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1957年，我是山东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我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但批判会上发言踊跃，而且写文章，批判我的两位同学学兼好友的“反党”言行。他们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赶到农村22年，吃尽苦头。
（一）同班同学被打右派后的遭遇
当年分配工作，我们班除了两位右派，其它同学不论成绩优劣全都留大城市，到了高校、科研单位，很多去了北京、上海。只他们两人被赶到农村中学，这两位同学王文诚和沈荣鑫，分别是我们的班长、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后来他们的遭遇异常悲惨。
其它同学工资一年后转正都是50多元。沈荣鑫1957年被留校查看，只发18元的生活费。1958年，分配到山东临沂二中，每月工资25元（比当时一般工人都低），1963年摘帽后改为39元，一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才发50元工资。较之我们落后了整22年。
王文诚被打右派后，分到浙江三门中学。遭遇和沈荣鑫很相似。工资在1957年是27.8元，62年43元，79年才改成50元。
因为是右派，所以在57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距距，不准乱说乱动。”22年之中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摧残非三言两语可以描述。
（二）所谓的“反党”学生
两位“右派”同学都是我大学时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聊天。刚入学，王文诚学会了跳舞，就来当我的老师。他是安徽人，特别喜爱黄梅戏，经常哼唱，在他的影响下，我们班上的很多同学也都能唱几句“天仙配”.当时我们班同学之间，本来是一个和睦、融洽的集体，大家坦诚相见，对问题常有争论，但不伤和气。
1957年春天，党中央号召“帮助党整风”，让大家提意见，各人从不同角度说出自已的看法。团支部书记沈荣鑫，为了发动同学鸣放，给党提意见，在动员会上说了句“党又不是神仙，也是有错误的”，为了鼓励大家提意见，他还说：“当年地主当家，他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但别人却看得很清楚”以后反右时断章取义，说他把“共产党比作地主”，讲“党不是神仙”，是反党，他成了“右派”.
57年鸣放时，王文诚同学说大学政治课的马列主义内容中有些是教条，反右中批他讲“马列主义是教条”，后来79年右派改正，他的这个讲话仍被认为是错误的，留在改正结论中作为“尾巴”，直到1988年，才去掉了这个“尾巴”.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把在“鸣放”时的一些言论拿出来批判，定为反党言行，一些同学被内定为“右派”，作为批判对象。而另外一些在鸣放阶段不那么激进的同学，被动员去批判右派，有些人成了依靠的对象，我自己就是属于后面这种人。尽管我当时不是党员，入团也刚一年。
（三）我为什么积极投入反右
1957年我为什么成了批判同学“反党”言行的积极分子？
1949年中共建国，我还是个初中学生。我家庭出身“反动”，父亲和大哥是所谓的“反动军官”，他们49年去了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出身，为什么到了1957年我竟成了反右的拥护者呢？我想到有以下几点原因：
回顾历史，1949年后中共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很成功的。教科书、政治学习、媒体的宣传、还有文艺作品，在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起了关键作用。当时意识形态灌输，是在中共垄断各种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的，那时候在中国看不到相反的观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我进入大学就树立了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观念。
建国后，中共当局的统战政策也很成功，在五十年代初，当局对“反动家庭”出身的子女，实行的统战政策，比如1949年我的“反动军官”父亲去了台湾，家中生活困难，上学成了难题，而我从高三开始，一直到1957年大学毕业都享受助学金，没有受到歧视，我的生活和学费都有保障。我自然产生了感恩思想，那些贫农和工人的子女对当局有感恩思想的更是大有人在。
当时只要说谁“反党”，很多人就会群起而攻之。我自己就是这样一种人。
（四）我的反省过程
1957年我批判“右派”同学，实际上是把朋友推下火坑。但当时我却认为自己和“右派”同学只是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想到他们是“阶级敌人”，是黑五类，也不曾想到后来会在政治、经济上折磨他们，会把他们压到社会底层，接受专政22年，把他们打成贱民。
我认识“反右”错误是在自己遭到了批判后。
反右后第三年，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我在劫难逃，自己成了批判对象，批判的主要问题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当时批判会由党支部组织，物理系党员、团员都是批判者。连续的批斗会，我只有接受批判的义务，没有反驳的权利。心中非常的委屈，这时我才开始想起被我批判过的“右派”同学，感到57年对他们很不公正。
1964年“四清”中我再次遭批判，大字报贴满墙，我的名字前挂上了“漏网右派”“反革命”，因为这些罪名，“文革”中两次坐牢，多次关牛棚。
（五）我要在行动中弥补我的过失
在关押中，我终于有了时间冷静地思考过去，反省自己，我感到自己应该为57年在反右中的言行忏悔，要用行动弥补过失。
1967年1月我从看守所回到学校，看到一些我的“右派”老师，被关押在学校中的“劳改队”，我写了一份大字报，为他们鸣冤叫屈，贴在了学校的大门口。第二年的“清队”，这份大字报被定为“鼓动右派翻天”，我又被关进牛棚，受到严刑拷打。
后来我被以“现反”罪判刑七年，监狱中我进一步回顾反省，终于认识了一些大是大非。刑满释放，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同时发出两封信，一封给家中报平安，一封给被我批判过的王文诚同学，向他表示道歉，这也是我在监狱中忏悔的结果，这封信是在监狱中打好了草稿的。
1982年我平反返回山东大学，直到现在还和两位“右派”同学保持联系。1997年我们同学毕业40周年，在山东大学又重新聚首，使我有机会与他当面表示歉意。
今天回想起来，我当年成了反右积极分子，关键是自己缺少独立思考，没有认真地解读历史，没有实地考察社会，不了解发达国家的现状，对人类普世的价值观缺少认知，对共产党也缺少深刻的认识。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现在的青年人提供借鉴。
2007年9月15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