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在《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对话录里提出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如其它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社会主义实验一一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没抓经济，在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本末倒置”。立论相当独特，似乎也不无道理。但仔细一想，又经不住推敲。
但是“对话录”里还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是否就是“吃饭哲学”、就是“以经济为本”？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不是就那样无足轻重，无助于“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等等。本文只想讨论一、二个同当前中国现实关联较紧的问题。
最大的颠倒是：人的位置
很难想象，假如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就是“吃饭”（或“活着”）两个字，或“经济为本”四个字，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何以会遭到那么多人激烈反对，又为一代又一代理想主义者热烈追随？不错，马克思确实很重视经济，但他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人；他认为人创造着历史，同时又创造着他本身。他重视生产是由于他发现人以何种方式从事生产决定着他的思想和欲望。他以毕生精力研究资本主义，是因为这种制度使人的异化更加严重，同时又为人的解放创造了最成熟的条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不是不抓经济，而是相反，把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当做了目的，人却成了手段。
建国后前七年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成绩有目共睹。问题是毛泽东总是性急，总要加快，直至发疯，而中国党内党外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有效地阻止他发疯，全国上下还必须跟随他一起发疯。这才是中国一切灾难的症结所在。
发疯并不是自愿的。不要以为中国人就那么盲目。
一九五八年—一九六零年我曾在山西和山东的三个县里劳动。农民从“大跃进”和“公社化”一开始就激烈反对密植、深耕、高指标、大炼钢铁尤其是取消工分制、放开肚皮吃饭等等一切措施和政策。然而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推入深渊。所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它最大的“本末倒置”，并不是颠倒了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是使一九四九年它宣称“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匍匐在地，把中国人原来享有的少许自由剥夺精光，把微弱的公众社会悉尽摧毁，把本应是生产力主体的工人和农民变成能说话的生产工具。这个“本末倒置”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而且贯穿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至今未变。
是不是由于二十几年前四人帮批判过“唯生产力论”，李泽厚深有反感，从此便把经济等同了生产力而丢掉了生产关系呢？经济并不是生产力在真空环境下自由地运行和发展，生产和生产力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路线、政策等中介才能实现，而在每个关节上都站着活生生的人，具有一定利益、意志的人。改革过程中，四十余年来中国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创造出来的相当于四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资产，至少有五千亿元已经非法流入私人手中。有三千亿元已经或尚未“私有化”的资金，在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国有企业70％长期亏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亏损并不损害造成亏损者的利益，这些人（从中央到地方直至企业经理层的各级干部）甚至反能从中获利。而受到亏损直接损害（拿不到工资，面临失业）的工人却无权监督和抑制亏损。现在，75％的国有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可见，光是回到经济这个“根本”上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改革政治，使官僚、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之关系上的那个“本末倒置”颠倒过来。
邓小平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工人地位下降，福利丧失，许多人现在已到赤贫、甚至必须行乞的境地。这是中国在改革中唯一一个一无所得的阶级，现在成了中国政府一个最大的包袱，养吧养不起，不养吧又怕他们造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成了挂在它脖子上的石头！是不是只能如此呢？不然，北京有家小小的乳胶厂，不过一百多人。文革期间，即“经济这个根本”最受忽视的时期，由于工人多少有点权力，干部和工人的关系相对平等，那个厂年年盈余。到了八十年代，改革进行了几年，它反而亏损了。原因是非经济性的。市里一次又一次把在别的厂或因腐败或因无能而无法工作下去的废物安插到乳胶厂当厂长。一上任，先给自己和自己的哥们长两级工资，然后以出差为名游山玩水，对生产又瞎指挥，任意胡改工艺过程，致使产品质量下降，失去销路。工人只能生气，发牢骚，除怠工外能够采取的唯一抗议行动就是故意把高价的乳胶原料打翻在地，这就又使成本上升。
八十年代，为了哄着怠工的工人多少干一点活儿，采取的办法是多发奖金和实物。同时大量雇佣农民临时工，而固定工人便逐渐脱离劳动，在许多企业里是成了监工。一九八九年六月后邓小平“花钱买稳定”的方针，更使国企职工工资、奖金的增长经常高于生产效益的增长。其结果是城本上升、亏损增加，而工人对企业、对劳动的疏离（即异化）情绪也就更加严重。企业经理阶层权力和特权的扩大，上级官员以各种方式对企业进行的勒索、摊派，只能使工人对自己的懒惰、不负责任和破坏行为（制造什么工人便偷窃什么，在首都北京的工厂中都很普遍）不以为非。工人的无权状态和干部的腐败对于工人阶级的腐蚀是经常的，后果可怕，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和工人地位发生巨变后，仍将是一大难题。
李泽厚和刘再复的经济“根本”论里，没有人的因素这个根本。而正是在人的问题上，邓小平非但没有改变毛泽东的“本末倒置”，反而使事情更加恶化了。
上层知识分子的眼睛
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的这一创举，据《中时周刊》编辑介绍《对话录》的前言，作者的意图是帮助人“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的经验教训，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展示新的思路，避免二十世纪的悲剧，把世纪末的社会改革推向前进。”很好，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相信会有很多知识分子投入。
在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的悲剧时，为了不至过于自信，应该看到我们自身的某些局限。比如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很少把眼光投向中国社会下层。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记得清楚，但“大鸣大放”时正是中国工人罢工和请愿的高潮，就不知道或不记得了。“大跃进”的灾害人所共知，至于一九五八年后农民长达二十年的怠工是导致“国民经济濒于总崩溃的边缘”、从而使邓小平有可能发动改革的重要因素，以及如果七十年代末期不是农民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运动（那是邓小平都不肯或不敢接受的）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战役将会在80％党中央委员反对下归于失败，许多人则不甚了了了。农民（和工人）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一向是一个浑浑噩噩，呆滞无为的群体，而当他们蜂拥而来进入城市，打破了城里人的安宁和秩序时，知识层这才发现顺民已经变成了暴民。
绝不能低估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心理，从轻蔑到憎恶和恐惧这一演变的意义。千万不要小瞧李泽厚先生在“对话录”中轻描淡写地说出的那句话——“地方势力不可太大，中央必须有某种程度的集权，对付流民等等内乱就不致成问题。”很难说中国高层知识分子之中有些人就不会成为明日曾国藩手下的谋士。
当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知识分子涕泪交流地控诉“四人帮”罪恶时，他们的人道主义感情中还不是没有对于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就知识分子的多数而言，只有文革十年他们曾同劳动人民共过命运。但其后不久，亦即从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少量的学术、创作自由以后，二者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了。不是完全没有继续关注和了解多数中国人处境并施加影响的机会，而是缺少这种兴趣。一九七九年我偶然问过一位中国响当当的作家：“你怎样处理读者来信？”其回答之干脆利落和心安理得令我大吃一惊：“一封也不复！”其实那些来信（如果有）是作家汲取滋养，使自己的知识、感情和灵感不致枯竭的重要来源。
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一个不幸是：他们面临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还不是所有人）不会为之动心的诱惑：地位和虚荣，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一个席位，某个协会的主席或理事的身份，一次出国或一次获奖的机会等等。还有比较实的东西：一官半职，级别、工薪和住房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关怀”即当政者的恩宠。对这一切的期待、追求和一经得手之后的依恋不舍，是对于知识分子的灵魂和独立人格经常起腐蚀作用的因素，不可低估。
这是我就中国知识分子总体所作的分析，并非专指特定的人。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即天安门运动的一年前，李泽厚、刘再复二位曾在《人民日报》第四版全版发表一个对话录。主题虽是文学和艺术，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说的也是知识分子问题。我想有必要和读者分享以下他们当年的观点。两人谈起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的“报告文学热”——
刘再复：我想，这是因为读者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关心自己身处的社会。这几年我们的社会情况变化得非常急速，身处社会的人反而不认识自己的社会，因此，他们想了解社会的真相、社会的全景。报告文学正好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从报告文学的作家来说，这一群后起之秀，对社会格外关心。他们也有我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有点忧患意识，总是喜欢用自己独特的忧思和期待的情思去关怀社会。
李泽厚：我很赞赏他们的这种精神。文学应当关心社会，尤其是中国的文学家。我认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家例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卡夫卡，他们都是深刻地关怀社会的作家，都是把自己的作品与时代最根本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社会最焦虑的问题也是他们最焦虑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作家是有很好的传统的。躲到“象牙塔”里，历来为中国作家所不齿。
刘再复：我赞成你的观点。在中国，作家是应当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在美国，一个作家或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整天嚷着责任感、使命感，可能有些可笑，但在中国，作为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不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样也可笑。
李泽厚：不仅可笑，甚至可悲。
刘再复：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只有二百年的历史，而且他们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他们的知识分子虽然也关怀社会，但需要作家去忧虑的问题毕竟要比我们少，而我们则不然。我们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传统包袱那么沉重，现在的社会问题那么多，不讲责任感，恐怕是不行的。
李泽厚：中国还那么苦，如果作家什么也不管，忘记自己的责任，对人间的痛苦无动于衷，就缺乏作家的良知。
刘再复：这几年我喜欢讲良知。作家的良知，其实正是使命感。我在天津一次讲演中，曾对文学动力问题发表过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弗洛依德的把“性压抑”作为文学的“动力源”，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而大部分作家的动力源则是良知压抑，这尤其是中国文学普遍的动力源。我记得在你的美学论文中多次地讲到，文学艺术不等于审美，文学也有非审美的部分。非审美的部分，可能就是社会责任感这一些了。这种责任感，也是你猜想的审美的复杂方程式的一个要素吧。
李泽厚：可以这么说。我一直不赞成把文学变成纯艺术。我主张文学多元化，尊重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文学的并存的竞争。纯文学也应当让它们自由地发展。但我还是更喜欢反映社会忧患的作品。这种作品对我们来说，还是太少了。年轻的朋友都说写这种作品的作家很痛苦，但我“欣赏”这种痛苦。一个真诚的作家，对于社会的痛苦决不会无动于衷。这些痛苦应当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不安，如果他们对人间的痛苦彻底冷漠，我想，他们的作品是难得真正感动人的。
刘再复：近两年来出现的报告文学作品，所以感动人，正是他们抓住了时代的痛苦点、社会的焦虑点。
在这篇对话录发表之前大约一个月，《人民日报》也曾以一整版篇幅发表过一位中国最有权威的作家化名写的一篇文章。那里面的观点，同六年以后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中表达的观点近似，大意是几年前中国常有一些文学作品轰动一时，那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而现在中国社会已进入正常轨道，文学作品不可能再引起、作家也不应该再追求那种“轰动效益”了。李泽厚、刘再复在《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对话录中表述了相似的观点：不必有“轰动效应”，不必有社会责任感。
在那位权威作家论“轰动效应”的文章发表后不过几个月，苏晓康等人的电视文学政论《河殇》便引起全国轰动。差不多同时，老鬼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血色黄昏》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李、刘二位《人民日报》上的那篇对话是否针对权威作家的大作而发，不得而知。但本文所摘录的那些观点，显然同那位作家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现在，他们在同一个问题（作家和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态度）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是知识分子不要“再当英雄”、“想当中心，想负天下兴亡之大任”了。李泽厚说时代变了，假如有人不听他的话，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就会连唐吉诃德都不如，因为“唐吉诃德忘记了时代的变化，还有悲壮的意味，到了今天就只剩下滑稽了。”“这个时代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所谓‘散文时代’，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平凡而琐碎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没有英雄的壮举，没有浪漫的豪情，这是深刻的历史观。”
不，鲁迅时代尚未完结
时至今日，李泽厚和刘再复不再说“忧患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了。
一九八八年他们二人还都谈到“良知”，谈到“社会痛苦应该在作家的心灵上引起不安”。一九九四年二人的对话中，这些都不见了。是因为“时代的痛苦点”和“社会的焦虑点”已从中国土地上消失，还是“良知”和“忧患意识”已不合时宜了呢？
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和一九九四年年底之间，中国的“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两位学者有理由认定中国人不再需要战斗，因而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引导”，并认为谁若还要来“改变中国现状”，就“完全是一种幼稚病”呢？
首先，在这六年间，横着一个天安门运动。现在已经可以看清，“六四”屠杀给这个政权造成的内伤至少不下于民主运动所受到的外伤。不然，在将近六年之后它为什么还如临大敌，政治高压有增无减，老是担心会失去“高于一切”的“稳定”呢？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动的经济大增长和全民“下海”大发财的运动，不能说没有成绩，但旧制丝毫不改，大增长和大发财就只能伴随着大腐败、大掠夺。在沿海地区和城市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有所提高，但三分之二收入未增或有减的人却必须和发了财的人平等地承担30％的通货膨胀率和将近100％的食品价格暴涨。江泽民及其左右对中国形势的估计远不如李泽厚和刘再复乐观。不然，在血洗北京城将近六年之后何必在政治犯判刑上再创新记录（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最近被判二十年徒刑，超出魏京生五年，超出王军涛、陈子明七年）呢？又何必再三加紧新闻控制，并且连最温和而无害的流亡学者也不让回国呢？简而言之，是由于一九九二年以来邓小平新一轮的以经济化解政治危机的企图失败了。中共的收买政策，只有在城乡暴富阶层和上层知识分子中间收到一定效果。教授、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和表演人员的收入，同一般人、一般知识分子阶层收入之间的档次大大拉开，又有各种荣誉报偿到手，于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少有的满足情绪便在这些人中间滋长起来。李泽厚的那个谁要还想“改变中国现状”“就完全是一种幼稚病”的观点，就是这种人现实心态的反映。
告别自我
在李泽厚、刘再复两次对话录问世之间的六年中，中国唯一值得称道的变化是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而中国人为之已经付出和必将继续付出的代价却是非常昂贵的。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当年导致天安门运动的种种危机都益形加剧之外，人的危机，即全社会伦理道德大沦丧和城乡犯罪浪潮大蔓延，已引起全国人的严重焦虑。作为人文学者的李泽厚和刘再复，对于中国社会空前的精神危机、人向非人的转化，居然不予重视，还极力贬低精神的作用，实在令人费解。
我想，答案也许就在那个“以经济为本”和由此引出的李泽厚对于邓小平路线的全盘肯定上面。你看：“我现在大讲吃饭哲学，反对斗争哲学，就是注重这个‘本’。邓小平从发展生产力这个角度去总结苏联、东欧的教训是对的。”“（邓小平的）这种改革就是回到根本，回到常识，即抓住经济、抓住生产、抓住吃饭这种‘大计’。这一抓，倒抓对了。”但是一九八八年李、刘两位已经看到的那些“时代的痛苦点”和“社会的焦虑点”现在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应该怎么看呢？李泽厚的良策是你不要去细看。他强调说对于中国的问题“要从宏观看，不能从微观看。”从宏观看，“一点点的进步都显得很可贵”，从微观看，“进步带来的各种问题非常多”。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现在都不能谈，那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的事。
刘再复为这本“对话录”写的序言，叫“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他再三称赞李泽厚的“理性”和他的“真知灼见”，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所谓“理性”，就是放弃批判精神。
那本备受江泽民赞赏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对于邓小平路线和今日中国现实还有所批判。那本书尽管观点反动，但书的有些部分，例如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仍不无精辟之论，对遇罗克的高度评价则尤其难得。作者敢于向活着的权威挑战。在“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里，我们却连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都看不见了。
在八八年的对话里，刘再复说在中国一个知识分子若不讲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是“可笑”的，李泽厚接下来说：“不仅可笑，甚至可悲。”到了九四年，却既不可笑也不可悲了。两位学者不仅“告别革命”，也告别了六年前的自己。
（《北京之春》1995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