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 通识经典导读 2022-08-05 06:30 发表于黑龙江
作者 | 阿马蒂亚·森
翻译 | 任赜 于真
编辑 | 通识经典导读
正文 | 13437字
阅读时长 | 约40分钟
一对夫妻在一起讨论多挣一些钱的事情并不罕见，但是大约公元前8世纪关于这个话题的一场对话却有特别的意义。这场对话记录在梦文经典《奥义书》中，一个名叫玛翠伊的好女和她的丈夫亚纳瓦克亚很快就从讨论致富的方法和手段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大的题目：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所想要的?玛翠伊很想知道，如果“整个世界的财富”都属于她一个人，她能否通过财富实现长生不老。“不可能！亚纳瓦克亚回答。“你的生活会像别的富人的生活一样。但是别指望通过财富实现长生不老。玛翠伊评论道“那么，我要那些不能让我长生不老的财富是什么？”
玛翠伊的诘问在印度宗教哲学中一遍又一遍地被引用，以说明人类困境的本质与物质世界的局限性。我对彼岸世界的事物抱有太多的怀疑，因而不会受玛翠伊关于此岸世界烦恼的能响。但这场对话所包含的另一层面的内容却对理解经济学和发展的性质有直接的意义，这就是收入与成就之间、商品与可行能力之间、我们拥有的经济财富与按我们自己的意愿享受生活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虽然富裕和成就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许是，也许并不是很强的，它也可能完全取决于其他条件，问题不在于玛翠伊——愿她的灵魂幸福——正好特别关注的长生不老，而在于享受长寿(而不是在壮年就过早地死亡)，以及在活着的时候享受好日子(而不是过一种痛苦的、不自由的生活)的可行能了——那是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珍视而且向往的。两种视角之间的差异（即排他性地专注于经济财富，与更多维地聚焦于我们所能够享有的生活之间的差异），是如何理解发展的一个主要议题。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开头写道(他在3000英里以外回应玛翠伊和亚纳瓦克业的对话):“财富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事物而有用。”
如果我们有理由追求更多财富，那么我们必须问：这些理由究竟是什么?它们如何起作用?它们取决于哪些条件?我们有了更多财富可以“做”什么？实际上，我们总是有极好的理由，想要更多的收入或财富。这并不是因为收入和财富就其自身而言是值得向往的，而是因为，一般地，它们是极好的通用手段，使我们能获取更多的自由去享受我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
财富的有用性在于它允许我们做不少事情——它帮助我们实现不少实质自由。但是这种关系既不是排他的(因为还有财富之外的因素对我们的生活发挥显著影响)，也不是单一的(因为财富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随其他因素而改变)。理解这种关系的有限度的、随境况而变的性质，与承认财富在决定我们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上的关键作用，二者同等重要。
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人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
为了更充分理解发展过程，需要对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进行考察和审视：把基本目标定为仅仅是收入或财富最大化显然不恰当，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财富“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事物而有用”。同样道理，经济增长本身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做就是目标。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扩展我们有理由珍视的那些自由，不仅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不受局限，而且能使我们成为更加社会化的人、实施我们自己的选择、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交往并影响它。本书第3章将对这一般性思路作更共体的说明和审视，并把它和其他一些思路放在一起(它们相互竞争以得到我们的注意和采纳)进行评价性比较。
1.1 不自由的形式
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在经受各种各样的不自由。饥荒在某些地区持续发生，剥夺了成千上万人的基本生存自由。即使在那些不再不时地遭受饥荒的国家，营养不足也可能影响大量孱弱的人们的身体。同时，还有很多人不能享有医疗保健和卫生设施或者清洁的饮水，一生在本可以避免的疾病中挣扎，常常过早地夭折。富裕国家中总是有很多处境艰难的人们，他们缺乏在医疗保健、获得实用的教育、得到有收益的就业、或获得经济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机会。甚至在非常富裕的国家中，有相当大群体的人的寿命并不比那些相比要贫困得多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寿命长。此外，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在摧残——有时候是过早地终止了一一成下上万的妇女的生活，或者以不同方式严重限制着妇女享受的实质自由。
再谈其他形式的对自由的剥夺，在世界不同国家有诈多人被系统地剥夺了政治自由和基本公民权利。不时可以听到有人断言剥夺这些权利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对快速经济发展是“好”的。有些人甚至进面提倡那种更严厉的政治体制——否定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因为据说那样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命题(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有某些联系，因而常常被称作“李光耀命题”)，有时由某些非常粗糙的实证证据加以支持。事实上，更全面的国际比较从来没有证明这一命题，也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治确实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更多地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这个问题将在第6章考察。
再进一步，经济发展还具有其他的层面，其中包括经济保障。极其常见的是，缺乏经济保障与缺乏民主权利和法权自由相联系。实际上，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傅茨瓦纳或津巴布韦。饥荒通常发生在外来统治者治理的殖民地(如在英属印度和由异族英格兰统治者掌管下的爱尔兰)，或者一党制国家(如在20日纪30年代的乌克兰和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或者军事独裁制国家如在埃塞俄比业，索马里，和近年来的萨赫勒(Sabcl手里塔尼亚到个得之间的半沙漠地区)一些国家。实际上，在本书即将付印时，两个看来在世界“饥荒联赛”中居领先地位的是北朝鲜和苏丹——都是独裁统治的突出例子。尽管饥荒的防止非常明确有力地表明了激励的优越性，但是事实上，民主多元化的优越性确实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范围。
但是——最根本的是——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本身就具有直接的重要性，而不需要通过它们在经济方面的作用来间接地证明。即使有时在不享有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时人们仍然能享有充分的经济保障，但是他们还是被剥夺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的自由，即被剥夺了参与作出有关公共事务的关键决策的机会。这些剥夺限制了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因而可看作是压迫性的，即使它们并未导致其他有害影响(例如经济灾难)。既然政治和公民自由是人类自由的组成部分，对它们的剥夺本身就是有害的。在考察人类权利在发展中的作用时，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这些问题将在第6章考察。
1.2 过程与机会
根据以上讨论，很清楚，这里所采用的自由观涉及到确保行动和决策自由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境况下所享有的机会。不自由可以通过不恰当的过程(诸如侵犯选举权或者其他的政治或公民权利)而产生也可以通过缺乏适当的使人们能够达到他们所希望起码达到的最低状况的机会(包括缺乏诸如能避免过早死亡、染上可预防的疾病或被迫挨饿那样的基本机会)而产生。
自由的过程层面和机会层面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对照。可以在若干不同的层面上来考虑这种对照。我曾经在别处讨论过自由的过程层面和机会层面各自的作用和要求(及其相互联系)。虽然这里不便深入探究与这种区别有关的复杂和精细的议题，但重要的是，要从足够宽广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要避免把注意力仅仅局限于适当的过程上(即所谓自由至上主义者有时所做的，一点也不关注某些处境不利的人们是否遭受实质自由的系统剥夺)，或适当的机会上(即所谓的后果主义者有时所做的，毫不关心能带来机会的过程的特点或人们所拥有的选择的自由)。过程和机会各具重要性，二者都关系到以自由来看待发展。
1.3 自由的两种作用
本书对发展的分析以个人自由为基本要素，因此对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以享受他们所珍视——而且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特别关注。这些可行能力可以通过公共政策面扩大，但是另一方面，公众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这种双向的关系在本书的分析中居干中心地位。
在发展的概念中，个人自由之所以极就事要有两个不同的原因，分别与评价性和实效性有关。首先，根据这里采用的规范性分析，实质性个人自由至关重要。根据这一观点，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这一评价性立场不同于传统的规范性分析，后者注重的是其他变量，例如效用、或程序性自由、或实际收人。
拥有更大的自由去做一个人所珍视的事，(1)对那个人的全面自由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2)对促进那个人获得有价值的成果的机会也是重要的。上述两项都关系到评价这个社会的成员的自由，因而对判断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选择这一规范性焦点的理由(特别是按照个人自由及其社会相关因素来看待正义)将在第3章做更充分的考察。
把实质自由看得如此极端重要的第二个理由是，自由不仅是评价成功或失败的基础，它还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而这些对发展过程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所关心的与我们(冒着过度简化的危险)或可称作的个人“主体(agency)地位”有关。
需要对“agency”这一词的用法做一点澄清。在经济学和博弈论文献中，“agent”这个词有时用来指一个代表其他人——也许在一个“委托人(principal)”指导下——行事的人，此人的成就要根据其他人(委托人)的目标来判断。这里我没有在这种意义上用这个词，我用的这个词的含义更古老也更庄重，即采取行动并带来变化的人，此人的成就可以按此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目标来评价，不管我们是否还按照其他外部的准则来判断那些成就。本书所特别关切的是，个人作为公众的一员。以及作为经济、社会和政治行动(包括从参加市场活动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个人的或集体的政治或其他领域的多种多样的活动)的参与者的主体地位。
这一观点涉及到许许多多公共政策问题，包括对政策主管者很有吸引力的应用微调瞄准对象(例如像对某些被认为是有惰性的人群提供扶助)这样的策略性问题，以及像试图使政府的运行脱离民主监督和反对(以及避免公众行使他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这样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
1.4 评价体系：收入与可行能力
让评价性展面上，我们这里采用的方法所集中注意的事实基础使它有别于更传统的实用伦理分析和经济政策分析，例如，从“经济”角度集中注意收入和财富的首要地位(而不是关于人类生活与实质自由的特征)，像“功利主义”那样聚焦于心理满足(而不是创造性的追求不息与建设性的不洪足)，像“自由至上主义”那样全神贯注于自由权的程序(以及有意忽视这些程序所导致的后果)，等等。采用另一种不同的事实基础——即聚焦于人们有理由享受的实质自由——的最重要的理由，将在第3章考察。
这并不是否定个人可行能力的被剥夺通常与收人低下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双向的：(1)低收入可以既是饥饿和营养不足，也是文盲和健康不良的一个主要原因；(2)反之，更好的教育与健康有助于获取更高收入，必须充分掌握这些关系。但是还存在其他因素，它们也影响个人所享受的基本的可行能力和实际的自由，而且也有很好的理由去研究这些相互关联的性质和范围。实际上，恰恰由于收入剥夺与可行能力剥夺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性，所以，避免被误导以至于认为考察前者就会以某种方式足够说明后者就显得尤其重要。二者的联系并非那么紧密，而且从政策的角度看，二者背离的情况，常常比二者有限地相合的情况重要得多。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排他性地集中考虑收入贫困，转到考虑更包容的可行能力的剥夺，我们就能按照一种不同的信息基础来更好地理解人类生活的贫困和自由(作为政策分析的参照点，这种信息基础将使用那些常被单纯的收入视角所遗弃的统计资料)。收入、财富和其他影响因素在一起时是重要的，但其作用必须被整合到更阔、更全面的成功与剥夺的图景中去。
1.5 贫困与不平等
第4章将考察上述信息基础对于分析贫困和不平等的含义。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做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一些失败。例如“失踪的妇女”这一可怕的现象(在某些社会中，特别是南亚、西亚北非和中国等地，由于妇女在一定年龄组异平寻常的高死广率所导致)就以须参照人口的、医学的和社会的信息，而不是根据收入低下来进行分析。对于性别不平等，收入有时简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视角的转移对于提供一种不同的一一而且更直接切题的——贫困观是重要的，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对较富裕的社会也是这样。在欧洲存在的大量失业(在许多主要欧洲国家高达10%到12%)，造成了在收入分配统计中没有充分反映出来的剥夺。这些剥夺常常被轻视，理由是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保险)通常对失业造成的收入损失提供补偿。但是失业造成的收入减少并不是仅仅由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就能够弥补(转移支付造成高额财政成本，自身也可以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负担)；失业还会对失业者的个人自由、主动性和技能产生范围广泛的副作用。这些多方面的副作用包括：失业助长对某些群体的“社会排斥”，导致人们丧失自立心和自信心，损害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确实，当代欧洲试图转向一种更加“自助型”的社会风气，但是没有伴以实行适当的政策来减少过高的、不可忍受的失业水平——这使自助极其困难，人们对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和谐感。
1.6 收入与死亡率
即便就寿命与收入的联系而言(对此玛翠伊是期望过高了)，一个触目的事实是，在非常富裕的国家中，某些特定群体的受剥夺程度可以与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水平相比。例如，把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在与中国人或印度人就低年龄组(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生存率进行比较时，非洲裔美国人趋于表现得更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一情况却变了。
图 1-1 分地区男性生存率差异
图1-2 分地区女性生存率差异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1991-1993：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ealth United Sules 1995(Hyattsville,Md.: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1996)：Kelala，1991 Governmant of India，Sample Registration System；Fertility and Mortality Indicutors 1991(New Delhi: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oneral1991)；China，199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orld Heaith Statrstic Annual 1994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94)
如图1-1和图1-2 所示。尽管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比美国白人低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就收入而言比中国或印度克拉拉邦的人们要富裕好多倍(即使按生活费用调整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比较非洲斋美国人和贫穷得多的中国人或克拉拉邦人的生存率，就特别有意义。与生活在贫困得多的中国和印度的克拉拉邦(或者斯里兰卡、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的人们相比，前者并不具有更高的——实际上是具有更低的——活到高龄的机会。
事实上，这些资料显示，就生存下来进入高龄组而言，男性中国人或印度人比男性非洲裔美国人明显活得更长。甚至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在高龄组的生存率，也只与贫穷得多的中国人差不多，而且明显地低于更加贫穷的印度克拉拉邦人。因此非洲裔美国人不仅就人均收人而言，与白人相比遭受到相对剥夺，而且就生存下来进入高龄而言，与低收人的印度克拉拉邦人(男女两性)和中国人(男性)相比遭受到绝对剥夺。造成这些差别(即在人均收人与在生存下来进人高龄的能力上的差别)的原因包括社会安排和社群关系，诸如医疗服务覆盖面、公共保健、学校教育、法律和社会秩序、暴力的泛滥程度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包含很大的内部差异。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特定的美国城市(例如纽约、旧金山、圣路易斯或华盛顿特区)中男性黑人人口，我们看到他们就生存率而言在较低的年龄组就被中国人和克拉拉邦人所超过了他们也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所超过；例如，孟加拉国的男性，与繁荣的纽约市的哈莱姆区的男性非洲裔美国人相比，其寿命达到40岁以上的可能性更大，尽管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比对照组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富裕好多倍。
1.7 自由、可行能力与生活质量
在上面，我集中讨论了一种非常基本的自由，即生存下来而不至于过早死亡的能力。很显然，这是一种重要的自由，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自由，也是重要的。事实上，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自由的范事是很广的。自由的广泛的覆盖面有时被看成是开创一种可“操作”的，以自由为中心的关于发展的道路的障碍。我认为这种悲观是没有道理的，但我把对此的讨论推迟到第3章，在那里各种关于评值的基本思想将放在一起考察。
然而，应该注意到，以自由为中心的视角与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普遍关切具有根本的相似性，“生活质量”观也是集中注意人类生活变化的情况(也许甚至包括人们所享有的选择)，而不仅仅是人们所拥有的收入或资源]聚焦于生活质量和实质性自由，而不仅仅是收入或财富，可能看起来像是离开了建立已久的经济学传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是这样(特别是与当代经济学中可以看到的某些态度更严峻的以收入为中心的分析相比)。但事实上，这种视角更宽广的思想与经济学专业创立之初就已包含的许多分析思路是一致的。它与亚里士多德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怒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已经讨论过的，亚里士多德集中注意人的“健旺”和“能力”，这显然与生活质量和实质自由有关。它也和亚当·斯密对“必需品”和生活条件的分析有很强的联系。
确实，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对人们拥有的享受良好生活的机会进行判断、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需要。除了亚里士多德对这一思想的经
典应用之外，类似的概念曾大量地用于关于国民账户和经济繁荣的早期著
作。这方面的分析由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17世纪开创，再由金(Gregory King)、魁奈(FrancoisQuesnay)、拉瓦锡(Antoine-Laurent Lavoisier)、拉格朗H(loseph-Louis Iagrange)和其他人所继承。尽管这些经济分析的大师们所设计的国民账户奠定了现代收入概念的基础，他们的注意力从来没有只局限于这一概念。他们也认识到把收入作为工具看待，以及收入的作用随环境而变的重要性。
例如，威廉·配第是估计国民收入的两种方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的首创者(现代的估算方法直接源于他的尝试)，但他也明确表达了对“公共安全”和“每个人特定的幸福”的关切，威廉·配第明确说明其研究目标是为了估算人们的生活条件。他在很大程度上把科学研究与17世纪的政治结合了起来(“证明……国王的臣民并非生活在多么糟糕的条件下，像心怀不满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商品的消费对人们的各种活动的影响，也受到了其他人的注意。例如，拉格朗日，一位伟大的教学家，对于把商品最转换为与功能有关的特征量特别有创造性：小麦和其他粮食转换为营养当量，所有各种肉类(按其营养含量)转换为牛肉的等价单位，所有各种饮料转换为葡萄酒单位(不要忘记，拉格朗日是个法国人)。在我们集中注意商品所产生的功能而不是商品本身时，我们继承了经济学专业某些古老的遗产。
1.8 市场和自由
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我们需要重申某些古老遗产的另一个论题。市场机制与自由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至少两个相当不同的问题，需要清楚地加以区分。首先，通过任意制定限制而否定人们从事交易的机会，本身就可以是不自由的一个源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禁止去做可以认为——在没有强有力的理由表明并非如此的情况下——是在他们权利范围之内的事情。这一点并不依赖市场机制的有效率，或者对有无市场机制会产生的后果作出详尽分析后，才是成立的；它只是表明了无阻碍地进行交换和交易的自由的重要性。
必须把肯定市场机制的这一观点与现在非常流行的第二种观点区分开来,那就是：市场通常增加收入和财富以及人们拥有的经济机会。任意地限制市场机制，通过丧失市场所产生的后果性效应，可导致自由的减少。当不允许人们得到市场所提供并支持的经济机会和有利的后果时，其结果就是一种剥夺。
必须把以上两种肯定市场机制的观点——都与实质性自由的视角有关 ——区分开来。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后者基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及其有利的后果，几乎吸引了全部注意力。这一观点，一般来说，当然是很有说服力的。有许多经验事实说明，市场体系可以成为经济快速增长和生活标准提高的发动机。限制市场机会的政策可以造成限制实质自由扩展的后果，而这种扩展本来是可以通过市场体系、主要是通过由它产生的全面经济繁荣而获得的。但这也并不否定市场有时候会产生副作用(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特别是论及控制金融市场的需要时)。对于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管制，己有认真的论证。但是，总的来说，在今天市场体系的正面作用比仅仅几十年前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承认。
然而，运用市场机制的这种理由，与认为人们本来就拥有权利去进行交易和交换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这种权利不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这与它们的后果完全无关——仍然可以有理由认为，否定人们互相之间经济交往的权利会产生某种社会损失。如果一种交易的后果对其他的人真的是非常糟糕，以至于可推翻允许人们随其所愿地进行交易的初始假定并对人们的交易权利进行合理的限制，哪怕在这种情况下，施加这种限制仍然会导致某利直接的损失(即使这个直接损失低于由交易对其他人产生的间接损失)。
经济学专业一直趋于偏离对自由的关注，转而聚焦于效用、收人和财富。虽然很难指责经济学作为一个专业没有足够地赞扬市场机制，但视角的缩小确实导致了对市场机制全面作用理解的欠缺。问题不在于赞扬的数量，而在于赞扬的理由。
举例来说，经济学中熟知的观点是：竞争市场能够达到中央集权体制不可能达到的那种效率，原因在于对信息的经济利用(每个参与市场的人无需知道太多的东西)和动力的相容性(每个人的精明行动能够恰好与其他人的行动融合)。现在来考察与通常所作的假定相反的情况，即在一个完全集中控制的体制中，所有有关生产和配置的决策都由一个独裁者作出，假定能导致相同的经济成果。这是否就是完全一样好的成果呢?
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缺少了某种东西，那就是人们按其意愿采取行动来决定在哪儿工作、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等等的自由。即使在这两种情况下(分别是自由选择和服从独裁者的命令)，一个人按同样的方式、生产同样的商品、最后得到同样的收人而且购买同样的物品，这个人还是会有很好的理由偏好自由选择，而不是服从命令。这里存在一个区别，即“最终成果”(那就是，只看最后的结果，不看如何达到那里的过程，包括对自由的行使)，和“综合成果”(注意导致最终成果的过程)的区别–我在别处曾试图更充分地分析这一区别的中心意义。市场体系的优点绝非仅仪在于它以更高效率产生最终成果的能力。
赞同市场的经济学把视角从自由转到效用是付出了一定代价才取得的：对自由的中心价值本身的忽视。希克斯(John Hicks)，20世纪中居领导地位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他自己更偏向于效用视角而不是自由视角，但在讨论这一论题时曾以令人赞叹的视角指出了问题所在: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那些自由或不千预原则。并不首先是经济学原则：它们是被认为适用于远为广阔的领域的原则在经济学的应用。经济自由造就经济效率的论点只提供了次要的佐证，……我疑惑的是，我们是否有理由忘记，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已完全忘记的那样，这一观点的反面。
联系到有关发展的文献通常把产生更高收入，更多消费品和其他最终成果放在优先位置的状况，在经济发展领域中讨论这一论点似乎有点古僻深奥。但是它绝非如此。在许多经济类型中，发展过程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用自由的劳动契约和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制度，来取代人身依附性劳工和强制性劳工体制，这尤其体现在部分以传统农业社会为主的地区。以自由为基础的视角会马上注意到这个问题，而这是仅仅聚焦于最终成果的评价系统所不可能做到的。
这个问题可以用这是围绕在废奴之前美国南部奴隶劳工体制性质的论战来说明。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在这一领域所做的经典性研究(Time on the Cross：The Ecomomics of American Ncgro Slavery)中，有一项令人瞩日的发现，即奴隶拥有相对较高的“货币收入”(关于这本著作的某些问题的争论并没有严重损害这个发现)。奴隶以实物计量的消费高于——肯定不低于——自由农业工入的收人。奴隶的寿命期望值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低——“几乎等同于法国和荷兰那样的发达国家”的寿命期望值，而且“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自由的城市工业工人”的寿命期望值。但是，黑奴还是逃跑，而且有极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奴隶制度并没有很好地顾及奴隶的利益。事实上，在奴隶制废止之后，庄园主试图召回奴隶，使他们继续按奴隶的方式工作(特别是按作业组在工头带领、监督下劳动)，但获取更高的工资，却未能成功。
奴隶获得自由之后，很多庄园主试图在付工资的基础上重组他们的作业组。尽管事实上向这些自由人提供的工资超过他们当奴隶时所得的百分之百，但是这种努力总是失败。庄园主发观，只要他们被剥夺了使用暴力的权利，就算给予额外工资也不可能维持那种作业组制度。
就业的自由以及工作中的自由的重要性，是理解这里所涉及的评值的关键。
事实上，马克思反对前资术主义劳动关系的不自由和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评论与这个问题完全相关，它还导致马克思把美国内战概括为“现代史上的惟一重大事件”。的确，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对分析人身依附性劳动(在许多国家是常见的)以及它转变到自中的契约劳动是有中心意义的。马克思学派的分析常与以自由而非效用为重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分析相接近，这就是例子之一。
例如，拉马钱德兰(V.K，Ramachandran)在关于印度从人身依附性劳动到工资劳动的转变的一项重要研究中，为说明这一问题，以印度南部农村发生的事为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马克思区分了（以艾欧斯特(lonElster)所使用的术语来表达）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形式自由(fornal freedom)与前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真实不自由(real unfreedom)：“工人改换雇主的自由使他有了在更早的生产方式中不曾有过的自由。”对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发展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也是重要的。一个社会中工人的自由延伸到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是他们的自由的扩展，而那是一个社会的状态是否良好的一个重要测度。
奴役劳动和人身依附结合起来，在许多前资本主义农业中产生了一种特别牢固的不自由形式。从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出发，能使我们有一个直接的路径来看待这个问题，它不再依赖于其他前提，如证明劳动市场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虽然这本身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它与契约和就业的自由是很不相同的问题。
围绕童工这个令人难受的问题的一些论战也关系到自由选择的问题。最恶劣的违反童工劳工标准的情况，通常来自一些底层家庭，这些家庭的儿童往往沦为实际上的奴隶，被迫从事剥削性雇佣劳动(而不是享受自由和可能去上学)。这一直接的自由问题是童工这个痛苦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 价值标准和评值过程
我现在来谈评值。既然自由是多种多样的，在判断个人成就和社会进步时就需要确定不同种类自由的相对权数，以进行公开明晰的评值。当然，所
有的学派(但括功利主义，白由至上主义和其他学派。这些将在第3章讨论)都涉及评值，虽然评值常常只是隐含地作出。有些人喜欢运用一个机械的指数，因而尤需公开明晰地说明采用了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以及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价值标准。这些人常常抱怨，以自由为基础的思想要求公开明晰地进行价值判断和评值。这样的抱怨经常可以听到。但我认为，公开明晰是评值工作的一个重要优点，特别是为了使评值工作向公共检视和批评开放。实你上，提倡政治自由的最强有力的理由之一，正好在于它使公民能够讨论和辩论–而且参与筛选——在选择优先事务时所用的那些价值标准(这些将在第6章至第11章讨论)。
个人自由就其实质面言是·种补会险品，这里存在一种双向的关系(1)通过社会安排来扩展个人自由;(2)运用个人自由来不仅改善单个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排更为恰当和富冇成效。同样，个人对正义和正当概念的掌握，影响他们对所拥有的多种自由的应用，而这些概念也取决于社会联系–特别是在相互交往中形成公共的感知以及对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合作达成理解。分析、判断公共政策时对这种多重联系必须敏感。
1.10 传统、文化与民主
在那些一直影响发展理论的说服力及就解释范围的基础性问题口，民众参与问题也处于中心地位。例如，有些人争论说，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经济发展，实际上可能对一个国家有害，因为它可能使传统和文化遗产消亡。这样的反对总见经常被迅速否定，理由是富裕而幸福比贫困而传统更好。这也许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口号，但它绝不是对所讨论的批判意见的恰当的回应、它也没有反映出对发展怀疑论者提出的关键性的价值判断问题进行严肃思考的态度。
更严肃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权威与合法性的来源。如果事实表明。在为了其他理由面可能需要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中，而某些传统的部分不可能保留下来，那么这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怎样取舍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是那些涉及其中的人们必须面对并评估的选择。这个选择既不是已有定论的(如某些发展的辩护者似乎暗示的那样)，也不是由传统的精英“卫道士”所决定的(如某些发展的悲观论者似乎假定的那样)。如果为了逃脱令人痛苦的贫闲和短促的寿命(许多传统社会几千年来一直陷在其中)，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必须牺牲，那么正是那些被直接涉及到的人民，他们必须拥有机会来决定应该选择什么。真正的冲突是在以下两方面之间:
(1)必须允许人民自由地决定哪些传统是他们愿意服从的或不愿意服从的这样一个基本评价；
(2)坚持必须服从已建立的传统(不管是什么样的传统)，或者说，坚持人民必须服从那些宗教的或世俗的当局所决定的传统(真实的或想像的)。
前一原则的力量来自人类自由的重要性，一旦这一原则被接受，它就对以传统的名义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有强烈的影响。“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一思想所强调的是这一原则。
确实，按照自由导向的视角，所有的人都可参与决定保留哪些传统的自由权利不能被全国的或地方的“卫道士”所剥夺，不管他是阿亚图拉(或其他宗教当局)，政治统治者(或政府中的独裁者)，还是文化“专家”(国内的或国外的)。在对传统的维护与现代性的优点之间的任何真实的冲突，都需要通过参与来解决，而不能由政治统治者、或宗教当局、或历史遗产的人类学崇拜者单方面做出决定来拒绝现代性。这个问题不仅不是已有定论的而且相反，必须对全社会的人们广为开放，让他们来讨论并共同做决定。以传统价值观念(诸如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政治惯例、或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为理由，试图排除参与式自由，恰恰是回避了合法性问题，或者是否定了由受影响的人民来参与决定什么是他们想要的和什么是他们有理由接受的需要。
这种对参与性基本原则的承认，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影响力。引用传统并不能为广泛地压制新闻自由，或者压制一个公民与他人交流的权利提供理由。把孔子说成是非常倡导权威主义的这种古怪而歪曲了的解释，即使被认为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在第10章将对这种诠释提出批评)，仍然不能为任何人通过新闻检查和政治限制来实施权威主义提供恰当的理由，因为在今天坚持公元前6世纪表述的观点的合理性必须由活在今天的人们来决定。
此外，既然参与要求有知识和基本的教育技能，否定任何群体——例如，女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就直接违反了参与自由的基本条件。虽然对这种权利常常有争论(近来最严重地侵犯此类权利的案例之发生在由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在以自由导向的视角下，这种基本要求不可能被忽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个思想不仅对发展的最终目标，而且对必须遵从的过程和程序，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1.11 结语
以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来看待发展，对于我们理解发展过程以及选择促进发展的方式和手段，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评价性层面上，这意味着需要从消除使社会成员痛苦的各种不自由的角度，来判断有关发展的要求，发展的过程，按这一观点，与战胜这些不自由的历史，并无实质区别。虽然这一历史过程决不是与经济增长以及物质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无关的，但它在内容和范围上都大大超出了那些变量。
在评价发展时聚焦于自由，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惟一的面目精确的关于发展的“标准”，并且按此标准总是可以对各种不同的发展经验进行比较和排序。给定自由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异质性，以及有必要注意到不同个人对不同自由的需要，对怎样排序总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以自由看待发展思想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所有的状态——或者所有可能的情况一一进行比较得到“全局排序”，而是要引起对发展过程的那些重要方面的注意，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值得注意。即使在给了这样的注意之后，毫无疑问，还是会有不同的可能的全局排序，但对满足我们的目标来说，这并不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
真正会造成损害的是，由于对所涉及的人们的自由缺乏兴趣，因而忽视具有中心地位的有关因素，这在发展文献中是常见的。需要有一个足够宽广的发展观，从而使评价性检视聚焦于真正有实质意义的事物，特别是避免忽略极其重要的议题。如果在考察有关的变量后，不同的人们会自动就如何将各种各样的状态排序完全达成一致，那当然会是件很好的事情，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不需要这种一致性。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它们会导致重要的政治辩论)，可以足作为发展的一个特征的民主参与过程的一部分。本书后面还会来考察作为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参与”这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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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以自由看待发展》/阿马蒂亚·森，任赜 于真译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 ISBN7-3000-04042-X/F-1237。部分内容由编者整理，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