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导演詹姆斯 埃弗瑞（James Ivory）的《伯爵夫人》是一部关于流浪在异乡的孤零人的电影。电影中异乡是上海，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上海；生活在上海的孤零人，是落魄穷困的帝俄伯爵夫人索菲亚、目盲的美国外交官陶德、敏感而尊贵的日本军官 他们生活在异乡的土地上，他们的命运，凄迷而忧伤。
三十年代的上海曾经是成千上万的俄国革命的对象白俄出逃的第一站，那些流离失所的富贵人，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零人，在这无数的孤零人里，一个中年的沦落到当歌女的甚至卖身的俄国贵族的美貌女人、一个翩翩风度的家破人亡的内心绝望的外交官，就在这上海相遇，相爱。在异国的上海，在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末，在法西斯战争的阴影之内，这爱情温暖着他们，却不能把他们的生活照亮。
多年前我看这个电影，在葛地茨堡那个小镇，我走出电影院，悲凉之雾弥漫。同去看电影的同事说，“你真得感觉那么强烈吗？” 他的话让我无语沉默。那是一个冬日，葛底茨堡的战场一片荒凉。我每天从战场中穿过，在弥漫的早雾中开车去办公室，开始每天的教书日子，晚上我开车穿过战场，一百多年前的战场广漠而冷静，回到我的靠近森林的家 我的房子美丽而孤单地站在森林边上，于我同住的是一匹马。这样的日子，我的生命十分清凉。
此刻我流浪到上海来了，跟随我的居然是我当时看电影的同事，他现在继续做我的同事，在绕过一个十年的圈后。十年一晃，恍若隔世，看完这部电影十年后，我再次想到这个电影，想到这个电影表达的流亡的孤零与渴望。
今晚我与在上海的孤零的异乡人们对饮，在上海的一个俄国酒吧里，在俄国侍者的俄语和俄国歌女的哀伤的歌中。这俄国风味、这些孤零的异乡人们，让我想到埃弗瑞的电影。
聚在这酒吧里的几个人，都是流浪并四海为家的人，除我之外，他们全称自己是澳洲人，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出生在澳洲，他们都是成年后移民去的澳洲。杰克是加拿大出生的，近三十岁时移往澳洲，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他曾经是一个激进的嬉皮，去澳洲躲避现代文明，现在常常来中国，在澳洲与中国之间摆渡，已经十余年，他从没结过婚。维克多是捷克出生的，英文说起来还有捷克口音，十九岁从刚刚被苏联占领的捷克逃离出去，一逃就是一生，也从没结过婚，也没有回过捷克。我问：难道你连父母都不去看？他摇头，我的父母早就去世，我离开捷克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你难道没有兄弟姐妹？有一个姐姐，但她跟我根本无话可谈，我们从不说话。安妮是英国是英国出生的，离婚后去了澳洲，也在澳洲生活了二十多年了，而莫妮卡是德国出生的，十七随着家人移民去澳洲，如今她已经快六十岁了，她也早就离婚了。四个人，四个单身的中年或快进入老年的人，加上我这个中年的也快进入老年的中国女人，我们在这里为了告别而聚会。
上海的 “列宁格勒酒吧”相当简陋，有种破旧之感 。这酒吧坐落在北京东路上，在一家饭店的底层。酒吧里有几圈沙发，好像用过多年了，连边都磨破了；也有十来个高脚桌高脚椅，这些桌椅毫无装饰，简单的靠背，笔挺的，很不舒服，墙上是一水的苏联宣传画，都与革命和战争有关，一进去，就好像走进了战时列宁格勒的简陋的酒吧。灯光黯淡，酒吧空荡无人，侍者与一个俄国姑娘在桌子边坐着，看见我们过来，侍者站了起来，是个挺帅的俄罗斯小伙子。
我是维克多请来的，他要我跟他们一块儿来，他说，酒吧是奇遇的机会，酒吧的功能就是与陌生人相遇，你为什么不来，看看你能不能与陌生人相遇？我踌躇了几分钟，我跟其他三个人不熟，但转念一想，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如今的上海是不是还是如此？我去看看冒险家，总是不错。
人早过中年的维克多，瘦而高，头发乱蓬蓬的，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他看起来与其说是像教师，不然说是像流浪汉。果然，在稍微熟悉后，他自嘲说：“我是一个冒牌的人 I am an imposter.” 我们住在同一个饭店里，他在某个早上在餐桌旁走过来介绍自己，问我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这么认识了。维克多当天给我介绍这个学校，谈及他们的项目，我们喝酒聊天，我们对共产主义有共同的背景，有近似的认识，可惜，这个捷克人，没听说过米兰 昆德拉，更没看过约斯拉夫 哈塞克的书。他学的是工程，在意大利和非洲做工程，工程项目结束后，在世界流浪，几年前开始到中国来教英文，于是就有了暂时的谋生方法。
在维克多教书的大学，他爱上了一个中国女老师，两个人来往已有三年。这三年的来往就是他们到旅馆去，做爱之后她回家，回到她丈夫孩子身边去。这位老师的孩子已经上大学，可是还是住在家里。我问：三年你们的会面，难道她的家里没有发觉？他答：“上海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我一年也只来一次到两次，不过每次我都住几个星期，我就是为她而来的，包括这次来。”
这次到中国，维克多决定邀请他的爱人到澳洲去跟他一起生活。“她上次见面对我说，我们的关系到底该怎样呢？我回澳洲想了很久，也很深，我觉得她是我可以共度终生的人，所以我这次来，邀请她到澳洲跟我一起生活。我多次邀请她到澳洲去看看，可是我知道这次我要邀请她跟我共度余生。”
可是事与愿违，这个女性不愿意去澳洲，不接受他的邀请。他非常困惑，从与我认识的第一天起，就不停地给我讲这个故事，要我帮他分析，“她说她爱我，可是又不愿意跟我去澳洲。在澳洲，我有一个农场，有房子，我们可以有安定的生活，她为什么不去？”
我侧头看看维克多，维克多的样子很是落魄，想他是怎样与这位中国女性错位。我们的生活常常充满了错位，我分析说：“她有自己的事业，工作，她也是教授，她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凭什么为了一个陌生的未来，扔掉一切呢？”“我猜她爱你是真的，但她有更多的社会关系，不可能为了一场爱情，把一切都抛掉。”
维克多怎么也不能理解：“她在一个无爱的婚姻里，她跟她丈夫多年就没有性生活，她的孩子也快大学毕业了，她难道不为她自己的幸福着想吗？”我反诘：“凭什么你就认为她不为自己的幸福着想？她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己的性福，还有全家人的幸福。想想她要离开家跟你到澳洲会引发的大战，她还会幸福吗？”维克多不语。
失恋的维克多总是在喝酒，似乎生活在伏特加里。他想到酒吧来，是不是想再遇到新的女性？我问他， 他说：我是有很多中国女性朋友的！ 言外之意，他不需要奇遇。果然，就在我们在酒吧喝酒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一个女性说要在夜晚十点到他的饭店的房间去。他故意给我们大家听他们的对话，脸上一副得意的神情。大家拿他的艳遇开玩笑，他也很享受。
我点的酒是“列宁格勒夏天” 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鸡尾酒的名字，我要了一杯，尝尝美好的夏天。杰克在谈中国的好与坏，说中国男人的缺乏基本教养。“大街上的中国女人，就是长得不太好看，也都穿的整整齐齐的，可是看看中国男人，怎么好像个个都穿过大或过小的裤子。”我听他这么说，看他的样子，我看他的裤子也不怎么样，难道他自以为很帅？他继续说中国人对Tibet的事件不闻不问。我听他说，听着听着，忍不住烦，说：“你作为西方人就会用支持表态，你干嘛不做点行动，比如捐款，比如亲自到那里，为自焚的人做点事。”他听了，几乎恼怒：“你们汉族人根本不考虑少数民族的权益。”我嘲讽他说：“你懂多少中国历史和政治，就有这么多结论出来？”他说:“你认为我是白种人，就不懂中国历史，你这是种族主义。你在美国多年，你还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简直是上纲上线到不亚于他批判的政治集团的地步。
他们这些几乎与这个国家无关的人，在这里争论中国的政治；他们这些在异国他乡谋生的人，却活在自己的梦里。维克多无法理解中国女人不跟他去澳洲；杰克不理解中国人与Tibet的关系，在那里对中国人不满意。我说，中国的政治宣传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没有人能逃脱这个宣传的空气，每个人都是这个后极权社会的产物。杰克要求生活在盒子里的人站在盒外思考，人能否跳出自己的地理、政治、意识形态的阈囿？
莫妮卡抱怨学校中的德国留学生的不负责任，安妮在说他们考试的事情。我听着他们说话，他们的对话，好像我是在电影之外，我是一个看电影的观众，看这些外国人在上海，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他们来来去去，这让我想到我的一个学生，我曾经写过《上海的雨》，描述这些流浪的人在中国的孤零。
一群德国学生到中国来学商业，可是组织项目的人没有料到商科的课程都是用英文上的，德国学生的英文不足以上专科的课，于是这些学生就干脆不去上课，每天晚上在学校宿舍外和啤酒，喝酒后就开始乱嚷，弄得莫妮卡根本无法睡觉，因为她的窗户正好与外国留学生宿舍对着。莫妮卡没有忘掉她的德文，所以常和一个德国女孩谈话，了解情况。
日常生活，政治与爱情。我坐在高脚椅子上，听他们说话，喝了一杯下去之后，再下一杯要的是“列宁格勒夏天女郎”，颜色是艳红的，酒吧里的音乐是俄国的摇滚现代乐，我希望等的陌生人一个都没来。维克多要走了，他的另一个中国女人在酒店等他。我们也都起身，该回去了。走出酒吧，外面还是濡热的，上海是一个没有夜晚的城市，这不夜的城里，有多少列宁格勒的鸡尾酒也不能安慰的人呢？
文章来源：沈睿的博客
2014-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