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中会产生一批热心公益的积极分子和民意代表；这些人扎根于民众，受到民众的拥戴，将来中国实行民主竞选，他们由于积累了经验，聚积了人气，会脱颖而出，成为政治人物，这应该是中国的草根政治的基础，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山大分房抗争的历史因由**
山东大学教职工的住房分配，通常是先对每个教工，算出一个总积分，然后按这个积分排队挑房；总积分以工龄为主，考虑职称、职务或乘上系数计算出来。但是近年学校提拔一批年轻干部，他们工龄短，虽有职务加分，仍排在教授的后面，于是他们就提出按“等级”分配的“方案”，使自己抢先分房。
1998 年学校首先打破原来的分房办法，采取按四类人员分别排队先后选房，一类是老博导，二类校领导，最后一类是新博导。遭到众多教工的反对，大家编了顺口溜：“老博导、新博导，护航保驾校领导（谋取利益）”。这个顺口溜即刻传遍了全校，压力之下有的领导竟自我解嘲的叹息道：“想住好房，就不要怕挨骂！”基于教工的不服，2001年分配集资建房时，又改回大排队的方法。
按照道理既是“集资”建房，在出资上大家是平等的，就应由出资者选出代表制定分房方案，而不应该由校领导等少数人来决策分房方案。
不久前，山东大学利用学校土地，新盖1114套集资建房（比市价便宜），山大的领导人又利用特权制定五个等级的分房“方案”（办法见前文《山东大学分房风波》），“方案”侵占多数教工权益，公布后，大家利用各种方式奋起抗争，最后获得一定成果，本人参与其中，得到不少启示。
在中国大陆，基层干部为谋自身利益，侵占群众权益的现象很普遍，山东大学并非特例，现将近年来山大分房抗争过程，做些简单记录和分析，并把一些资料展露出来供大家参考。
**签名信的意义**
为了维护教工的权益，反对校领导按特权分房，山大教工采取多种途径，反映自己的意见，组织签名，成了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
2001年原生物系主任王龙教授（已去世），李庶长，孙文广等113名教工签名写了《对集资建房的几点要求与建议》。
2004 年12月的一封“关于集资分房分配问题致上级领导的意见”有300多人签名，这封信在40人上访省委时，交给了省委信访办，并寄给了中央有关部委。有些热心人，拿了打印好了的信到每家每户去宣讲去征求签名。这种信件在签名过程中广为流传，起到了一种宣示和交流的作用，签名信实际上也是一份传单。
**小字报的作用**
一般的签名信虽然能在教工中传阅，但看到的人有限，仍不能起到公示的作用，于是开始贴小字报。
关于分房，最早署真实姓名的小字报出现在1999年，是管理学院教师孙柏录所写，他对分房中的不公现象提出了批评，但是这篇小字报贴出后很快被工作人员撕掉，他立即找到校领导表示抗议，并写信给山东的领导人。
2004年学校要搞集资建房，10月23日，山大东区家属院的公告栏上贴出了一份小字报，标题是：《有关集资建房问题的群众意见》署名是：“化学与化工学院离退休教职工”。这份小字报要求学校召开集资建房群众大会，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
过了两天（10月26日）又有“一群教师”贴出了《关于集资分房“职级系数”的意见——致校领导的一封公开信》
2004 年11月24日学校公布分房方案（草案），首次提出了，按五个批次等级选房的操作方案。这“草案”一出台遭到多数教师的抨击，一时小字报贴满了布告栏。小字报一直连续到2005年一月下旬。累计有数十张之多。小字报也贴遍了东校区的各个宿舍。不但校内教工在看，校外的关心者也来看小字报。
小字报内容有多种形式，既有评论也有纪实，还有诗词，顺口溜，既有针对学校领导的，也有讨论岗位制博导制的问题。既有大块文章也有短文，短语或在空白处用彩笔写上几句话几个词，公告栏成了一个论坛，花花绿绿，煞是热闹。
在寒假前，2005年1 月12日贴出了署名“山东大学东校区部分退离休教师”的《致东校区教职工的一封公开信》，共计六页，系统阐述了抗争者的观点，贴到了东区几个宿舍。大家说等待春节之后再做计较。
小字报起到了表达、汇集民意，交流信息的喉舌作用。当今电脑进入家庭，打印不成问题，小字报很容易复制，撕了一张可以再贴一张。
**上访请愿与准备游行示威**
大陆兴起的上访活动，在山大的分房抗争中也被应用，为了反对按特权分房，在校内一共组织四次10人以上的上访，最多一次有约80人参加，12月13日约40名教工去山东省委上访。
这些“上访”实际上是一种请愿活动，即到有关部门去表达申述和抗议，同时也是在公众场合展示民情民意，以求大众的同情。当然也希望通过“上访”争取上级机关的支持。
上访活动也是一种聚会、一种论坛。群体上访有很多人参加，他们聚集起来可以交流看法，可以宣讲观点，宣读有关的资料。（有些观点和资料要反复的讲才能使多数人记住）我们在组织上访时就考虑到有关领导人如果不接见，我们就在等待的场所（校内的会议室，工会厅）举行演讲会，事先请一些人做准备，会场上也会有人跟着讲话，不时有人插话。讲话经常被掌声打断，场面很火爆。每次上访回来，很多没有参加的教工都在追问上访的情况。
教工到省委上访，接触社会，有不少收获，一位教师回来后写了《教授上访记》，张贴出去，还在网上发表。通过四次上访和连续不断的小字报造舆论，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在校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支持抗争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很多人提出来，校方如果再继续坚持原来的“方案”，就要去北京上访并申请游行。有当过律师的教师，开始准备申请游行的文件，有人募集款项，准备去北京“上访”，这些活动都是公开地议论和进行，组织者也有意让校方知道。后来校方对分房问题做出让步，大家才停止了申请游行和去北京上访。
**抗争中的群体分布**
在这次分房抗争中，多数是党外人士，也有共产党员，还有“民主党派”成员。抗争者以退离休人员为主，这些人，后顾之忧不多。有关领导难对他们制裁，报复手段较少。而在职人员则受提拔职务晋升职称的威胁，还有家庭的制约，所以多数敢怒不敢出头，暗地里表示支持者很多。在群体抗争中，大家自然寻找安全途径，希望不要“出事”。开始时有人不敢签名，后来签名的人多起来，上访也是一样，开始人少，看看没事，参加的人就多一些，但走出校门到省委上访，很多人还是有顾虑。
写小字报也是一样，开始很少有人写，后来贴的多了，很多人会跟上，但是署上真实姓名者仍然极少。10月6日到学校上访，校长不出面，等接待过程中，举行演讲会，有人做了记录，我整理后贴了出去，结果很快被教工撕掉，因为其中提到很多发言者的名字，有些人虽然敢于在会上讲，但却不愿意以真实姓名发表，说明了很多人在维权过程中，心存恐惧。
为了使大家增加安全感，所以在签名时往往要把一些知名人士排在前面。40人到省委上访，当要求推举三位代表面谈时，挑选出的三个人全是共产党员。很多上访、请愿、示威安排老人、妇女在前面也是这个道理。
**山大分房抗争的成果**
山东大学教工最近一次的分房抗争，持续几个月。校内教工的维权到处可见，有人还利用中共党的会议，民主党派的会议机会发表批评议论。这次抗争带来了以下几项直接的结果：
其一：迫使学校改变原来的分房进程，学校原来规定的选房交款是在04年11月底前完成。由于抗争，只得推迟五个月。到05年4月公布新的分房方案，月底结束交款。在推迟的五个月。五个月中教工的意见得到了充分地公开地表达。
其二：最后校方出台修改过的新方案，做了某些让步和调整，使退离休教工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的照顾，如改变了退休正教授，离休副教授必须在博导、二三级岗干部之后挑选住房的办法。现在可以和他们并排挑选住房。
其三：一部分住房的一二层只准退离休教工挑选。使得年老体弱的老年教职工避免爬楼之苦。
山大教工的抗争，尽管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分房方案，但是还是争得了一定的改进，使大家受到鼓舞。
**分房之外的成果**
分房抗争的另一个间接的成果是，大家争取到了在公告栏中贴小字报，就校内事物发表评论的权利。这个权利一度遇到有些干部的置疑，但大家奋力抗争，小字报还是保留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也为以后维权抗争，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和平台。
这次抗争的结果，还说明了谁抗争，谁受益，积极参加抗争的群体（主要是退离休教工）受益更多。而一部分在职，正副教授和一般干部，由于他们顾虑更多，参加抗争深度有限，所以最后受益也较少。权益受到的损害也更多。
抗争过程说明了自己的权益要靠自己去维护，不能等待恩赐这种道理如果深入人心必然会推动公民维权活动。抗争过程对参与者，观察者都有一些教育，另外抗争过程也培育了一批积极分子，还有一件事，被广泛评论为与这次分房抗争有关。2005年1月，济南开始发放“同城补贴”，在济南市只有山东大学一个学校正教授每月的补贴是405元，（相当于副厅级）而济南其他高校，正教授的该项补贴都是320元（是按处级干部发放）。“正教授应该享受厅级待遇”，正是山大分房抗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据说，有关方面考虑如果在“同城补贴”待遇上让正教授只享受处级待遇，会为山大分房风波火上浇油，所以给了他们厅级待遇。有人说这是分房抗争的副产品。
当然由于现在的大环境和体制的限制，要想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争取到根本的公正也是不可能的。住房的分配，也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一个过渡性的问题，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这种问题会逐步消失。但是作为公民维权，却会长期存在于中国的社会之中，是个长期的过程，
**从分房风波透视“特权”**
山东大学现在是一个有上万名教职工的大学，它是现有体制下的一个基层单位。在计划经济下，一个大学，实际上是一个社区，一个小社会，有人说大学，除了火葬场不办，别的什么都办。大学实际上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在大学也都有反映，从这一点上来看，大学和社会上的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并无两样。所以从一个大学，也可以透视整个社会。
一党专政的国家，是一个充斥特权，发展特权的国家。大学里自然也少不了特权。山大的分房问题，更是突出的反映了这种特权的现象。在早期高校的分房，是按照总分排队。为了维护领导层的利益，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分批挑房的“草案”，即校领导和管理关键岗（主要是院长、院党委书记）在第一批先挑住房。剩下的第二批再挑，这里包括二三级领导岗（包括正处级领导岗、系主任）。再剩下来第三批才是正教授。（后来经过抗争提到了第二批），然后是副教授、副处级及其它。这样的方案，总体来讲是维护校领导和院系领导的特权利益，为了使得维护特权的本质不要太露骨，他们添加了些装饰，在第一批的93人名单包括了七名“长江学者”。其他的80多人则多是校领导和“管理关键岗”。
**维权抗争和草根政治**
近年来大陆维权抗争风起云涌，基层经济维权更是一项普遍的维权活动，经济维权的自然引深，当是政治维权。
凡是维权都有相似的内涵。其一是，必须要有维权的意识、，要有维权的信心。其二是：集体维权必须要有一定的途径，签名信，小字报，上访请愿，申请游行、示威，都是可行的方式和途径。其三是要有维权的组织者，要有打头的人，积极分子，而且这些人正是通过基层的维权逐步锻炼出来。
其四，在中国群体维权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中会产生一批热心公益的积极分子和民意代表；这些人扎根于民众，受到民众的拥戴，将来中国实行民主竞选，他们由于积累了经验，聚积了人气，会脱颖而出，成为政治人物，这应是中国的草根政治的基础，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当年波兰团结工会，就是组织工人反对物价上涨，争取结社自由，从这些维权开始，扎根于工人之中，最后取得自由和民主。出身于工厂的电工的瓦文萨组织团结工会，后来成了波兰的民选总统。
**机制程序的腐败乃最大的腐败**
分析山东大学的分房方案，可以明显感到这是为校领导及“管理关键岗”等干部设计的方案，使他们能抢先分房。为什么这样的方案能够出笼，付诸实施？这样的方案是由什么样的程序制定出来的？
山大分房“方案”的最后决策机构是二个，一是“学校党政联席会议”二是“教代会主席团”。学校“党政联席会议”是由学校的党委正副书记、常委，正副校长们组成的，即校领导。而“教代会主席团”的主要成员是各个院、处级领导人，即所谓处在“管理关键岗”的人员。
他们自己坐在那里制造理由，制定方案，把自己排在最前边，挑选最好的房子。他们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所谓“批次”，是官本位产物，利益按官大官小分配。
分房中出现了奇特现象：每一次分房都是从大到小各级官员枪好房的机会，他们从新房再搬到更新的房子，因为上一次分房时他们已经受到照顾，住进新房，而下一次的分房他们还要“优先”，又挑到更新更现代的房子，群众把这批官员称作“搬家专业户”。
更有甚者是工龄59年的生命学院的黄浙老教授，今年九十岁，累计积分一万多分，竟排在二、三千分的处在“关键岗”的徒子徒孙后面分房，他在分到房子交款后三五天内，还没住进新房就去世了，对此教授们唏嘘不止。
所谓“关键岗”只是一种流动性的、年年在变的、由领导人决定的岗位，怎么能和干了一辈子的老科学家、老教授相比呢？
这次分房是属于“集资”建房，在出资方面，大家平等，理应由出资者选代表，来制定分房方案。但山大分房却没有这个程序。是校领导和关键岗的成员来进行决策，利益当然会向他们倾斜。所以说程序的腐败乃最大的腐败，程序和制度的不公正乃是最大的不公正。
清醒的人们应该在程序上制度上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5年5月14日于山东大学
（5/13/2005 13:43）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