什么要用暴力对侍他们？为什么要消灭这个阶层？为什么要消灭这个群体？
**与“地主”代表蒋介石做斗争**
1926年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暴动进入高潮。在农村，“地主”资财被掠夺，人身遭侵犯，这违犯了国民政府的法制。蒋介石领导北伐正在推进，北伐军很多将领的父辈在农村遭到批斗甚至杀害，召来北伐将士极大的愤怒和抗议。
在这同时中共很多党员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批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一度当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当时中共还在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军队中成立秘密小组。按照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意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组织，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去争夺取国民党的群众。斯大林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必须是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以后丢掉”，这就是利用蒋介石国民党发展自身，以后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
1927年3月共产国际命令周恩来等在上海组织暴动，企图夺取中国这个最大的城市。结果中共死伤惨重。（见司马璐《中共“绝代巨人”陈独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在上海广州清党。于是毛泽东等人感到受了“压迫”，便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所谓“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从此就有了长达10年的国内战争（从1927年到1937年）。
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斗争仍没有停止。有人说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斗争，其用心、用力要远超过对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他用了主要力量发展自己。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只有二万多人，抗日战争结束时发展到一百二十万。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总结出了武装斗争，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抗日胜利之后，毛泽东与当时代表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寸土必争。毛泽东表示，“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他要维持武装军事割据，毛泽东的这种取向，决定了中国的内战必然爆发。
在以后三年国内战争中，为了打倒蒋介石，为了与蒋介石做斗争，多少中华好儿女死于战场，多少资财化为灰烬。（待续）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极左”立场，自然和某些人的意见抵触，党内、外有些人与他意见相左，凡有所表示者，都被他视为“右倾”“右派”。加以批判、斗争。
**毛泽东与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
陈独秀就曾抵制过毛泽东的错误，引来毛泽东的反抗。毛泽东说：“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要到1927年才达到顶点。”
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压制所有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见《毛泽东自述》P50、P51
后来在毛泽东等人的极力反对下，1927年8月7日，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毛泽东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农民暴动，毛泽东提出的纲领要求“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财产”，“组织工农革命军”、“组织苏维埃”，从此之后，共产党走上了公开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还表现在抗日战争之中。1937年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合作抗日，毛泽东极力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对抗。
王明当时有军队国家化，实现多党制，服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想法，这实际上是法国、意大利共产党后来所走的道路。
毛泽东的主张是极力保存实力，不与日军正面冲突，强调敌后游击战的作战方面。
王明说：“我们相信没有统一的正规国防军队决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大家都在喊游击战，好像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其实单游击战，没有与正规军队配合，是不能有决定作用的，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决战必须是强有力的正规军。”——见《王明传》P204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边区”是不准国民党和其他党派活动的，实际上是一党专政，对此王明提出：“边区政府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要统一的中央政府，拥护中央政府。”—见《王明传》P206
王明的这些想法，不符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夺取政权的思想，因此一律被毛泽东批判为“右倾”。
毛泽东与“右倾”作斗争，还一直延续到1949年建国之后，如在“土改”中，毛泽东主张要关一批，杀一批，要对地主开批斗会。当时叶剑英在广东省，主张少用暴力，于是被批判为“和平土改”，“右倾”。
1956年，按毛泽东的意见，要尽快实现时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农民的土地急剧地改为公有，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尽快收归国有。
当时的邓子恢（中央委员，曾任农村工作部长，任国务院副总理。）对此事贯彻不力，进展不快。于是被毛泽东批为“右倾”，说他是小脚女人。从关键岗位上撤了下来，1965年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陈云和周恩来反冒进，也遭到毛泽东批评，说他们“右倾”。说周恩来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1962年刘少奇纠正“反右倾”和“大跃进”的错误。在“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
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中的活动被毛泽东批为“形左实右”。
1974年，批判林彪，周恩来要批林彪的“极左”，不久毛泽东就说林彪是“极右”，不是“极左”。
于是全国又批判林彪的“极右”。
1975年毛泽东批邓小平“右倾”翻案，一直到毛死。
总结毛泽东在共产党内55年的活动，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被毛泽东反过“右倾”的人，都是一些在共产党内比较理智、比较尊重现实，或者比较正确的一些人。但是这些人都成了毛泽东“斗争”的对象。
在政治上，毛泽东有过无数次“反右”的记录，但是竟没有一次是反左的。，为什么毛泽东自入共产党，直到死于任上，在政治上都只“反右”，不反左呢？其实很简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都是一个极左派的领袖。
**毛泽东与资产阶级做斗争**
为了打败蒋介石，毛泽东要拉拢民族资产阶级。完成了“土改”之后毛泽东就逐步把“资产阶级”作为斗争的主要对象。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那场运动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七斗、八斗，从此以后“资产阶级”算是彻底被搞臭了。
1954年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文艺观。
1955年，他号召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发动写了200多万字的批判文章。
1957 “反资产阶级右派”。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压制22年。”
1959年批判彭德怀也挂上“资产阶级”。
1966年开始的“文革”十余年的“斗、批、改”更全是对着“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1975年批邓也是批他的复辟“资本主义”。
都是批“资产阶级”，是为了消灭私有制，也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国际上，毛泽东也是与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美帝国主义”作斗争，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苏修”作斗争
**与“反革命”做斗争**
毛泽东与“反革命”斗争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业绩”，早年他在农村，凡是反对“斗地主”的人都是“反革命”，蒋介石当然是“反革命”。
取得政权之后，更有“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反革命”不但有“历史的”，更有“现行的”。
建国后凡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现行政策流露出不满的都可以定为“现行反革命”，处死之人无计其数。
1967年公安部制定了一个“公安六条”，规定凡是反对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全国不知杀了多少人，不知判了多少人，本人在1978年判刑的罪名就是“现行反革命”。
毛泽东可能认为单个抓“反革命”不过瘾，于是又抓“反革命集团”，五十年代有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来有“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刘少奇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这是全国性的，上行下效，省一级，县一级，大学，也抓“反革命集团”。“文革”中，我所在的山东大学物理系还抓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逼得一个学生跳井自杀。
抓“集团”对毛泽东打击异己，镇压反对意见，是一个更为简便和快捷的方法。只要定了“集团”凡是参与者，同情者，支持者，知情不报者，都可以罗织定罪。
后来毛泽东把他的“阶级敌人”、“斗争对象”归结为“地、富、反、坏、右”。
现在回顾毛泽东的一生，自从他加入中共，就以领导“阶级斗争”为已任，五十年中，他所领导的国内战争和运动给中国民众带来无穷的灾难，他的“斗争哲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格，在他死后26年，我们应该认真面对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而不应该对他一味的歌功颂德，不应该步他后尘，给中国制造灾难。
2003．12．22于山东大学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