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跨越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得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已不可能——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在语言上同那边的人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作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在诊所里安顿好她,我就回到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搂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读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仿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两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两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者,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障,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活在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若非余英时的破解,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这个罕见的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感知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如我辈“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铸成鄙视读书人的一种“新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就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脊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部份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唅,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仿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这场“改衰翁为奼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犯颜直谏;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设到一种文化精神——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所预感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阉割手术,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并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徵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都未能逃脱重重劫难。

但是,对中国读书人的这段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节操,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着,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之际,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发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复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著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同命而共尽’,是一种殉情境界,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本来,中国学界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然而他们却被荒唐地当作“遗老”“遗少”而抛弃。这才是中国的无可救药。

读余英时教授一二十年前写的这本书,才知道他一开始在香港,偶然读到从文革中的大陆流传过来陈寅恪的旧体诗,就已经窥见这位大师万分追悔当初没有“乘桴浮于海”。所幸还有他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这桩学术奇案,神奇地以一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浅盏低唱,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消沉歇绝,像极了一部希腊悲剧,却又因其发生在中国沦入蛮荒之境,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之后,其文化上的意义,才无以伦比。

1995年九月于普林斯顿

(作者脸书202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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