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顿挫》是台湾作者黄克武所著,他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胡适的伟大与局限。他没用“伟大”两字,但爬疏了各方面的资料,证实我们这个时代(含三四代人)胡适确是有资格作为自由主义整体的旗帜、标杆。本书的副标题:自由与威权冲撞下的政治抉择。很能说明胡适的坚持和尴尬。

作者从胡适本身对新思想和旧知识的认识,从他对五四的认识和诉求,从他与研究系和蒋介石的关系,甚至与雷震、殷海光乃至小一辈的李敖等自由主义认识的异同,来解读胡适。

民国三十八年(1911-1949年)期间,知识界认识赞同米塞斯、哈耶克学说的少之又少。全世界也不多。只有二战即将结束时,丘吉尔虽然赢得了世界大战,但他隐约感到英国大选来临之时,整个英国社会弥漫着浓厚的社会主义气氛,他临时抱佛脚的去读哈耶克,但大选结果丘吉尔还是败在工党手下。

作者在梳理胡适五十年代初,通过周德伟还是陈之迈而接近哈耶克学说。

胡适曾经在公开场合,宣读了周德伟给他的信:“当年国民政府和相关知识人作为耿耿于怀:‘从前持这种主张最烈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二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第50页)

其实,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在经济领域中也是赞同社会主义的,甚至欣赏过苏联的计划经济。遑论翁文灏、钱昌照辈那些留学学习理工科的民国知识分子?

从更深处讲,中山先生算得亚洲创建完整一套自由宪政民主学说的第一人吧?可就是孙中山的经济理论中还是含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因素,并且孙先生在革命实践中处处碰壁,最后竟祭出要求部下宣誓打指模自己个人集大权的独裁手段。至于孙中山接班人蒋介石,更有独裁习惯和家天下思维。然而,他们都是相信“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信私有企业的效率,更在终极意义上相信现代自由人的人权不可侵犯,而不是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当作宣传,当作工具和手段。

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初,创立中央政府下的资源委员会。他当然知道这是办国有企业,在他们那一代人的认识中,就是办前清时期的官企,其效率比官督商办企业还要低。但蒋介石认为,日本侵略迫在眉睫,那些与武器装备有关的某些重工业为国家迫切需要,却没有市场效益,只能政府出资来办。蒋介石明显是把办这些国有企业当作国家抗战之急需,是权宜之计。

这样的想法,很快就吸引到翁钱等许许多多专家人才。

蒋介石的错误只在于,当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大量接收的日伪敌产,其中相当部分是轻工业和普通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完全应该招标出售,转为民营。但在孔宋辈操纵下变成国营企业,如中纺公司等。

然而那时又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学层面上会这么看待呢?

因为胡适的自由主义基础,还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个人权利和私产制上的,所以随着形势发展,胡适接受哈耶克学说是正常的,且是必然的。前者是自由主义所必须坚持的,也是在此坚持的基础上可以妥协的,而后者就是自由主义的彻底了。

相信如果翁钱辈有同等的继续思考的思想自由环境,他们也会走上认同哈耶克的道路。

胡适的渐变论和不可知论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再由杜威思想上溯至赫胥黎,建立起一套系统的思想方法。”(第75页)

“胡适认为在方法论上,‘实验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是两种根本不相容的方法,一为科学,一为玄学,而以达尔文主义做为分界线:

辩证法出于黑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第75页,转引自《胡适口述自传》)

现在来看,达尔文生物进化不是绝对的。也有不变的,譬如,DNA的遗传。

胡适的渐进思想,起码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有意义的。历史上虽然有过多少次激烈动荡尸骨遍野血流成河,可社会发展多少呢?反而润物细无声的社会渐变促成社会的进步。

胡适的“渐变”与点滴和实在的改革“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念,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是多么正确!一味甚至拼命去追求彻底革命追求虚妄主义,而放弃了脚踏实地去解决一个一个实际问题,只是图了一时痛快,适应了思想懒人的需求,历史反而大踏步的后退了,成就了个别人的倒退的野心。

“胡适肯定赫胥黎的‘存疑主义’,自称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忽略了‘存疑主义’与‘无神论’的差异”(第108页)

胡适是科学主义的“不可知论”者。或许他过份的甚至有点绝对了科学主义,而忽略了存疑主义与无神论的差异,进而被人也被己认为是无神论者了。

笔者是建筑在“实在论”上的“不可知论”者。

胡适的坚持和妥协

本书以相当篇幅论及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论及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他用一句话来形容胡蒋关系:“道不同而相为谋”。(第175页)

现在看蒋介石日记,知道蒋个人对胡十分厌恶。但蒋在任何公开场合对胡表示足够敬意,并在胡逝世时,挽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世人咸认可。

蒋介石是威权政治,且到了台湾以后更加威权严密控制社会;胡适则是自由主义,离开大陆以后自由主义更加彻底,赞同哈耶克以后走到了保守自由主义。可胡蒋两人在反共的大前提下联合起来了。

蒋介石的威权政治、独裁政治的最明显的标志是突破宪法限制三任总统(乃至终身总统),这是胡适所反对的。为此胡适一度与陈诚(副总统)接近,拥护陈诚参选新总统。而另一位蒋介石的可能的接班人老蒋儿子蒋经国,自到台湾至行宪后的第三次总统大选,一直执掌情治安全部门,相比之下陈诚显然更倾向自由主义倾向宪政民主。

历史吊诡的是,胡适逝世以后三年陈诚也早逝了,再过十三年后被看上去不够民主的蒋经国接掌台湾。正是在蒋经国手里,台湾完全走上了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这里面难道没有必然因素吗?

前面说过,孙中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由民主宪政学说,然而一旦实际操作起来他既困难重重,也无先例可学,难免会延习中国前辈统治者的独断行为;蒋介石真心信奉中山学说,而他碰到的实际困难竟使他丧失了三民主义在大陆的江山,更兼蒋性格中的独裁习性,使蒋介石更像独裁者。

然而中山学说、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根本因素,还是自由民主宪政,所以胡适的自由主义能与之合作,尤其在反对现代极权主义方面能够合作。

胡适的承认个人基本人权包括私产制度,是其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他毅然绝决离开大陆的根本原因,也是与威权政治的蒋介石妥协的根本原因。

同样的道理,胡适与新儒家也有分歧,分歧一度还蛮大。然而,胡适一死,新儒家中各大师大家均对胡适赞不绝口。无非也是因为,新儒家同样赞同现代的自由主义精神,而反对现代极权主义。

“全盘西化”的不合理与必要性

笔者是主张中华文化“全盘西化”的。笔者其实也深知道,中华文化假使能够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的因子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一定融化在转型后的中华文化中。即使中华文化转型不成功,中华文化作为整体就此消失,那中华文化的某些因子还会留存融合在世界新文化中。

但笔者还是坚持认为中华文化要转型,必须“全盘西化”。

因为中华文化中糟粕的东西太多太顽固。

自1840年以来,胡适的自由主义把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不错吧(本书作者认为胡适把实验主义与清代的考据相结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更是把现代西方学说与中国传统在政治制度上深度融合。就是新儒家也是把现代西方文化引入传统儒家学说,而成为一门新的学说。

资中筠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概意思),从1840年至1949年,经过志士仁人百年的奋斗,中国文化中大概已经形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结合新的中国文统和道统。

可是到了1949年,同样是把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获得了胜利,并且狠狠地扫荡了其它中国新旧中国文统和道统。难道毛泽东思想就比百年来其它的中西文化的结合,结合得更好吗?

不见得!“胡适认为,中共的胜利绝非如其宣称代表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实际上主要是苏俄扶持的结果。”(第188页)

直接的原因的确如此。然而中共在思想方面,在政治号召力和凝聚力上也是自有一套。

在中华文化迫切需要现代化转型的时候,中共毛泽东思想同样是有现代化包装的。它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稳固也是顽固的糟粕——帝制专制,与现代西方文化中与之最契合的部分——极权主义结合起来,而获得成功。可见中国传统中最特出最糟粕的因素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仍是最顽强最容易凸显出来的。

所以,可能是必须彻底荡涤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抛弃,“全盘西化”,取法于上才能得乎其中,才能使中华文化转型成功。

2022.5.

(新世纪 2022年5月27日)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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