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图网燕京书评 燕京书评 2022-07-26 18:05 发表于北京

撰稿丨宗祁
全文共6288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近日,经济学者陈浩在节目中表示“谁家没个50万”,被网友批评为“何不食肉糜”。事实上,没有50万的家庭不仅在中国大量存在,在美国等最发达的国家也同样存在。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已十分低廉,在大多数国家中,即使最贫困的人都能负担得起产米油盐的费用。但另一种必需品却让无数人发愁:住房。人们需要有地方住,正如他们需要有东西吃。大多数人认为每月工资拿1/3交房租是可以接受的。在北京上海,很多工薪阶层需要拿一半的工资交房租,不少人调侃说自己是在给房东打工。而在美国最贫困的人群中,每月70%-90%的进账都交了房租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是要拖欠燃气费,就是要拖欠房租,还得时不时饿肚子,即使是这样,还会时不时遭到驱逐,最终不得不选择充满犯罪、贩毒的最破败的居住地。失去住所,往往开启一路向下的人生。马修.德斯蒙德深入调查了密尔沃基贫民社区中的住户,在《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力》一书中,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的挣扎,展现了房东与他们的互动,并指出政府现有的福利政策的不足之处。

2017年,随着大兴区的一场大火引发的整治行动,很多“低端人口”不得不离开了北京。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力》
[美] 马修·德斯蒙德 著
胡䜣谆 / 郑焕升译
理想国|山西教育出版社 2022年5月版

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曾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德斯蒙德关注居住正义、城市生活、底层剥削等议题。已出版作品五种。他的研究曾获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他的文章常见于《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2015年,德斯蒙德凭借对驱逐议题和住房政策的出色研究,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2016年,他被评为“影响全美政治议题的五十位人物”之一。

▌贫困是沼泽,挣扎会陷得更深

对大多数“正常人”来说,贫民聚集的社区是他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那地方肮脏、充满抢劫和犯罪,似乎生活在那的人也是自甘堕落、无药可救的。那些高高在上的“正常人”总是希望底层人士能“上进一点儿”,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努力摆脱贫困。

但正如钱可以生钱,贫困的泥潭也会越陷越深。书中的大多数贫民都为了生活奔波,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比如瓦内塔,即便她“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但扣掉找房子、上同等学力课和照顾孩子的时间之后,她没剩多少时间可以求职。”

而想领到福利救济的支票,就必须工作。20世纪90年代,总统克林顿调整福利制度。密尔沃基所在的州成了“反福利运动”的试验田,它被称为“W-2”项目:Wisconsin Works,翻译为”威斯康星要工作“。

政府不仅竭力防止穷人“不劳而获”,还防止着他们“隐姓埋名”。美国不少州认为公民有对其他人的犯罪记录有知情权,这些记录可以在一个名叫CCAP(Consolidated Court Automation Programs)的网站上查到,包括超速罚单、离婚官司等等,还有房东被驱逐的记录。驱逐记录等“轻罪“会被公告20年,重罪会公告50年。

犯罪与贫穷往往关联在一起,一个原因就是有前科的人往往会被很多人和机构拒之门外。罪人无法隐姓埋名,重新开始——穷人也没办法,因为各种原因自我堕落过一阵的人都很难摆脱过去。书中写到护工司各特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疲惫和抑郁,而偷偷服用医院的止痛药等精神类药物。他为这一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司各特失去了工作、住所,如果想重返行业,他必须滴酒不沾五年,并且每周出席戒酒互助会两次。他开始努力戒酒、戒毒,但生活却总是那副样子,枯燥、乏味、让人疲惫。司各特喜欢护理工作,也喜欢清洁,但是当他连着做4个月清洁工作,只休息过一个晚上时,他还是厌倦了。“这段时间为了让身体排毒,司各特呕吐过、发抖过、痛哭过,但这样努力过后,他环顾四下,看到的依旧是身无分文且无家可归的自己。”

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若想挣扎出来,不仅需要超乎常人的毅力,更需要很强的运气成分,大多数人不是把“付不起房租”看成是一时的困境,而是生活的常态。与其努力省钱日复一日地为交房租而劳累奔波,很多人会选择拖欠房租而去进行一些让生活“更有盼头”的“奢侈”消费。

拉瑞恩就是其中之一,她会用补助金去买龙虾、国王蟹脚、价值200美元的乳霜。这一方面是因为她认为“要领补助保障金的话,账户里就不能有太多现金,最好不超过1000美元(实际上是不能超过2000美元)”,因此选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存钱”。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看不到头,生活的折磨没有出路,她才不会为了未来存钱。马修写道:“拉瑞恩花钱如流水正是因为她穷。”

在司各特自费4700美元、坚持了1年时间后,县政府终于开始承担戒断药物美沙酮的费用,此外,司各特也得到了一间政府补贴公寓,每月只需付工资的三分之一。当他终于习惯了不用再居无定所的生活后,他开始攒钱,开始做出行动,准备重返护理界。“在拖车营里,司各特感觉自己卡住了。”而现在,他看得到一个值得他为之奋斗的未来,希望让他可以振作起来,为明天做计划。

但司各特只是幸运的少数人。能重返有希望的生活的底层人少之又少,他们通常在底层时,就把未来永久“透支“了出去。

当房东将租户告上法庭、法庭强制让租户偿还房租时,房东总是想方设法让租户付出更多的金钱赔偿,包括房屋的修缮费用。房东未必能立即拿到赔偿:很多租户没有能力拿出这个钱。但一旦租户未来遇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房东就相当于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投资:金钱判决累积的年利率高达12%。而且它“一旦被法院正式记录,房客的信用记录里就会烙上一个印记,十年内他只要置产,该笔金钱判决就会跳出来对这笔房产享有‘优先权’。”在贫穷中陷得越久,积累的被驱逐这样的“犯罪”记录就会越多,改变就越困难,即使有了难得的机会脱离贫困,过去的“债”也可能忽然再次找上自己。

“贫穷会逐渐累积,越来越看不到尽头。所谓贫穷,常常意味着祸不单行,种种不幸盘根错节,将人团团包围,身在其中的人只有竭力让自己不要发疯。”

图片2022年初,一位新冠阳性患者的流调记录为我们展现了底层百姓生活的一角。从1月1日到1月14日,岳先生在北京23个地方通过打零工养家糊口,时常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房东是罪人吗?

无论在国内还是美国,“收租人”都好像是独立的一种特殊阶级。他们在“住房”这一最昂贵的生活必需品上投资,往往都能得到不错的收益。哪怕是“从蚊子腿上割肉”:去赚最贫穷的人的租金。在贫困社区买房,房屋虽然没有太多升值价值,但因为这些房子的购入价格很便宜,用来出租有巨大的盈利空间。“房市崩盘后,房价一落千丈,而房租却还是居高不下。”马修写道:“谈到投资报酬率,旧城区的房子所向无敌。”

书中的收租人之一谢伦娜在1999年房价低谷期买了房,几年后她用增值的房子去贷款,分别套出了21000和12000美元,她用这笔钱在便宜的旧城区购入房子,用以收租,随后生意越做越大,4年后,谢伦娜有了36个出租单位。

在书中,马修并没有把房东描写成无情的剥削者,他们会在住户拖欠房租时网开一面,会在心理上同情比较困难的租户,在住户失业无法付租金时,他们会给住户安排一些工作来抵消租金。

但房东们也有不留情面、为利益而不讲人情的时刻。比如,很多房东不欢迎带小孩的租户,“每10个育儿家庭,就有7个会在租房时碰壁。”有些房东会向有小孩的住户索要更多押金、加收“孩童损害押金”等。在驱逐残疾人、受男友家暴的住户是,房东虽然良心过意不去,但绝不会和钱过不去。

他们会钻政策的空子,利用房客对被驱逐的恐惧减少承担作为房东的责任,比如修缮房屋。“对众多房东来说,比较‘经济’的做法不是维护屋况,而是直接赶人。面对万年欠租的房客,想在维修费上抠门是有可能的,而高房租就能确保租房者永远处于欠租的状态。”降低房租可以减少租户的负担,也可以让租户更稳定、长久地留在这,但房东出于利益权衡一般不会选择降租。

“廉租房的供不应求也让房东们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在每一个租房家庭的背后,都还有几十个同样的家庭在排队等候。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房东们会愿意降租、原谅租户拖欠房租,或是有动力去修缮房屋。”

大多数住户都有拖欠房租,法律让房东有权给房客下达驱逐令。“法律能够保护的是有办法正常交租的租户。”这意味着,惹上麻烦的住户很可能会被驱逐,包括介入纠纷,让警察登门拜访的(哪怕自己没有犯罪),以及因为家里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引起儿童保护局的注意的。后者往往迎来房屋检查员的造访,而房屋检查员是房东最不欢迎的。穷人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生活很可能因为沾上了一个意外的麻烦而被破坏,哪怕他们什么错都没有犯。

谢伦娜身价在200万美元左右,每个月扣除房贷、水电费等支出,净收入是一万美元——超过很多住户的年收入。“在美国第四穷的城市里开设破败的拖车营收租,其年收入竟然是全职房客基本工资的30倍,是房客领取的补助保障金的55倍。”做穷人的生意让她发家致富。

网上很多人羡慕的收租人生活。

但马修指出,房东并非是造成贫困人口流离失所的罪魁祸首,也并非是恶人、是这一社会问题中的反派角色,相反,房东只是把握住了“赚最贫穷的人的钱的机会的”普通人,在几千美金的房租和同情穷人的良心之间,有多少人能够选择后者呢?给房东剥削穷人的机会的,恰恰是政府。政府让受到驱逐的人被记录在案,从而让他们更难找到住处;政府让房东可以带着执法人员强行驱逐住户。这看似是在预防犯罪,是防止穷人在住处“为所欲为”,但实际上只是把一切责任推给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政府没有尽到保护底层人的责任,却在惩罚底层人上铁面无私。

国家缺少社会保障,社会造成人的贫困,这些后果怎么能让房东个人来承担呢?

越是苛责个人,对同样辛苦谋生的生意人提出各种要求,国家就越能够逃避责任。如果让政令的不良后果全部靠个人的高道德标准来承担,那要政府又有何用呢?

▌底层人能说话吗?

我们看到,政府的很多措施,虽然“初衷”是好的,但不仅没能帮助到这些底层人,反倒可能让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比如,对“危楼”的整改让很多人失去住处。“阿琳原本最喜欢的住处在一个工薪阶层的黑人社区。在市府宣告其不宜居、强迫阿琳搬迁之后,她去了一个充斥着毒贩的公寓社区。”

央视报道北京经济适用房变成群租房,一套三居室住34人。

住房补贴和福利救济虽然能帮助到一些人,但也有效率不高、投入不足等问题。

当书中写到的租户之一阿琳找到房屋管理局,想住进政府补贴的公寓时,她了解到“早在4年前就有超过3500个等待租房补贴的家庭了。”

如果想住进公共住房,阿琳需要提前存一个月的收入,花两到三年等排队名单解冻,再排队两到五年,最后还要通过审理人的种种审查,被驱逐的记录以及领取社会补助在民间市场租房都有可能让她失去机会。

最初,针对贫民住房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兴建廉价公共住房,经济学者路易斯.温尼克回忆道,市长和议员一度为了选票,而在选区盖了许多高层的公共住房。但这危害到了房产开发商的利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开始游说政府改为用“租房券”的形式救济贫民。他们成功了:公共住房的建设停摆,而租房券成为“美国扶植低收家庭最主要的住房补贴政策。”并且,随着政客掐死资金的投入,已有的公共住房因年久失修而每况愈下。

租房券让住户在选好喜欢的公寓后,每月只需付收入的三成,其他租房费用由政府补贴。同时,美国也对接受租房券的房东可以收取的租金上限作出规定,为“公平市场租金”。但为了“领租房券的家庭可以在安全繁荣的地方找到栖身之所”这样理想化的理念,富裕社区如芝加哥黄金海岸和贫民窟的公平市场租金的计算方式是一样的。这让房东们有了可以谋取利益的机会。房东会对持有租房券的人抬高租房价格,而后者往往欣然接受,因为他们需要支付的数额不会有变化。马修指出,这让政府救济支出的效率大大降低,“光拿密尔沃基来说,每年360万美元的税收就这样被浪费掉——这些钱拿去当作租房补贴的预算,可以再多帮助588个弱势家庭。”

上文已经提到,穷人想要领取社会福利,更是需要重重条件。除了“W-2”计划要求必须工作外,还需要履行种种“职责”,如,与社工会面。阿琳曾因为错过一次与福利社工的会面,而被削减了补助金额。

就算领取到了福利,也不可能完全靠福利金生活。“自1997年以来,全美各地的社会福利补助,几乎都停滞不前。”阿琳在2008年能领到的福利金与十几年前的金额几乎没有提高:每天20.65美元。“主政者无一不知美国家庭不可能只靠福利度日。”失去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的人,在花光存款后,往往将永远挣扎在交不起房租的边缘。

在我国,个人陷入困境可以向家人寻求帮助,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家人并没有责任去帮助已经成年的亲属。如果没有亲属的兜底保护,我国的底层人又会增加多少?

穷人永远被严密防备着,防备他们懒惰,防备他们带来犯罪,重重法律束缚他们,重重审查针对着他们,但很奇怪,对富人的防备却少很多——哪怕他们总是在钻法律的空子,无孔不入地探索从穷人身上挂下来更多的钱的办法。

鲁特格尔.布雷格曼在《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如何建构一个理想世界》中写普遍基本工资的优点时说:它不会考核人的资质,而是直接给每个人发放现金。这乍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不考核资质为什么算是优点。但本书展现出,在福利制度下,穷人得到补助需要经过重重审核,这既是对穷人的歧视,也白白浪费了许多人力财力,更给企图赚穷人钱的人钻了很多空子。

另一方面,城市中的贫民聚居区往往是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马修指出,部分原因是贫民聚集的社区具有高流动性:人们只要“发达了”就一定会搬离这里,而另一部分人则随时可能被驱逐,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高流动性的社区对秩序和治安会造成不良后果。“健康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区的形成有个前提,那就是得有人‘有心’住在这里,要有人愿意看顾、守护这里。”很难说是贫困让社区中的犯罪增加,还是贫困的社区本身就不鼓励秩序的建立。

政策制定者往往只依据最近被报道出的社会问题,舆论的热门关注,或者最新的社会研究角度,他们很少有人能拥有底层生活的完整视角:他们不知道底层的生活是如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试图“改善”其中一个方面可能带来反效果,甚至是灾难性的连锁反应。他们只管解决一个问题,不管这个问题之后的后续问题。贫困人口的声音不被关注,而下一次有社会工作者为他们发声、得到公众关注的时刻,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看到,底层人对房东说谎,对政府说谎;房东见死不救、无情驱逐住户。但这一切“人性问题”,其实暴露出的,都是社会问题。社会对贫困人口的补助金发放不但不能帮助他们脱离困境,而是让他们越陷越深;法律的漏洞和没有变通的规定是如何让房东和租户处境艰难等等。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住户们有互相帮助的时刻,房东也有设法减轻住户负担的举动。我们不应对人性期待过高,也不必对人性过于悲观。人们想要活着,想要富裕,也想帮助他人。书中的这些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是只要外部环境允许——只要政令改善,就能抓住蛛丝,往地狱外攀爬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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