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儿的大名叫周廷祥,他和我一起进了普济小学。他比我小一岁,长得虎头虎脑,胖胖乎乎,招人喜欢。那时候,小学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放学后到同学家里去玩儿。大小儿家在东晓市北边的穿行店里,到了穿行店北口往东,那里有几座院子。他家在其中的一座四合院里。进门时有个台阶,经过门洞,就见到一个长方形小院。大小儿家住在一排北房里。

小学一二年级,我们常到大小儿家里去玩,因为他爸爸给他买了一个小足球。小足球不过五块钱一个,但是能花得起五块钱买玩具的家庭不多。50年代初,足球又是很热门的体育运动。收音机里经常实况转播足球比赛。当时名气大的球队是火车头队,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球员有张宏根、年维泗、张俊秀等。还有一位和我同名的左前卫叫王克斌。于是大小儿家的足球成了我们这几个男孩子共同分享的体育器材。

大小儿家的对面是大市,每天上午都有做帽子的、做衣服的、绱鞋的到里边摆摊卖货,基本上是批发。顾客来自北京四周的城镇或农村,这些个体经济当时还挺红火。我父亲在里边也有个摊位。大市西墙外和八道湾胡同口之间有块宽敞的地段,这就是我们的足球场了。大家把书包放到墙角,摘下棉帽子放到地上摆成两座大门。然后自报要踢什么位置。大小儿会玩儿,又有足球,自然是中锋。我是初学,还没入门道,只好选个二道,就是后卫。对方把球带过来时,捅上几脚,把球踹出去。鲁班馆家具店的儿子郭满立喜欢把大门。有个小同学还不知道位置是啥意思,一个劲儿地嚷着:“我踢中线!我踢中线!”惹起大家一阵哄笑。

我跟大小还学了不少动作,包括胸部挡球、卸球、定球、转顶、背丫儿、奔丫儿等。所谓丫儿就是脚丫子。背丫儿就是把前方飞来的悬空球倒钩一脚,把球踢到身后。1989年秋,我都45岁了,和一帮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在斯坦福的大草坪上踢球。没想到我还能来个悬空倒钩的动作,把球丢到身后的大门里,然后后背躺在草地上。那是我一生最得意的一个动作了,可惜没人录像。这还得感谢我的小老师,大小儿。

有一回,我们踢得正在兴头上,头上冒着汗气,我父亲出去办事穿过八道湾走过来,看见我踢球。他命令我回家,我连忙从地上拾起棉帽子和书包跟着他走了,为没有尽兴而感到遗憾。父亲小的时候大概没玩过足球,不晓得踢足球的乐趣。那时的孩子对父亲很尊重,父亲说了什么,孩子都得听。何况我爸爸还经常给我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革命道理。当然他都50岁了,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去死。我恋恋不舍地回头看着继续抢球的同学,带着遗憾和父亲走回家去。

三年级后,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对京剧产生兴趣,除了清唱,有时还排练折子戏。排练厅选在吴新水家的家具店的库房里。他家在东晓市路北,靠近红桥,对面是罗圈胡同,旁边是东明园澡堂。有一次我们六七个人要排练铡美案。吴新水演包公,大家推举大小儿当陈世美。他虽然不会唱,好在挨铡的时候也没多少台词。几位刀斧手按着胳膊把他撂倒在长凳上。当吴新水宣布开铡的时候,大小儿忽然觉着不对劲儿,吓哭了,一个人怏怏走回家去。折子戏因陈世美同志临阵脱逃而不欢而散。

在我们班上,大小儿的家算是比较殷实的一户了。人们尊称他爸爸为周老板,他在水道子街的南口,东晓市的路北开了间门脸,雇了几个工人,经营着做衬衫的生意。周老板平日里总是笑呵呵的,对大小儿的那些小同学也很和善,并不厌烦。他最喜欢的就是他的两个儿子,白白净净,仁义大器。二小儿叫瑞,比哥哥小两岁,说话有点大舌头,对踢足球没啥兴趣。

周老板跟我们胡同的乡里乡亲都很熟悉,尤其和南院的郭二姐,他们之间有过业务往来。大小儿也常到她家去玩。不知道从何论(LIN)起,胡同里的人都管大小的母亲叫二姑。好像因为叫惯了,二姑成了代名词,没有辈分的意思。也没人问自己的父亲:“她是不是您的姐妹儿?”

大小儿家境比旁人要好许多,周家除了四合院,还拥有一处门脸,在当地算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家了。冬天,他家堂屋里的煤炉子烧得挺旺,很暖和。放学后,我喜欢到他家去,一起去做作业。

还没来得及公私合营,待人和气举止风雅的周老板因病去世。于是大小的家境开始变化。不久,二姑也参加了工作。公私合营后,他们家的门脸改装成了理发馆。工人和伙计也散了摊子,有个在国军里干过的伙计还拿起推子,改行做了理发师。

小学毕业后我和他的成绩都不优秀,我往金鱼池的方向去了第90中学,他到了东边的第49中。有时我们会在路上碰面时说上几句,有时他在看望郭二姐时也到我家顺访,交流上中学的心得体会。

初中毕业后,我进了海淀区的清华附中,他去了崇文区的第26中,都是全市有名的好学校。我需要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和大小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高一暑假,我正在自家的小破屋里看书。大小儿带着他弟弟二小来了,约我到北海公园去玩。我说:“我可没钱。”这是实话,当时我家和国家一样,正处在困难时期,我连五分钱的五路无轨钱都得节省下来。买完票数到第六站下车,剩下的几站自己走回去。大小说:“不要紧,一切费用由我出。”我们三个乘车去了北海,在绿树红墙之间划船,喝汽水,吃冰棍,大小对我很大方。我很感谢他们兄弟二人的慷慨和友情,在那个困难的历史时期还让我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上高中后,大小变得成熟多了,对学习也更加努力,成绩也不错。毕业时,他可能已经感悟到资本家出身会成为他考进大学羁绊。于是他选择了放弃高考,到宁夏务农。我没出身不好的包袱,放心大胆地报考了清华,还是机要系。从此,跟大小见面的机会几乎没了。

听郭二姐说,大小在宁夏养蜂,干得不错。还戴上了黑框眼镜。我为他能在农副业做出成绩而高兴。

1999年夏天回国时,听说他已经返回北京。大小、二小对二姑十分孝敬。一天晚上,我从东晓市走过,到了穿行店,忽然想到大小家。于是转身走了进去。到了院里,喊了几声:“周廷祥。”没人搭理。只听到北房里杂乱无章的吵闹,大概是一群外来的打工仔。很遗憾,没见到这位小学的朋友。后来,听说他搬到西园子街去住,他有个女儿在某个电视台当电工。

人老了,总爱无影无踪地回想过去。我的问题是想完了也没办法重回故里,找寻我过去的足迹,探访我以往的朋友。退休后留在国内的好处是想看谁就去看谁,只要你还能动弹。呆在异国的好处是想想谁,就去想谁,只要你还想得起来。

在交通和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球小了。可对我来说,它还是很大很大。每天,我只能在我住所的附近孤独地散步,降掉血液里多余的糖分。仅此而已。

后补:几乎每次回国,我都想找到这位当年要好的小学同班,每次都失望而归。没想到2017年在北京的时候,在返美的前一天,跟大小联系上了。当时我正头晕(耳石症)。家人劝我下次再见吧,我无论如何不肯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大儿子开车带我在天坛北门与大小见面。

原先又白又胖的小伙,如今成了北京人常说的那种老头。大小皮肤发黑。大概是塞外的寒风过于冷酷。我们到方庄的一个饭馆共用晚餐。他说了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本来他在高三时想考进北大图书馆系,可是由于出身,老师阻止他参加高考。

于是他刚一毕业,就去内蒙农区插队。养马、种庄稼、养蜂、当老师。他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他和当地一位姑娘结成连理,育有一子一女,子女都很孝顺。90年代,托同学帮助,回到北京。他在一个中学教地理课。现在已经退休,过上幸福的生活。

图55 阔别52年后,大小和我又聚到一起,二人沿着不同的路,饱经沧桑,老态龙钟。

2014 年12 月

(选自文集《渔舟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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