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六月三日被公安从北京车站押回济南，六四再被公安传唤，次日开始了电话骚扰，直到九月下旬，前后将近五个月，使人不得安宁，精力分散，影响生活、写作，现公开真相，一是谴责做恶者，维护权利，也让同道们有所准备。
（一）四部电话骚扰声通宵达旦
5月5日下午开始，我家的四部电话（座机手机各两部），轮流振铃，每隔15秒，听到一次响声，当夜通宵达旦，拿起电话却无人答话，全家大惊，立即打电话给公安110报警，答曰：“我们给查一下”。
山东大学李昌玉老师，同步和我一起受到骚扰（近二年他不断在海外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5月26 日我家电脑被公安抄走他首先向海外报道）。这种骚扰，开始是通宵达旦，4部电话一天24小时振铃5千多次，后来骚扰基本按公务员上班时间，早上8点多开始，下午6点前后结束，中午还常有2个多小时休息，他们对我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一旦本人到外地，骚扰就停止，妻子的手机号码，只有家中三个人知道，他们也能查到进行骚扰。
开始时假节日，电话照骚不误，后来减少或暂停，这种骚扰从5月5 日延续到9月下旬，发出骚扰的手机号换了四个，分别为13969062375，13210553430 ，13066611145，13964100643。
（二）给我们家造成的伤害
骚扰开始，全家很恐慌，妻子说：这样下去人要发疯了，我只得把她房间的电话分机线给拔了，她的手机给关了。有人说，你把电话全关了，不就没事了吗？但我们怎能放弃现代最主要的通讯工具呢？有人说，可以换个电话号码，但为了换号，要告诉多少亲友？而且换号也要带身份证，能保密吗？
为了减少声响，李昌玉老师用棉被把电话盖起来，我如法炮制，声音小多了。但离开稍远就听不到振铃，会漏接电话，民主党派主委通知我开会，打了三天电话，最后只得上门通知，很多朋友因为打不通电话，只得登门拜访，询问究竟。
（三）我们的抗争
我和李昌玉两家对电话骚扰做过多种抗争，打110报警不下七八次，他们开始说要查一查，后来告诉我们，如果捉到了骚扰者，按条例，应罚款200元，行政拘留5——10天，但是谁去捉拿犯事者呢？他们说可以到派出所报案，于是李昌玉老师去报了案，派出所在8月21日也把我叫去问讯作笔录，至今也没有制止骚扰。
为了使山东大学领导人能知道我们遭到的不幸，我找了学校的领导人，包括校党委书记、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山大公安处长、民主党派负责人，也利用我参加的会议广而告之，李昌玉老师也找过铁通、移动电话公司，都是无功而返。
今年以来，虽然受到官方多种打压，但是对家庭生活、对写作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电话骚扰，抄走电脑、警局传唤都是短暂的事，跟踪、监视，那也只是出了门才有感觉，而且持续时间不长，但电话骚扰不一样，它使人不得安宁，分散精力，深深的影响生活和写作。
（四）对电话骚扰的认识
关于类似的电话骚扰，少见报道，只看到余杰曾遭到两个半天的电话骚扰，其中6月16 日他接到的骚扰手机号码，与我们接到的相同，都是13210553430.
说明这种电话骚扰的对象都是异见人士，目的是为了打击反对派，压制异见，而且是跨省的。
这种电话骚扰方式，是否会扩展到对待其他人呢？可以拭目以待。我们把受骚扰的过程公诸于众，一是对做恶者的谴责，也是为我们的同类，提供一些信息，以作防备。
（五）谁是做恶者
是谁对我们家的电话，进行长达近五个月的骚扰呢？
有人说可能是些愤青的个人所为，我想不会那么简单。骚扰者能够准确知道我离开济南的时间，也能准确掌握我家二部手机二部座机的号码，说明他们身份并非一般。
他们的骚扰很专业，比如每隔15妙分别对四部电话轮流发出骚扰信号，而且可以连续发出30 个小时，这必须要编制电脑程序，要有专业器材技术，投入时间和精力，一般的散兵游勇、调皮青年难于完成这种工作。从骚扰的精确性、专业性、持续性知情性来看，做恶者是一些有政治、经济背景，有组织能力的集体所为，这些人的工作时间大体与公务员上班时间大体吻合。
这些做恶者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不愿枉加判断。
但是他们的骚扰行为既缺德，又违法，是些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的下三滥。他们到底是黔驴技穷、还是想借噪声杀人，我也弄不清楚。
我们已多次向公安报案，至今没有原委，无法制止骚扰，不知道是公安不认真？还是有难言之隐。我们现在只得利用媒体来披露真相，呼吁还给我们免受骚扰的权利。
2006年9月30 日于山东大学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