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吴明益（图片来源：吴明益提供）
近年深受国际瞩目的台湾作家吴明益，作品屡经迻译外文与改编成漫画、影集，皆普受读者喜爱与重视。台文研究者蔡易澄以吴明益为研究对象，认为若将吴明益定位在千禧年后的新乡土浪潮，恐忽略其出道初期创作的意义。本文藉由对话，追溯作家早年在本土杂志的经历，为吴明益创作生涯补上目前研究较阙漏之处。Openbook阅读志特此以专文刊登，与读者共享。
提问：蔡易澄（台大台文所博士生）
回应：吴明益（作家、东华大学华文系教授）
Q：您在1992年时，以《最后的希以列克》获得了“联合文学新人奖”。这篇小说的意义非常特殊。就外在的意义而言，它得到了对文学新人而言非常重要的文学奖；就内在的意义来说，它显现了原住民议题很早就出现在您作品中。当年有受什么原住民议题、作家的影响吗？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写下这篇作品？最后又为什么会拿这篇去投奖？（有基于某种得奖策略吗？还是单纯的投稿而已？）
A：《最后的希以列克》可以算是我人生中第一篇作品。我自己虽然从高中时开始接触文学，但当时还不成熟，比较多是技艺上的模仿之作。大学时代，某次去九族文化村，看到了在那里表演的原住民，也跟对方聊了一阵子，对于原民的处境有些感叹，后来才写了这篇小说。
当时，写原住民议题的作家还不多，我自己也对其他的原民作品没有什么认识。小说里面出现了一些原住民词彙，像是“希以列克”（泰雅族占卜所用的鸟类）、“马拉荷”（泰雅族头目之称）、“奥图夫”（泰雅族的祖灵），这些资料在当时都不是随手可得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年这篇小说写完后，给我大传系的同学阅读，结果有个女生就很疑惑小说里为什么出现很多外国人的名字。这其实也说明我们那个年代中，对于原住民相关的文化都还不是很了解。
当年投“联合文学新人奖”，其实也只是抱着纯粹投稿的心态而已。我身边没有热爱文学的朋友，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文学奖可以投。会知道这个奖，主要是因为参加了“全国巡回文艺营”。在这个由《联合文学》杂志举办的文艺营上，因为营队的宣传，才得知这个文学奖的存在。
Q：当初除了参加“全国巡回文艺营”，是否还有参加比较本土的“盐分地带文艺营”？对于“全国巡回文艺营”的印象又是什么？
A：我这一生只有参加过一次文艺营，就是“全国巡回文艺营”，其余的我都没有接触过。
当初参加这个文艺营，好像也只有听几堂课。后来觉得有些无聊，所以中途离场。比较有印象的是东年和履彊的课。这两位作家当年都算是《联合文学》的看板人物，也在文艺营上比较有份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书。
履彊算是对我满有善意的。当时文艺营里，学员会交自己的作品，给各个组别的导师。履彊就有针对我的作品给了一些回馈，也会鼓励我们多多投稿。不过后来就没什么联络了。
至于东年，我跟他就比较有交集。当年“联合文学新人奖”上，他就是投票支持我的评审。大概在90年代末，开始有电子邮件的时候，我也跟他有几次信件的来往，后来也有出来喝过一次咖啡。若就作品的内涵而言，在我年轻时阅读作品的经验里，东年的小说也有非常独特的韵味。
（图片来源：吴明益提供）
Q：“联合文学新人奖”一直有文坛入场券的美名。相传新人创作者只要拿了这个奖，后续在投稿和出版上都会很顺遂。您在1992年得奖，但却沉寂了一段时间，在《联合文学》杂志上都不见您的踪影，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得奖效应。这段期间，是否有出版社询问出版事宜，或有杂志、报纸主动进行专栏邀稿？或是您主动投稿给报章杂志却被退稿的情况？如果有发表不顺利的情况，当时有想过具体的原因以及因应之道吗？
A：我当年在投稿时，对于“联合文学新人奖”的地位没有什么概念。就像前面说的，我其实对于台面上有什么文学奖，并不是很清楚。而且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这个文学奖也没有带给我什么附加效益。后续我有再投稿给《联合文学》杂志，但就完全都没有被用过。
我自己后来会觉得，得奖也是一个机会在颁奖典礼上去认识那些编辑跟前辈们，去让他们记得你。但坦白说，我完全回想不起来颁奖典礼的画面，连我到底有没有去现场都已经不是很确定了。就算有，我肯定也是默默领完奖，跟谁都没有交谈，就自己一个人回家了。
在得了奖以后，我陷入很长一段空白的期间。当时主要投大媒体，不过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建议我尝试投稿地方报纸，会比较容易被刊登。但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更多人看见，所以还是把目标集中在大报上。
在这以前，我想像投稿到出版社是会收到退稿的。不过现实是，我花了一些钱影印、邮寄，期待作品能被看见，但却连一封退稿信都没收到。你会忍不住怀疑，自己的稿件到底有没有真的被收到。在这种挫折的时光里，你会去看看大家都在写些什么，拿来跟自己比较，然后陷入自我怀疑，心态上就变得越来越扭曲了。
Q：翻看您的第一本小说集《本日公休》，会发现有几篇作品都刊登在《台湾新文学》上，算是打破了无处可发表的困境。《台湾新文学》创刊于1995年，而您在第三期上就发表了〈老头〉，其实与这本杂志非常早就有接触了。当初是从何处得知这本杂志的？投稿时抱着什么样的想法？是否知道这本杂志背后的本土倾向？
A：接触到这本杂志，是在我服兵役的那两年。我应该是在书店里看到这本杂志的。投稿时，我并不知道《台湾新文学》是本什么样的杂志，只知道里面的主编是宋泽莱。
为了学习写作，我在高中时就阅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国外的与国内的都尽可能地去阅读。当时国内知名的作家我都有读过，白先勇、陈映真、黄春明、张大春等，其中也包括宋泽莱。宋泽莱在这里面算是年纪比较小的，但又很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也因为这样，看到是他编的，就想说投投看。
Q：《台湾新文学》的主编是宋泽莱，其前身《台湾新文化》与后来的《台湾e文艺》也多有他的影子，是这系列本土刊物的灵魂人物。在投稿刊物前，对宋泽莱的哪一本小说比较有印象？知道他个人的本土政治理念吗？
A：我高中时读他的《打牛湳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写作的技巧很好，讲述的故事有一定的连续性，透过一系列的小人物故事，来系统性地探讨农村问题。他在描绘中间商的剥削、政治黑金的丑恶上，都非常到位。另外，他在写小情小爱上也别有韵味，有种浪漫的情调，我相当喜欢。
在投稿以前，我并不知道他的政治理念。一直到我投稿作品后，他主动打电话过来，和我聊作品相关的事，在之后的聊天里才知道他很本土的政治理念。不过，我对此没有什么排斥。一来是因为，当时这个平台可以让我刊登作品，同时也有稿酬可以拿。另一则是因为，宋泽莱在每一期杂志开头，都会非常详细地评论每一篇刊登的作品，很用心地在对待每个人的创作。
作家宋泽莱（取自flickr/Paul Hu）
Q：宋泽莱在《台湾新文学》上，非常重视新人作家的栽培。每期杂志的编辑导言，动辄数十页地在介绍作品，实在是很惊人的事。此外，杂志编辑主动打电话给投稿者，跟投稿者进行作品上的交流，也是我这一辈写作者很难想像的。您怎么看待宋泽莱与《台湾新文学》对新人写作者的照护？而在文艺作品的交流上，你们具体上都是讨论些什么？宋泽莱的指导，有没有对您的作品产生影响？
A：当时宋泽莱主动打电话过来，我其实非常的感动。当兵的生活苦闷，之前又投稿不顺，突然间有个大作家打给我，而且用昂贵的长途电话聊了很久，让我觉得自己找到了某种归属。除了聊作品上的事，他也会问我将来要做些什么，是个非常热情的人。
他第一次打给我时，就称讚我的作品很好，并要我以后都把作品给他，字数不管多少他都会登。在文学技巧上，他提醒我要更加铺张地去写景，去将环境、空间详实地描绘出来，他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而我的确也喜欢写景，只是当时不流行这样的写法，以前一直不太敢写。宋泽莱的鼓励，给了我不少信心。
我这里还留有一些他讨论文学的相关资料。他会发表在我们社团的网路家族上，或是寄email，把自己每天所思所想写下来。有些是政治评论，有些是文化观察，也有针对文学的讨论。比方说，他就有跟胡长松讨论辛波丝卡的作品。他用很长的篇幅去梳理辛波丝卡的背景，还附上自己的台语译诗。我对他旺盛的精力和热情，感到相当的佩服。
印象中我跟他只见过四次面。第一次是“王世勋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他在台上致词时一样很热情，不过在台下时有一种前辈的拘谨，反倒话变得不多。第二次是在他演讲的场合里，我向他请教台语书写的问题，他只要我用顺手的语言去写。他一直都以鼓励代替指导，不会用政治理念去强迫别人要写什么，像我写军旅、中华商场，他都说继续写下去就好。第三次是很多年以后，我们两个一起担任校园文学奖的评审。第四次则是更后来，他在前卫出版社出版“大地惊雷”那系列的书，曾和他一起举办过新书对谈。
当年我投稿几次到《台湾新文学》后，宋泽莱就要我整理自己的作品，他帮忙投稿至出版社，《本日公休》也因此而诞生。我很感谢他的提拔，也很钦佩他对文艺的热爱与着迷。
宋泽莱出版的“大地惊雷”系列书籍
Q：“王世勋文学新人奖”类似于“吴浊流文学奖”，以一年内该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为评选对象，综合考量创作者的发表篇数与创作潜力，非两大报式的单篇匿名徵文，是本土派里很独特的文学奖。您是第一届的“王世勋文学奖”得主，小说组的评审是宋泽莱和东年。因为杂志上没有刊出评审会议，想了解您是否知道自己得奖的原因？对这个文学奖有什么看法？
A：我在课堂上很常批评台湾文学奖的制度，并会要学生们去看看各国文学奖的规则。日本的文学奖制度有好几种。一种是特定杂志的文学奖，徵的是篇幅较长的小说，例如“群像文学新人奖”。另一种是你先发表了作品，然后有个评审团选出得奖者，芥川赏或直木赏都类似这个形式。“王世勋文学奖”也是有它自己的逻辑，也没有管你有没有要参加这个文学奖的竞赛，它就主动将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列入评选范畴。
我不知道自己当年得奖的原因。他们打电话过来，通知我得奖，然后我就到现场领奖了。
Q：《台湾新文学》发行了近5年（1995~2000），每期刊物都有特殊的专题（如：“第二波乡土文学”、“女性自我书写”、“本省籍第四代长篇小说”、“四六事件纪念”），而每期刊物又有国际名家的介绍、台湾作家的访问。有没有什么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乃至于影响到您的？您又怎么看待同时期的本土杂志如《文学台湾》、《台湾文艺》？
A：我对“国际名家”满有印象的。我不确定宋泽莱是在哪个场合说过，但他强调台湾作家一定要有国际观。他提到日治时期的作家，认为当时的作家不只接收到中国的五四传统，还有包括从日本引进的各种西方文学，接触到了世界各地的作品，才成为独树一格的作家。对我们当代的写作者来说，掌握世界文坛的动态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当时知道《文学台湾》、《台湾文艺》这两本本土杂志。研究所时，在李瑞腾老师开的“文学社会学”，我做的课堂报告就是比较《台湾文艺》在李乔担任主编时的转变，把两本杂志的各期篇目条列分类。不过我当年的稿件都没有投过这两本杂志。
Q：您早年的小说，主要取材自生命经验，诸如校园、军旅等。而一直到了1998年时，您开始创作生态散文，在2000年出版《迷蝶志》并广受好评，生态书写成为另类的突围之径。在《台湾新文学》第十六期，刊出了〈生日礼物〉，是未收录在《迷蝶志》的作品。您怎么看待《迷蝶志》在个人创作史的位置？
A：《迷蝶志》这本书的诞生说来巧妙。如果你注意看他的书系，其实是属于生活类的，不是文学类的。当年，我大学学妹的姊姊陈静惠在麦田担任编辑，在寻找可以出版的书。正巧，我那阵子有写广告评论和音乐评论，累积的稿量已足够出书。原本是打算出这些评论的，但因为评论要搭配广告的图像、音乐专辑的封面，不愿意授权或是授权费太贵的情况太常发生，所以就只能放弃这个计画。在那个时候，我手边另有几篇生态散文，编辑看过之后觉得可以继续发展，《迷蝶志》便在这个契机下诞生了。
写完这本书之后，因为我当时默默无名，需要找一些知名的作家来推荐。我当时跟陈玉峯和刘克襄都没有交情，纯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请编辑把稿件寄给他们，希望可以获得推荐。后来，刘克襄打电话给我，表示很喜欢我的作品，并可以帮忙刊登书里的内容到他主编的《中国时报》上。我也是非常地感激他，当时这本书里的篇章发表到其他的报刊，都不是我投稿，而是刘克襄帮忙投稿的。
Q：《台湾新文学》于2000年结束发行，并在隔年改版成《台湾e文艺》，是“台湾新本土社”的同仁刊物。您成为了“台湾新本土社”的一员，并在第三期接受了胡长松的采访。在这个社团中，您有参与过什么活动吗？跟哪个社员比较有交情？社员们会在你们专属的网路社团里发表作品，互相指教吗？
A：我在社团里算是边缘人，一直都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也很少发言。印象中有人会在网路社团上面发表作品，但多半回应的都是宋泽莱。活动相关的部分，可能要请教胡长松比较好。
那次专访由胡长松来采访，一方面是因为他涉入杂志的事务比较深，另一方面是宋泽莱希望我们这代的作家能彼此认识。我也因为跟胡长松联系、谈话过，算比较有交情。当时他就有宏愿要写大量的台语小说，而且日后也真的有毅力地朝这个目标走，成为现在本土很重要的中生代作家。
《台湾e文艺》创刊号封面
Q：《台湾新文学》和《台湾e文艺》的封面，清一色都是台湾乡土画作，别有一番独特的韵味。您在《台湾e文艺》里，也担任美术编辑委员，在杂志上面可以看到您的插画。您怎么看待这两本杂志的美术风格？
A：美编委员的部分，是宋泽莱认为我有美术专长，在问过我的意见后，就放进去了。但事实上我应该都没有执行美术任务，就只是给插画而已。
杂志每一期都用本土画家的画作当封面，这点很有意思。早年《联合文学》杂志也都是用画作当封面。宋泽莱提过，文学杂志如果太丑的话，大概不会有人想买。不过，我觉得宋泽莱也有意识在对抗当时商品化、流行化的浪潮。
Q：2001年，您以〈虎爷〉拿下联合报文学奖，是台湾非常有指标性的文学奖，其后于2003年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虎爷》。距离1992年同样获得指标性的《最后的希以列克》，其实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在写作上也已历经了不少转变。您怎么看待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
A：早年投稿不顺的经历，让我一直对自己的创作没有自信。在〈虎爷〉得奖以后，我决定不再去管这些，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当年《迷蝶志》书写的过程里，因为叙事里有很多科学性的词彙，不被看好。但《迷蝶志》得到了台北文学奖的肯定后，我开始有些信心，相信问题不是出在自己。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几乎只读国外的文学作品，生态写作的路线也因而跟台湾不同。我选择从国外取径，作品也渐渐看不到其他台湾作家的痕迹，这点也表现在《虎爷》上面。在我早年的小说里，〈夏日将逝〉、〈复眼人〉依旧都是我很喜爱的作品。
Q：《台湾e文艺》于2002年停刊。后来，胡长松另外在2005年创办以台语文书写为主的《台文战线》，里头有不少是“台湾新本土社”的成员。您跟这个《台文战线》的社群有联系吗？我很好奇这两本杂志之间的关联。
A：书是都会收到的，这本杂志也启发了我在小说里使用台文的模式。但宋泽莱一直有台北文坛跟南部文坛的说法，我住台北，因此活动我都没能参加，这点很有感触，文学活动真是有地域性的。
台湾新本土社，台湾e文艺成立大会。前排为胡长松（左五）、宋泽莱（左六）（取自flickr/Paul Hu）
Q：我以前对老师的印象，一直感觉您不是本土气息很强烈的人，似乎也没有太多民族政治的批评论述。这次的采访，让我稍加釐清了您与这两本本土杂志的关联，也让我看到了本土的另类可能性。最后，想请您聊聊，怎么看待自己创作中的本土性？
杂志《台文战线》创刊号封面
A：这学期，我请到贺景滨来学校驻校，他在演讲时提到一个有趣的概念。他将小说创作区分成两类：一类是先创造了整个世界，再塑造其中的人物。后者是先创造了人物，再用这个人物拓展出新世界。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比喻这件事：究竟是政治倾向先形成，然后才去写小说的；还是在写小说的过程里，慢慢形成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自己是偏向于后者的。我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一心只想着要成为作家，没有什么本土或政治上的精神。我是在写作的过程里，一步步看到政治，在其他人的文学作品，接触到各种精神与主义。包括像我在“台湾新本土社”里，会看看他们的文章，特别是谈用本土语言、本土文化作为写作材料，觉得有道理，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本土观点。
特别是在写作的时候，所必经的实地调查。可能是骑车走三横，或者是走遍各地的登山步道，又或者步行环岛，这些扎实的生命经验成为我重要的养分之一。我并不是因为政治立场而去写本土，而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去好奇，去观察，最终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我很庆幸我的政治倾向是这样形成的，是这样一条路又一条路所走出来的。
（台湾《开杂志》202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