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幸与异见人士刘晓波和刘荻相遇，知道他们家经常被“站岗”，使我想起赵紫阳被站岗16年和文革中的“牛棚”，“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大浩劫，其实我们离“文革”并不远，不知将来历史学家，是否会认为我们至今仍然处在大灾难和大浩劫之中？
**刘晓波六四到青岛躲避“站岗”**
刘晓波为了躲避六四家中被“站岗”，今年夏初住到青岛市郊，沿海一个小宾馆，有几天我和他同住一层，常在一起走海滨、去崂山，闲聊之间，才知道，几年来他家门口，经常有官方所派的站岗者，每班约四人，一天三班共十二个人，限制出入，最严时全家不准出入，也不准来访；略松点，太太可出去，但也要派“跟班”，再宽松一点则刘晓波也可出门，但出门必须有“跟随”；如果到饭店，跟班也要进去，常同桌而坐，敬其酒菜，皆婉言拒绝，据说有一次，进了饭店，跟班坐在吧台，时间长了服务员问他是否点菜？要酒？皆曰“不要”，服务员说，我们这里最低消费是50元，请交钱，他们只得悻悻然到门口外面站着。
今年5月中旬，刘晓波到青岛来躲避“站岗”，直到6月6日才回北京。我问他这种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站岗”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他说去年，从两会前的二月到六四之后六月中旬，大概站岗有四个月时间。我对他说，你家一定不会招小偷。
**刘荻家中也“站岗”**
刘荻（不锈钢老鼠）原是北师大学生，为写异见文章坐牢，出来后家中经常被站岗，今年六月四日我在北京与她相遇，一同去天安门广场。她说今年前五个月站岗已有三十天左右，赵紫阳去世，两会期间都要站岗。站岗不但在楼下，还要站到楼上，楼上的门口至今还放一把椅子，供站岗者使用，站岗不但有人，还有车，车有时还不止一辆。刘荻这次是偷着跑出来，晚间祖母给她打手机，要她快回去，说已经有人来问过了，她只好赶快回家。刘荻说：“明天我把门口那把椅子给他拿走，干嘛站岗还要坐着，我让他站着。”
当然受命“站岗”也是辛苦差事，在一个没有岗楼和值班室的人家门前站岗，寒冬、炎夏之苦可想而知。有位年轻的警察对刘晓波抱怨道：我这一生的工作，从九十年代到今天，几乎都是在给你站岗，这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对赵紫阳等人的软禁**
1989年，前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民主运动，被罢黜总书记，从那时开始，家门口就被站上岗，软禁十六年，直到离开人世。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1989年六四后被判刑八年，刑满释放，本应恢复自由，但是从监狱出来，立即转入软禁。一年后，才能外出。后来因为不认错，在海外媒体发表异见文章，于是家门口又经常被“站岗”。
其他像天安门母亲丁紫霖，异见作家余杰、张祖桦、和胡佳等，在所谓的敏感时期，都经常会被站岗，限制人身自由。
中共统治下，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是一种普遍现象，从上个世纪23年代肃清AB团，到40年代延安抢救运动，50年代肃反，文革中，60年代清队，70年代一打三反、清查5.16，到了90年代末开始的镇压法轮功和长达48年的劳教制度，都是侵犯人身自由。
**“文革”中的“牛棚”**
海外的朋友和国内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牛棚”。我只得以自己亲身经历向他们介绍。“文革”中我在山东大学被关“牛棚”三十个月。
1966年5月底开始，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很多人被贴出了大字报，被批斗，揪出了很多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份子，这些人通称为“牛鬼蛇神”，后来他们中一些人被陆续关押起来，关押的地方就被称为“牛棚”，是关“老牛”的地方。
文革中给我的冠名是“反革命分子”，六月初被关过，后来“清队”、“清查”516又两次关牛棚，白天由专人监视，在校内参加体力劳动（如扫厕所或者去农场劳动），或在监视下交待问题。
牛棚可以是原来的住处，晚上外面要反锁着，有人站岗，屋内不准关灯，监管人是可以随时进去察看。如果要出来“方便”要先请示，外出时必须有人跟随。
文革中的关牛棚和现在刘晓波、刘荻等被“站岗”十分相似。
山东大学的“牛棚”，多设在实验室、办公室、地下室或车间，强迫被批斗者入住，有时与看守人员分住里外间，外间住看管人员，里间住被看管者，也有住在大楼里，楼门口有人站岗，晚上大门上锁。吃饭则有家人来送，或者排队去食堂吃饭，由监管人员押队，有的人身上还要挂“反革命分子”、“地主孝子贤孙”等牌子。1968年“清队”，山东大学物理系教职工一百多人，关牛棚的就有38人；排队到食堂吃饭，浩浩荡荡，也是一种游街形式。一些不懂事的学生，在旁边笑骂，吐口水，丢石头。被关在牛棚中的老教授和干部，在一些学生心目中，就像当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从此威信扫地。
现在看来文革中的牛棚，自然是毛泽东“无法无天”的产物，一些“群众组织”，“革委会”有什么权利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呢？牛棚的另一个作用是，制造民间恐惧，被关者，会被告知赶快交待“罪行”，否则要继续关下去，还会送去法办，牛棚外面“有问题”的人会被告知如不揭发问题也要被关进去。如是，很多人就互相揭发，威逼之下一些人还会为别人编造“罪行”，牛棚也是逼供的一种方式。
**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关押**
中共统治下，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现象屡有发生，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镇压法轮功，再次达到一个高潮。中共镇压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弹，纷纷去北京示威上访。于是各省都去北京把法轮功学员抓回当地，先由公安关押，以后转本单位看管。这时的方式又不同于以往。我所在的学院，有一位教师，因为法轮功的问题去了天安门广场，被抓回来，先由公安机关扣押，后转回学校，被软禁在山大留学生楼之中，每天学院派教工，轮流对他们进行24小时看管，家中一日三餐来送饭。
这种“宾馆”式的关押，住宿条件较好，表面上看不同于“文革”中的牛棚，对外并不声张也很荫蔽。我们学院的那位教师，关在留学生楼，很多教师，长时间都不知情。
但这种“关押”对被关者的压力，并不亚于“文革”中的牛棚。其一是经济上的压力，因为“宾馆”虽是强迫入住，但是每天房费120元（每月3600元）却要自己交纳，该教师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对一般的月收入几百元的工人，要是强制住进了这种高级宾馆，压力会更大。
其次的压力是来自家庭。一人被关，全家受累，每天要送饭，有关方面还要给家人施压，要他们做被关者的工作。于是一个被关押者，就必须每天面对丈夫的数落，孩子的哭喊，父母、兄弟姊妹等亲人的劝告，这种精神的压力该有多大？
其三的压力来自单位，领导人的开导，同事轮班看守，晚上还要陪宿，不计工作量，没有加班费，他们虽不当面抱怨，但对被关者压力却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被关押者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屈服了，认错了。这种高级宾馆中的软禁，在全国绝不是少数现象，与“文革”中的牛棚相比，都是一样的侵犯人权，剥夺公民人身自由。
**连续四十八年的劳教制度**
1957年为了整治“右派”，中国搞了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劳教制度，不经正常的法律程序，没有法律的授权，通过劳教，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劳教制度成了打击异见人士、不同信仰者的手段，成了整治反腐斗士、揭批官场黑幕者的途径。中国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中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而现在的劳教制度并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是一个法治国家，怎能随意把公民关进劳教所？怎能随意在公民门前站岗？限制公民出入，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
**“肃反”中的站岗**
追溯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共的统治下，非法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由来已久。1955年我在山东大学念书，当时开展“肃反”运动，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被整，要他们交待1949年前的“反革命”活动，49年他们还只是不到15岁的孩子，追查他们是否参加过“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有些则追查1949年后是否收听敌台的问题。我的同学潘希正，成了追查对象，被关在山大文史楼的地下室中，同学轮流“站岗”，送饭，后来他在威逼恐吓之下精神失常，没有查出问题，他却被逼退了学。当时我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肃反中也成了重点追查对象，对他的住所派人监视，有些人常到他家骚扰，他就在自家门口贴了：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0条，的告示。（有关内容见刘海军著《束星北档案》第3页）
1949年之前，在中共统治地区，不经法律程序私自关押的群发事件，层出不穷，致死了很多人。
延安时期有个有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当时整了不少人，也是把人先关起来，当时的王实味，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就被关押起来，最后被处死。
**我们离“文革”并不远**
近年来反复出现的，为异见人士站岗，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剥夺了其他公民与其交往的自由，追溯历史，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由来已久。这些都是“无法无天”的表现，造成了多少人自杀，精神失常，家破人亡，近年来为异见人士站岗，与“文革”中的关牛棚完全是同一种性质的行为，即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文革”被定为一场浩劫，其实我们现在离“文革”并不远。很多做法，正是“文革”的继续。不论是叫“牛棚”，还是叫“站岗”，性质都是一样的。
“文革”中一些国家高级领导人受到了冲击，他们被罢了官，受到了侮辱，当时的“无法无天”伤害了他们。
后来他们终于翻了身，掌了权，于是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也要反对“文革”，把“文革”定成一场浩劫，一场灾难，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反对“文革”只不过是为了重温他们的权力梦。这些人一旦大权在手，则仍是“无法无天”那一套。
六四镇压学生运动不是无法无天吗？
后来镇压法轮功不是无法无天吗？
给异见人士站岗不是“无法无天”吗？
他们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大规模、明目张胆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力，无法无天。
我们应该大声疾呼：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必须要有确实的保障；非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必须受到严肃的惩罚。
2003年6月23日于山东大学
（6/23/2005 9:39）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