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种恐惧控制的人们成为“耳语者”，他们都是对现有体制的附和，差距只在于“举报者”比“私语者”附和得更为积极。
“耳语者”有两个解释，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另一种是指暗地里向当局举报的人。在斯大林时期，这两种人各自大量存在于苏联社会，甚至有时在一个人身上，私语者和举报者合二为一。奥兰多•费吉斯这本《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讲述的便是这两类人的故事。
以往我们关注这段时期的苏联历史，更多是从国家层面看待和分析问题，少有系统地观察研究普通人在国家、政治压力下的生存状况。费吉斯的这本书为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描述与补充。
虽然谁也不能说俄国人在1917年前就充分享有私人权利，但布尔什维克对“集体人格”的信仰实属空前。将个人的一切献给“党”，牺牲小我，只为公众的利益而活，不仅是一种号召，更迅速成为一种命令式的要求。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者看来，私人生活同样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属性。“所谓‘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将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空间视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认为必须予以揭露和铲除。”
几乎从一开始，无产阶级政权对这种可能的“反革命”的警惕和恐惧就甚为严重，这反映在无产阶级政权长期对“私”字头的事物具有天然的敏感和排斥。布尔什维克认为，想要建立新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就要与旧的习俗和习惯展开持续的斗争。内战结束后，他们准备在“内部战线”上发起新的战争：通过消灭个人主义的行为和旧社会留下的陋习，赢得共产主义个性解放的革命战争。这种普遍情绪甚至在列宁短暂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依然拥有大批支持者——当苏维埃政权试图放缓集体化步伐，让人们的私人空间有所扩张，那些坚定的革命者在党内外发出了喧嚣的抗议。
对集体主义的颂扬和肯定打破了传统苏联社会的伦理道德。家庭是受此冲击最为严重的基本单位。1918年通过的婚姻和家庭法，使得结婚和离婚都成为非常容易的事情。人们无需再忠于自己的家庭和配偶，党和人民的事业才是他们应该表明忠心的对象。不仅夫妻关系更为程式化，亲子关系也因此疏远。费吉斯提供了大量的事例来说明年幼的子女如何不得不从小学会照顾自己，因为他们很少能在家里看见自己投身革命事业的父母，而即使父母在家，更多时候也是在工作。
儿童，作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必然的接班人，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对他们的教育容不得半点松懈。从幼儿园开始，对列宁崇拜的教育就不遗余力地展开了。那些能指认出列宁画像的孩子会被冠以“十月儿童”的称号。而在列宁逝世后，每个学校都会建立自己的“列宁角”，以便学生能够继续“认识”这位伟人。此外，模范学校会将班级组织成军队，让学生们学习和实践成人世界的法则，他们不仅通过理事会和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管理学校的日常运作，更可以组织课堂审判批评那些不循规蹈矩的孩子。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是为了将孩子们打造成未来的革命者，让他们随时可以迎接和发起挑战，而如果党需要的话，他们的矛头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向自己的父母。在《耳语者》一书中，我们看到，子女对家人的出卖如此普遍，以致于家长都学会了不在孩子面前发表任何出格的看法。
作为列宁和斯大林的精神导师，涅恰耶夫受到了这两位领导人的共同推崇。涅氏是最早的“革命先锋”，在历史上率先提出了一系列被布尔什维克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在他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一文中，涅恰耶夫提出，“革命者是注定要牺牲的。他应当没有个人利益、个人私事、个人情感、个人恋情和个人财产，甚至不应当有姓名。他的一切都应当贡献给惟一的绝对的事业——革命事业，将革命事业视为自己独一无二的利益、独一无二的思想和激情。”(第一条) “革命者必须高度蔑视社会公共观念。革命者应当在一切方面，在任何时候都要鄙视和仇视现存的社会道德准则。对革命者来说，一切能促进革命胜利的都是高尚的，而一切起阻碍作用的则都是不道德的，都是有罪的。”(第四条)
这种为达成“正义的事业”可以不择手段的信仰，令布尔什维克在进行革命行动时始终可以以冷酷的手段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打击，加上对广泛的私人生活的敌视，从而在整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形成了对反革命分子和普通人民的恐怖气氛。在这种背景下，两种“耳语者”便自然而然地诞生。在强大且排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面前，“耳语”是必须的，每个人惟一能够做出的选择无非是成为哪一类“耳语者”。是角落里的窃窃私语者?还是忠心耿耿地告密者?私语被禁止，而告密会受到鼓励。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就已经建立起庞大的秘密举报人网络。
冯•多纳斯马在他2006年的电影《窃听风暴》中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东德主义政府对私人言论的监听，国家通过强大的技术和人力手段，实现了对敏感人士的监控。私语和窃听的对峙令人印象深刻，国家机器强大的控制力和渗透力同样使人心悸。
《耳语者》则为我们描绘了另一种场景：在整个斯大林时期，所有人挤在集体化宿舍里，只有一道轻飘飘的布帘作为隐私的惟一庇护。布尔什维克相信这样的集体公寓可以迫使人们分享各自的生活空间，促使他们的基本思想和行为更加共产主义化。这样的居住方式为举报者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居民对邻居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包括平日的作息表、个人习惯、访客和朋友、买了什么、吃了什么、电话(通常位于走廊上)里说了什么、躲在房间里讲了什么……”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不论是“私语”还是“举报”，两类“耳语者”实际上拥有同样的心理动机，即恐惧。对于这类恐惧，瓦茨拉夫•哈维尔在《给胡萨克的公开信》中有非常好的阐释：“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的，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意义上的，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作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自然，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它甚至没有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断言我们国家可以获得稳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
确实如此，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这个以阶级划定身份的社会中，至关重要的阶级身份却不是固定的，它是可以被随时否认和更改的事物。人们被鼓励去相信每个人都可能躲在虚构的面具之下，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更不要说那些原本就对现实不满的人，或者另外一些因为常常变动的政策而渐渐心生疑虑的人。被这种恐惧控制的人们成为“耳语者”，他们都是对现有体制的附和，差距只在于“举报者”比“私语者”附和得更为积极。
然而，一旦恐惧之心消除，附和便会停止。《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记述了大量这样的案例，平时循规蹈矩的人，在喝醉后吐出“狂言”，一针见血地攻击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层——当然，立刻会受到来自苏联党和政府的还击。
从最初的集体化，到短暂的新经济政策，到“大转变”，再到“大清洗”……整个苏联社会在一松一紧的节奏中快速直接地驶向斯大林主义。而这种单向波动实现了对苏联人肉体和精神的反复碾轧，“耳语”依旧，人们心中压抑的绝望层层叠叠，布尔什维克们也逐渐从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转变成斯大林主义的信奉者。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然而从书中我们看到，“耳语者”属于国家、属于集体、属于领袖，却惟独不属于他们自己。■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