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悼念哈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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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从推特上看到哈维尔逝世的消息,一时间不敢相信,哈维尔还不算老啊,几天前他不是还会见了达赖喇嘛吗?不过就是在那次会见后,达赖喇嘛告诉记者哈维尔身体状况很不好。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去了。

在当今世上有重大影响力的外国人中,没有谁比哈维尔更长期更深切地关心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早在1990年,哈维尔就以总统的名义正式邀请达赖喇嘛来访;早在1995年,哈维尔就会见了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连战。作为当年捷克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哈维尔支持中国的零八宪章不遗余力,此外,他也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推动者。捷克是个小国,可是面对中共强权,捷克表现得最坚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哈维尔。

对于中国的异议人士,哈维尔不但令我们敬重,而且让我们感到亲近,使我们认同。因为我们有着十分相似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以及十分相似的精神追求。身为共产制度下的异议人士,我们觉得我们和哈维尔是同一类人。

作为一位荒诞派剧作家,作为一位异议知识分子和民运领袖,哈维尔在他的祖国,在西方,早在89 之前就很有名。不过在中文世界,我们却是在天鹅绒革命后哈维尔当了总统才开始认识他的。这一点多少有些令人遗憾。不过好在90年代起,哈维尔其人其事及其着述日益被国人所了解并引起深刻的共鸣。

哈维尔的著作,除了用捷克文出版的之外,大概就以用中文出版的最为齐全了。这不能不归功于大陆旅美诗人贝岭,他主持编译了哈维尔的六部著作和一本关于哈维尔的评论集。在他编辑的那本《哈维尔评论集》的编者序里,贝岭说:他编译哈维尔的这些书“也是献给所有在不同形式的专制统治下有过生存经历,但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甚至具有反省能力的人们。”在国内,崔卫平编选了一本《哈维尔文集》,李慎之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这本书虽然不能公开发行,但在知识界影响很大。可以说,近20年来,对中国自由派人士思想与精神影响最大的同时代外国人莫过于哈维尔。

现在,人们一谈起捷克的天鹅绒革命,都赞叹不已。然而正如哈维尔所说,历史的发生,偶然性起更大的作用。这不完全是哈维尔谦虚,这也是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切身感受。

天鹅绒革命发生在1989年11月17日。在这以前,德国的柏林墙已经倒塌,波兰的团结工会已经赢得大选,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将近半年。说来很讽刺,11月17日这次群众上街集会,本来是捷克的共青团这个官方组织策划的,集会的主题是纪念50年前因抗议纳粹占领而牺牲的学生。殊不料这次集会却变成了争取民主的抗议示威。接下来,捷克的形势一泻千里,学生,知识分子,市民,工人,纷纷走上街头,民运组织应运而生,共产政权全面失守,天鹅绒革命一举成功。

就在当月月底,总统大选就提上日程。据捷克著名异议作家克里玛(Ivan Klima )说,起初,反对派“一致认为唯一可以考虑的候选人是亚历山大. 杜布切克(杜布切克是前捷共总书记,因领导1968年布拉格之春而被迫下台),因为他相对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但几天后,形势就变得很清楚,革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凡是跟共产党有牵连的候选人,哪怕是他的过去跟共产党有联系,都不再被捷克年轻一代所接受了。这时候便出现了唯一合适的候选人——瓦茨拉夫. 哈维尔。”12月30日,哈维尔当选总统。这离他出狱仅仅42天。

如果把89年共产阵营土崩瓦解比作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并不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如果把89年上半年的形势做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时中国的形势要比捷克好。中国89民运功亏一篑,令人无比痛惜。事实上,89民运的失败也不是必然。

六四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今天我们面对的中共一党专制,要比89 前哈维尔面对的捷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更严厉,中国的民主转型因而也更复杂更艰难。我们更需要从哈维尔那里吸取坚定的信念。

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伟大朋友哈维尔永垂不朽。

来源:Radio Free Asia (RFA)《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2011年12月19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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