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 通识经典导读 2022-07-31 06:30 发表于黑龙江
作者 | [法] 雷蒙·阿隆
翻译 | 吕一民 / 顾杭
编辑 | 通识经典导读
正文 | 5590字
阅读时长 | 约12-1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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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是基督徒、社会主义者、戴高乐派分子、共产主义者还是存在主义者，都在说他们渴望革命。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颤动比一般人要敏感，并由此感觉到大变动的时代到来了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间，人们曾经提出过这一问题。但是很快，希特勒的威胁并不是禁止法国人再争吵——大概没有任何人或事阻止得了这种争吵——而是通过暴力一下子就解决了他们的争端。伴随着解放而来的是一场“准革命”。对于这场革命，不管是其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一致认为它是失败的。1950年时，人们再次思忖着法国是否处在大爆发的前夜。当时，全国有近半数的选民不是支持共产党，就是支持戴高乐，他们在理论上是敌视现存政体的。几年之后，保守主义似乎并未因极端主义的愿望或好战的言辞而动摇，相反，它却因此而得以维持。
法国在1940年和1944年所经历的是“伪革命”（pseudo-évolutions），其结果是复归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人物和实践。
1940年的“溃败”迫使议会在同年7月签署了一项放弃权力的法案。一个成分繁杂的团体——其成员既有共和派的叛徒，又有右翼的空论家和渴望行动的年轻人——试图引入一种专制的但不是极权的政体。“解放”使这一企图终成泡影，并使另一个团体获得了权柄。这一团体在人员组成和思想观念上同样也是五花八门的。该团体在反对维希政权时自称继承了共和制的合法性，但它时而把自己与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政府联结在一起，时而又诉求抵抗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民族的愿望。它还往往宣称自己的根源与计划是革命的：它的合法性并非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神秘的代表制的基础之上，即由某一个人来代表人民的意志；同时，它力图革新国家，而不仅仅是恢复共和制。
导致革命衰竭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对附敌分子的整肃；其二是所谓的结构改革（即国有化运动，源于人民阵线纲领）；其三是某些法案的通过，如社会保障法，这些法案的通过延续了以往的演进过程，同时也不需要引起动乱。在宪法的条款与实践方面，传统——或更确切地说是不好的习惯——轻而易举地战胜了革新的愿望。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和各个党派既表现出它们惟恐失去其特权，又表现出它们对第三共和国时过强的行政权力的敌视。在1946年，各个党派，尤其是三大政党被人指控为主张大一统极权统治原则（monolithisme）。在1946年至1947年，激进派和温和派对它们发起了攻势，并且还从戴高乐将军的深得人心与现政府因通货膨胀和社会动乱而引起的不得人心中受益匪浅。今天，绝大多数党派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主张“大一统极权统治”，并在绝大多数选举中各自为政。时下，真正的病症并非是“大一统极权统治”，而是党派内部的纷争。
从传统来看，法国的议会民主制以行政权的软弱为特征。议会不仅能够代表民意，而且还能使政府更迭频仍，结构松散。法国的溃败与解放为推翻这种传统创造了一个机会。当戴高乐将军试图创造第二个这样的机会时，他失败了。外在事件所允许的事情，却被法国政府本身所不容。
人们可能会辩解道，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失败首先得归结于策略上的错误。如果被人誉为“解放者”的戴高乐在1946年仍然在台上执政并充当反对第一次宪法草案运动的领导人，如果他在辞职后的几个月内，即在第一次全民公决前夕参加竞选，胜利将属于他。他将能够强制性地规定一个与第二次全民公决所通过的宪法全然不同的宪法。也许在1947至1948年间的市镇选举结束之后，甚至在1951年6月的立法选举结束之后，如果他同意与某些党派或团体联合，他即便不能取得绝对的权威，那也能组成新的政府，并引入改革。应当说，该组织在1952年的解体可归因于一种非同一般的愚蠢。那么，该联盟的主席 18 在内心深处是情愿遭到无可非议的失败呢，还是情愿去获取疑窦颇多的成功？他可能获得的有限的权力只会使他的相关举措顾此失彼，令人失望：不用承担责任的抗议或许会留下更多的回忆。
一种误会从一开始就对戴高乐的计划产生了危害。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一旦消除，大多数选民和活跃分子，甚至还有戴高乐派的议员，都会希望出现一个类似于雷蒙·普恩加莱政府的政府。领导者比其率领的部属更野心勃勃。他们拒绝妥协，而后者则可能会予以赞同。不管是哪些事件导致了1940年和1944年革命的失败以及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解体，保守力量的胜利均可作为其缘由。法国人是心存不满，但他们没有任何上街闹事的欲望。从1946年到1948年，食物的短缺、通货膨胀，再加上共产主义的发展，使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1949年以后，大部分老百姓渴望恢复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产业工人敌视拒绝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拒绝他们的社会参与的政体。工人们的政治热情以及某些工会领导人加入共产党，在维持阶级斗争的气氛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未引起不可抗拒的暴动。
革命与其说产生于不满，毋宁说产生于绝望或希望之中。法国所承受的外部压力使得革命的爆发变得更不可能。在议会的角逐中，右翼从共产党的选举力量中获得了好处。如果法共没有屈从于莫斯科，如果它真诚地与社会党合作，那么，人民阵线就可能使保守派的共和国不复存在。然而，从表面上看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个保守派的共和国却因为其憎恶的敌人而获得了新生。
至少在不远的将来，革命派可以在以下两种策略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其一是使劳动者摆脱共产主义的影响；其二是建立左翼的共同阵线（或民族阵线、人民阵线），将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联合起来。不过，这两种策略都不太可能实施。法国共产党的长处与社会党的短处正好相称。当社会党丧失其动力以及工人群众的支持时，共产党却成功地赢得了大部分无产阶级成员的支持。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因果关系，倒不如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那么，该如何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呢？何种巨大的改革才能使数以百万计的左翼选民摆脱他们曾寄予厚望的政党呢？人们怀疑，是否一个精明强干的总理和一次经济扩张就足以一下子改变局势。至少，它还需要时间。
法国的保守主义在反对左派革命时受到了工人运动的“斯大林化”的庇护，在反对急于改革时受到了社会党的弱点的庇护。迄今为止，它在对付自身的错误及其后果时则受到了“大西洋主义”的庇护。从1946年到1949年，美国的援助使法国得以在危机时期不必采取严厉的措施，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外援的话，类似的措施非采取不可。与一种国际体系合为一体，不管它是否有必要，都会有遏制改革愿望的危险。
1946年，在许多观察家（其中也包括我本人）看来，在法国所实行的议会制似乎格外地不适应冷战和共产主义的挑战，同时也不适应半统制经济的要求。人们忘记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从马其顿确立其霸权开始，人们就已不再为改善雅典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操心。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在成为亚历山大帝国或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之后，这个光荣的城市就不复存在了。
这种比较只是部分有效。美国既不具有组建其霸权的才智，也没有因这方面的愿望而充满生气。在欧洲和非洲，法国保留的是纯政治的责任。孟戴斯—弗朗斯先生的上台以及在北非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都发生于美国拒绝在印度支那帮助法国人之后。奠边府的惨败在议会加速了其负责人的败落。
从1930年到1939年，人们怎么能够不对当时统治法国的人的懦弱与愚昧感到气愤呢？在战争前夕，生产水平仍然要比1929年时的水平低20%左右。法国的军队在1940年时几乎是单独在面对德国军队。在十年的时间里，由于一连串几乎难以想像的错误，这些领导人导致了或遭受了我国经济的衰落及我们的同盟体系的瓦解。
人们无法肯定，第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就优于第三共和国对付衰落时的外交政策。法国把自己最精锐的部队投放到了印度支那。在这一地区，我们既不再有什么利益，也不再有什么行动的手段。在这场已持续多年的战争中，我们很可能会失败，而不是取得胜利。
在欧洲，直至1950年，我们的外交一味地想使西德的复兴步伐放慢却没有因势利导地去巩固局势所要求的法德和解。但实际上，自从苏联在东欧实施苏维埃化，这种复兴就是不可避免和可以预见的。从舒曼计划开始，我们的外交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打算与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建立一种共同的国家。六国联邦成了我们的代表宣告的宏伟目标。那么，人们又该如何在不拆散法兰西联盟的情况下来实现这一计划呢？法国，尤其是法国议会的大多数人会赞同联邦主义者的这一计划吗？
有关和平或战争的重大决定并不是在凯道赛 19 做出。我国外交可能遭到的失败不会再产生二十年前那样的灾难性后果。1939年前，法国人还有怨恨其领导人的共同的理由，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不丧失独立的情况下避免战争。而在今天，就连最低限度的共识也已不复存在。在谈到一个其疆界和政体都未确定的欧洲时，大多数人会表示赞同。但只要一涉及一个确定的欧洲，如六国联邦或一个实行联邦制或准联邦制的欧洲时，法国人就会四分五裂。在此之前，在涉及联邦德国的重整军备、东欧的解放或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改革时，法国人也同样如此。法国人在紧要关头会一致谴责政府无力确定一项政策。他们抱怨缺少一种共同的意志。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真希望能找到这样的共同意志吗？
就内政而论，第四共和国的最初十年要好于第三共和国的最后十年。这一判断也许会引起那些强调货币贬值、国家的官僚主义现象加剧的自由主义者的愤慨。经济扩张，即便它引起通货膨胀，也比由货币稳定伴随的经济停滞更为可取。况且，1931年至1936年间为维持法郎的汇率而不得不实行的紧缩通货，为1936年的社会爆炸和人民阵线政府的经济错误埋下了伏笔。
就农业、工业和社会立法而言，法国已不像过去那样停滞不前，僵化保守。但人们还不能说工业家的马尔萨斯主义已最终消除，也不能说农民都已认识到耕作手段现代化的必要性。保守的统制主义在起作用，这种主义主张保护一切已取得的利益，限制有可能迫使边缘性企业转产的自由主义机制或行政管理机制。不管如何，溃败、占领、1944年的准革命已经使习俗受到了撼动，使法国人更容易接受变革，更容易接受冒险。
如果说整个民族已更加充满活力的话，那么，政治体制却依然如故。较之第三共和国的最后岁月，政府更加分裂，更为软弱。除非将行动上的无能视为国家的最高美德，否则没有人会赞同第四共和国。认为只有知识分子不满现状，这是错误的。事实是，法国人对法国不满，公民对国家不满。停滞的社会、敏感的思想，这两种现象仅仅在表面上是矛盾的，而实际上却存在着共存的联系。对现实愈不敏感，人们就会愈梦想革命。现实愈是显得僵滞，人们在批判和拒斥它时就会愈敏感。
在保守主义的外壳下日趋成熟的变革力量，出生率的增长，工业、农业的现代化，凡此种种，展示了未来的前景。知识分子只有在法国变得与他们的思想更相称的时候，才会与法国和解。如果这种和解没有出现，或仅仅是缓慢地出现，那么，革命者习惯于谋求的，以及各个政党内心害怕并尽全力准备应付的“爆发”就会挣脱束缚，突然发作。虽然这种现象至今仍然不像会真的发生，但它的发生却是可能的。每当危机达到使政体及议会的作用受到威胁的程度，议会就会借助共和国的某种不成文法，把其权力转交给某位人物。这一使第三共和国得以延续的不成文法似乎已被传给了第四共和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为孟戴斯—弗朗斯内阁上台打开了道路。
法国人还不至于不幸到得起来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在他们看来，国家的衰落与其说应归咎于某种事件，毋宁说应归咎于某些人物。由于无法期望一个共同的美好的未来，他们缺少能激发群众的希望。他们也从来没有那种不必依赖理想的智慧，当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改变他们面貌的时候，那些需要他们完成的任务也就无法触动他们。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使得他们彼此争斗。他们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用怀疑主义去冷却他们互相矛盾的热情，才可能生活在一起。怀疑主义并不是革命的东西，即便它讲述革命的语言时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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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概念不会沦落到被废弃的地步，左派的概念同样如此。革命的概念表达了一种怀旧情绪。只要社会仍旧不够完美，只要人们仍旧渴望改革，这种怀旧之情就会长存不衰。
这并不是说，企求社会进步的愿望始终通向，或逻辑地通向革命的愿望。它还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和缺乏耐心。人们往往认为革命者对世界充满仇恨，并向往巨大的灾祸。但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革命者因其乐观主义而犯错误。任何为我们所知的政体，如果我们把它们与一种抽象的平等或自由的理想相联系，那它们必定会受到谴责。只有革命——由于它是一种冒险，或者说，只有一种革命的政体——由于它赞同不断使用暴力，似乎才能够达到崇高的目标。革命的神话为乌托邦思想充当了避难所，并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神秘的、不可预测的说情者。
暴力本身的吸引力、迷惑力要大于其排斥力。英国工党的政策，“斯堪的纳维亚的无阶级社会”在欧洲的左派，尤其是法国的左派身上从未享有俄国革命所具有的威望，尽管后者出现过内战、集体化和大清洗的恐怖。那么，人们究竟应当说上述现象无损于俄国革命的威望呢，还是应当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现象，俄国革命才具有如此的威望？过去发生的一切有时让人觉得，革命的代价与其说是让革命事业的声誉受损，毋宁说是使它获得了声望。
“没有人会如此疯狂，以至于宁要战争，不要和平。”希罗多德的这一评注也可以运用于内战。战争的浪漫主义已经在弗朗德尔的污泥中死亡，而内战的浪漫主义则还在卢比安卡的地下室中残存。人们有时会思忖，革命的神话会不会最终与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崇拜汇合在一起。在《魔鬼与天主》一剧的结尾处，戈兹喊叫道：“这就是刚刚开始的人的统治。一个好的开端。来吧！纳斯蒂，我将是刽子手和屠夫……这里有一场战争要对付，我将投入战斗。”人的统治将是战争的统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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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知识分子的鸦片》 — [法] 雷蒙·阿隆著，吕一民 / 顾杭 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部分内容由编者整理，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