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图网燕京书评 燕京书评 2022-07-30 17:00 发表于北京

撰稿丨唐山
全文共9349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马里恩·多尔西说:“我相信大流行结束的部分原因是人类宣布它们已经结束。”她研究了历史上多次瘟疫大流行,她指出,每次大流行病转为“地方流行病”,都源于人类的实际需要,科学只是提供参考。何时转变,人类说了算。

“何时才能结束疫情啊?”

自COVID-19大流行以来,已渡过艰难的三年。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回到曾经。他们在追问:什么时候才能自由地度假?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往日的社交生活?戴领结的风尚会不会反弹?习惯了网上购物后,还会有人带钞票外出吗?

在网上,“新常态”(New Normal)成了热词。该词最早出现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指经历剧烈变动,集体观念和个人生活方式不得不做出适应性改变。老词重提,既表达了一种愿望,又呈现出一种无力感——每个人对疫情后的“新常态”的理解都不一样,以致人人都无法细致地描绘它。

目前有两种“新常态”。

一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已取消绝大多数防疫禁令,近乎不设防状态。

一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迟迟不表态,这意味着,口罩、隔离、限制出行等将长期相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世界卫生组织几次发布信息,认为疫情或在2022年中期结束,应该就在6月份——如今已近8月,依然毫无消息。

两种“新常态”,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前者认为,何时结束疫情,应由人来决定;后者认为,应由科学来决定。

争论谁对谁错,意义不大,在人类史上,从来只记录疫情开始的时间,很少会清晰记录疫情结束时间——这说明,“疫情结束”是一个复杂、模糊、沉重的概念,无法用科学的方式清晰标定出来,只有当人们彻底忘掉刚发生的瘟疫时,一次磨难才算终结。

有起点,无终点。就像人类至今仍解释不了,曾杀死2500万至1亿人的“西班牙流感”究竟去哪儿了,它真是被人类“战胜”了?显然,COVID-19也会如此,没人知道它明天会如何,将在何时结束——这已不完全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取得共识的问题。

▌COVID-19已将人类逼入死角

渴望疫情结束,因它带来的损失太过惊人,再不改变现状,经济可能无法承受。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20年全球GDP中值下降了4.3%,全球商业贸易下降7%,失业率一度蹿升到10%,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大流行对几乎所有主要行业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是导致股市崩盘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导致社会自由和行动受到重大限制。预计从2020年到2025年,全球GDP损失将达5.3万亿美元。《全球经济展望(2021年)》称:“这样的衰退只有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可以一比。但这一惊人的数字仍然低估了疫情造成的损失。”

受COVID-19疫情冲击,美国部分城市公务员也出现集体下岗的情况,他们向过往车辆递交求职申请。图片来自网络。在疫情初期,女性失业率(14.3%)高于男性,黑人失业率(15.8%)和西班牙裔(15.5%)明显高于亚裔(13.3%)和白人(9.7%)。图片来自网络。

虽然COVID-19大流行引发的衰退被称为“V型衰退”,乃至“历史上持续时间最短的一次衰退”(仅维持了2个月),但它带来的后续困难远比预想严重,体现在:

投资减少,经济活力下降。
企业收入下降了25%。
劳动力损失达11%。
全球供应链受冲击。
4%的企业宣布倒闭。
消费减少。
失业严重,仅2020年4月至6月间,全球便失去了4亿个全职工作岗位。
因农业系统失灵和气候变化,多国面临粮食危机。
人们内心普遍出现挫折感。
意见冲突增加,动摇了商业行为所依赖的信任基础。

可以预见,未来10年,零售业将持续下滑,虽网络购物有所增长,但网络购物无法提供传统零售业的仪式感,哈佛商学院零售学资深教授拉吉夫·拉尔举例说,封锁生活使正装业遭遇灭顶之灾,他说:“领带和领结的明天是什么?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会遇到打领带或打领结的人。”

经济活动离不开“可预期性”,破坏了“可预期性”,商业秩序将窳败,难以支撑起更大的生意规模。

更麻烦的是,COVID-19是一种“穷人病”。在美国第三波疫情期间,美国最贫困县的死亡率是最富裕县的4.5倍;在最近的一波疫情期间,这种死亡率的差异也几乎达到了3倍。难怪有人称,在美国,“新型冠状病毒是穷人的病毒”。

疫情显著增加了贫富差距,据统计,COVID-19大流行可能已致全球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状态(不同调查报告的数据不同),其中1.5亿是儿童。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平均每30小时新增一名亿万富翁,他们的资产总额增加了3.78万亿美元至12.7万亿美元,增幅达42%。与此同时,今年几乎每33小时就有近1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

显然,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成本评估的问题:维持现状的风险大,还是结束疫情的风险大。

支持前者的人认为:如疫情反弹,被迫回到封控状态,人们将承担更大的痛苦,社会可能因此崩溃。

支持后者的人则认为:维持现状可能引发严重的次生灾难,导致3年来积攒的各种矛盾总爆发,风险太高。COVID-19已将人类逼入死角,我们必须承受风险。况且,如今应对COVID-19的工具箱已经变得更丰富了,疫苗之外,还有瑞德西韦等有效药。如果在美国,COVID-19像流感那样,每年只带走200—300名免疫力低下者的生命,那么,这个风险就是可以接受的,人类应与COVID-19共存。

▌宣布疫情结束,世界卫生组织已闹过好几次笑话

“维持现状派”与“结束疫情派”激烈交锋,后者提出的证据是:

一方面,新冠死亡率已从早期的约6%(不同机构统计数字不统一,2020年时,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是比利时,达16.3%,英国、法国均超15%,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等超10%,美国是6%,中国是5.5%,印度是3%),降到如今0.6%,与流感不相上下。

另一方面,截至2022年5月12日,全球65.4%的人口已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足以抵挡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流行。

因此,他们提出了具体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宣布COVID-19已从“大流行”转为“地方性流行病”。然而,世界卫生组织似乎更倾向于前者,因为挺后者意味着承担巨大的责任。

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传染病分为5种:

散发(Sporadic):用于描述疾病不经常或不规则发生的情况。
地方性流行病(Endemic):指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的人口中,某种疾病或病原体持续存在或经常性流行。如流感、疟疾、艾滋病等,可与人类共存。
爆发(Outbreak):是地方病病例数量的增加超过预期,它也可以是一个新领域的单一案例。
流行病(Epidemic):特定于一个城市、地区或国家的疾病暴发。流行病通常开始并迅速蔓延。它们在世界各地经常发生,但你可能对流行病知之甚少,除非它直接影响你所在的地方。
大流行(Pandemic):是在广大地域、众多人口中频繁暴发,跨国界乃至跨洲界的全球性同时流行的疫病。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认为,美国不可能彻底消灭COVID-19疫情,重点是将其从大流行转为地方性流行病。

这其中暗藏着一个认识误区:“大流行”仅指传染的广度与速度,被认定为“大流行”的传染病未必死亡率更高,一些“地方性流行病”也许更可怕。比如天花,流行数千年,死亡率高达1/3,曾杀死过3亿人,是迄今为止造成人类死亡最多的传染病。再如疟疾,曾每年造成约60万人死亡。用“死亡率低”为理由给COVID-19降级,未必恰当,可不降级,又很难化解公众的恐惧心理。

科学正确,不意味着科学家总是正确,让专业组织决断“疾病爆发何时结束”,本身就是个荒谬的想法: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爆发于2018年)结束,可到2021年12月,因出现了新的病例,不得不又宣布疫情还没结束。世界卫生组织前后共发表过三份埃博拉疫情结束声明,可每次发布后的几个月,都会冒出新的案例,以致后来再发类似声明时,都要加上“预计会出现更多突发事件”。

▌和病毒斗,人类还嫩点

毕竟,人类对病毒了解太少了,我们远远无法真正掌控它。

到目前为止,天花是唯一被根除的人类疾病。正如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坦率地指出的那样,根除它是“罕见的事件”。因为天花病毒结构太简单、变异性太差,此前和此后,人类曾向黄热病、疟疾、脊髓灰质炎、雅司病、钩虫病等宣战,试图将其清零,无一不以惨败告终。

毕竟,人类对病毒的认识仍很肤浅。

《病毒星球》,作者:(美)卡尔·齐默,翻译:刘畅,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书中生动地介绍了人类与病毒的共生关系,作者认为,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病毒星球,人类必须与病毒共存。

首先,病毒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要长得多。40亿年前病毒便已来到地球,人类的历史则出现在300—400万年前,假如病毒满一岁了,则人类8个小时前才出生。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病毒从一诞生起便互相放毒,以致病毒不得不进化成单细胞生物、再进化成多细胞生物,进而成为高级动物,都是一种竞争策略。换言之,人类也是病毒的创造物,目的是将病毒的DNA优化,并传递下去。

科学家原以为,病毒在人的肺里根本活不下去,可现在发现,那里面驻扎着174种病毒,其中90%都搞不清是从哪儿来的。许多病毒厌氧,理论上无法在自然中生存。它们是比较古老的病毒,当时地球缺氧,随着地球氧气增加,它们居然想到钻到人体的肠道中生存,那里没有氧气,还有充足的营养。可见,它们比人类聪明多了。

其次,病毒数量特别多、种类特复杂。陆地病毒超过1亿种,平均每只动物都携带着58种病毒。一个健康人的体内有3万亿个病毒。整个地球上的病毒总数是10的31次方,即 100 亿万亿,远比人类多,甚至每一勺水中,都可能有10亿个病毒。

卡尔·齐默是一位多次获奖的科学专栏作家,他认为,地球上的病毒总数比宇宙中的星星还多。如果把所有这些病毒叠起来,它们的总长度将达1亿光年。所谓“人类战胜病毒”是不切实际的、狂妄的想法。

其三,病毒的进化速度更快。大约是人类的4000万倍,所以它们比人类更能适应环境。人类可以用抗生素杀死病毒,但抗生素无法进化,病毒却可以,它们很快会夺回失去的江山。

在人类基因中,至今留着10万个病毒的片段,占人类DNA总量的8%。而我们人体中最重要的、遗传下来的基因,也才占1.5%。换句话说,我们的基因都是病毒狂轰滥炸后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病毒基因片段,人类细胞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没有病毒,细菌将肆虐,好在每种细菌都有一堆不同种类的噬菌体可以杀死它。这个进化过程已经持续了数十亿年。每次科学家走出门,他们都能找到一种新的噬菌体,来攻击特定种类的细菌。每一天,病毒都会杀死海洋中一半的细菌。它们以每秒10万亿次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入侵细菌。

在地球的氧气中,25%是一种海藻生产的,可这种海藻是被病毒入侵后,才有了造氧气的本事。此外,病毒自己还生产了地球10%的氧气。如果没有病毒,人类也得憋死。

比如帮助人体抵抗细菌入侵的噬菌体,就是一种病毒,人类肠道里的一些病毒,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肠道菌群的平衡。在人体的胎盘外层,有一种合胞素,没有它,婴儿就不易吸收母亲血液中的营养,而它就是病毒制造出来的。可见,人类不可能战胜病毒,战胜了病毒,人类也会灭亡。

病毒对人类的贡献之一,是定期杀死免疫力低下者,这保证了遗传质量。所谓“战胜传染病”“宣布疫情结束”,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游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为了自私,病毒会和人类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对“结束疫情”态度谨慎,源于两个事实:

一是COVID-19两个新的变异株德尔塔和奥密克戎“高的惊人”的传染率。

德尔塔变异株的R0(一般指基本传染数。在流行病学上,指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者能把疾病传染给多少人)值为4.3,奥密克戎的R0值为5.5,另一项研究则认为德尔塔变异株R0值达6.0。15%的接触者和50%的密接者会被传染。

可以肯定地说,未来至少还会出现一种变异株,它的传染性可能更强,也许毒性亦更强。这是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没人敢忽视这一风险。

令人惊讶的是,在奥密克戎面前,接种疫苗不能完美保护人们。2022年1—2月间,42%死于奥密克戎者曾接种疫苗,高于再度患新冠者。这似乎表明,患病比接种疫苗的效果更好。

二是传染病存在“第二波高峰现象”。

所谓“第二波高峰现象”,指“第一波高峰”尚未平息,“第二波高峰”又迅速到来,患者数量迅速增加。比如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共出现了三波高峰,“第二波”死亡人数最多。谁也不敢保证,目前COVID-19死亡率下降是不是暂时的。1919年,美国政府不顾欧洲国家仍在严控,匆匆宣布“西班牙流感”已结束,结果在1920年付出惨痛代价。

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数据点表明COVID-19大流行已经结束,也有一个特定的日子可以宣布疫情结束。科学记者们讽刺地说:COVID-19疫情结束时,肯定不会在电视中转播。

人类需要一个节点来狂欢,可病毒不需要。

如果将COVID-19归入“地方性流行病”,就意味着这种疾病仅限于特定地区,其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预测的,不再需要大规模社会干预,世界卫生组织担心,目前还无法保证COVID-19不失控。但病毒专家索耶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目前所有变异株对人体威胁都不大,他说:“如果你感染了一种变异株,而我感染了另一种变异株,我会在第二天去你家,看你儿子打棒球,或参加他的生日派对,我们互相比较,看哪种变异株的传播效果更好。”

研究表明,未来25年,COVID-19病毒的新变异株再度引发大流行的概率超60%,但索耶认为,人类与COVID-19不是零和关系,而是共存关系,因为共存关系也符合病毒利益的最大化,“当病毒不会让人生病时,它们会变得更容易传播”。

▌历史告诉我们,该如何应对病毒

人类史中有许多关于“战胜病毒”的记载,可除了将“天花”清零,再也找不到另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胜”,只有一次次“妥协”。从“西班牙流感”的肆虐史中,我们也许能得到一些启迪。

历史学家约翰·M·巴里曾撰写了1918年大流行最权威的编年史之一——《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他认为,一场流行病只有“当人们不再关注它时”,它才真正结束,至于人类采取的其他措施,都无法真正结束疫情。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作者:约翰·M·巴里,翻译:钟扬、赵佳媛、刘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以“西班牙大流感”为例,一般历史记录称它共有三波高峰:第一波出现在1918年春天,随后是秋季的第二波,然后是1919年初的第三波,1919年夏天,疫情消失。

约翰·M·巴里却发现,其实在1920年,还出现了第四波疫情高峰,在一些城市中,死亡人数比第二波还多,只是此前三波让许多人拥有了免疫力。虽然当时美国政府几乎无所作为,这波高峰造成的伤害却不大,甚至被媒体和历史学家们忽略。

“西班牙流感”泛滥期间,当时美国人的努力几乎只起到反作用。比如出现了各种荒诞的偏方:有人在鞋里洒硫磺粉末,再围着脚踝骨绑几片黄瓜;有些人不刮胡子、不洗澡、不换衣服,据说这样可以熏死病毒;一些人在脖子上挂装满樟脑的袋子;还有人猛吃洋葱……

早期死亡案例多,可能与错误的治疗方法相关。当时美国人迷信阿司匹林,医生常按正常用量的几十倍,甚至是200倍,给患者服药。许多死亡案例来自军队,因为军医们只有一种治疗方法——吃大剂量的阿司匹林,然后睡几天。阿司匹林对流感无效,对流感引起的发烧、肺炎等也没有缓解作用。当时人们不知道,过量服用阿司匹林会引发胃出血,发病快、死亡率高,许多患者在睡梦中稀里糊涂地死去。

随着病毒进化,毒性减弱,“西班牙流感”疫情才慢慢缓解。此后它的变异株又引发了几次严重疫情,但与1918—1920年的情况无法相提并论。

在约翰·M·巴里看来,人类之所以“战胜”,仅仅是长期封控让公众越来越厌倦,他们选择无视、走出家门,结果疫情便消失了。

约翰·M·巴里同意,过快行动存在危险,应尽可能审慎。但事实是,直到今天,“西班牙流感”也没消失,它的病毒进化成季节性流感,几乎每年都会引起一次疫情,造成少量老年人、未成年人死亡。

一旦疾病被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所接受,流行病就结束了。在约翰·M·巴里看来,“战胜”疫情的标准模板是:成为地方流行病——被驯化——被接受——人与病毒共存,这在人类历史中已成功地重复了无数次,病毒最终将作为自然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历史之父”修昔底德在描写雅典瘟疫(公元前430年)时那么细致,却没有写它的结局。

1712年4月,虽然仍有鼠疫病例,丹麦的弗雷德里克四世还是在全国祈祷和感恩日这一天,重新开放城门,宣布鼠疫流行的结束。

19世纪英国霍乱大流行时,维多利亚女王在国庆节(改名为“感恩节”)这天,宣布疫情已经正式结束,伦敦当天有11人死于霍乱,但与前几个月“因霍乱而死亡人数千相比,该数字急剧下降”。

不是前人不愿记录疫情结束点,而是每个结束都会模糊成多个结束点,或者是一次次卷土重来,他们不知道该记什么,以及疫情结束的标准是什么。即使如此,他们却知道:只有接受,才能“战胜”,否则永无止期。

约翰·格朗特(1620年—1674年)被认为是流行病学创始人,他最早建立了流行病的核心指标和总体模式,提出了“超额死亡”的概念。他表示:瘟疫流行不是在瘟疫消失时结束,而是瘟疫死亡率恢复到疫前水平即可。正因受此观点影响,维多利亚女王才决定宣布疫情结束。

▌科学只是工具,判断的是人

约翰·M·巴里表示:决定大流行何时结束的是人,而不是科学。

所有流行病最终都会结束,科学无法确知它何时结束,人却可以——人可以选择何时妥协,选择冒多大风险。世上从无百分之百的正确,“结束疫情”应由社会学来回答,而非流行病学。

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马里恩·多尔西说:“我相信大流行结束的部分原因是人类宣布它们已经结束。”她研究了历史上多次瘟疫大流行,她指出,每次大流行病转为“地方流行病”,都源于人类的实际需要,科学只是提供参考。何时转变,人类说了算。

人有主体性,科学没有。在主体性世界中,没有绝对——胆再小,也没有人为了行车安全,选择开坦克出行,因为成本与收益不匹配。

多尔西说:“每次人们走进商店,他们就在表明,他们认为大流行正逐渐消退。”疫情期间,所有国家的媒体都喜欢夸张报道其他国家民众不遵守防疫规定,但从调查看,90%的民众会基本配合,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满越来越多,“管理者总以为人人都一样,会长期间遵守同样的规定,可事实上每个人都不一样”。

将一个社会学问题交给科学来回答,可能与“集体同意的代价”过高有关,科学是硬标准,在现代教育普及的大背景下,易凝聚共识,但事实上,科学从未承诺自己是绝对真理,在科学领域,常有后人推翻前人成果的情况。科学与科学主义不同,应弘扬前者,反对后者。用科学来说服,本身是对科学的误用。

正如医学史学家杰里米·格林所说,流行病的结束也许永远只是一条渐近线,疫情永远不会消失,只是它的信号在“新常态”的噪音中消失了,或者是在某个可以想象的未来,被允许、被遗忘了。换言之,恢复正常的生活模式可能比生物医学指标,是更有用的流行病结束标志。

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认为,人类有两种方式终结COVID-19:

一种是在生物学上终结它,因为感染会减缓,毒性会降低,它给人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小,直到不值一提。

另一种是在社会学上终结它。“人类是能够进行社会建构的动物:我们可以定义问题,可以说服自己,一种新的、可预防的、死亡率不高的病毒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们好将注意力转向其他事情。与天花、鼠疫、霍乱相比,COVID-19相对温和,使我们能更早地社会终结它。”

在今天,这是一个常识:何时结束疫情,应该人说了算。

▌回到过去?已不可能了

“当真实——以病毒的形式,以我们对它的脆弱性,以我们对它的不充分的管理反应——冲破舒适的幻想和意识形态时,就会学到这些教训。”这是美国社会学家本雅明·布拉顿在他的新书《真实的复仇》中写下的话。

本雅明·布拉顿的意思是:在今天,把疫情视为正常秩序的一次中断、一次例外的紧急状态,所谓结束疫情,就是等一切平复之后,我们会回到疫情前的世界中,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现实是,疫情已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成功地将人类锁在其中。如今,它才是“正常的”,结束疫情反而是偶然的、脆弱的,我们已永远不可能返回疫情前的世界了。

疫情前的世界将成为我们永远的乡愁,当务之急,不是找回疫情前的信任,而是要重建信任;不应是复苏疫情前的经济,而是要重组经济;不应是恢复疫情前的秩序,而是要再造秩序;不应是追忆疫情前的价值,而是要创新价值。

针对欧美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COVID-19大流行使地方主义精神焕发了新的活力,使当地社区更加自豪,而人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减少了。尽管对欧盟在COVID-19流行期间的处理方式不满,但大多数人仍然支持欧洲继续以“单打独斗”的方法与各方。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人们对发生深刻变革抱有希望,但很少有美国人相信,真会有重大变革发生。

毫无疑问,疫情已改变了人类,使人们不再习惯社交,对公共机构失去信心,与社区生活相隔离,丧失了规划明天的意愿……“新常态”(New Normal)中的人们将更加自我、更为精神,同时也会更加不满、更多狐疑。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集体同意的代价”可能越来越高,这构成未来的最大的风险——在欧美,当需要有人在“科学判断”与“人的判断”之间做出取舍时,真有人会站出来吗?

参考资料

《后疫情的生命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作者:蓝江,《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1月,第1页—第9页。

《后疫情时代的重大社会风险及其防范》,作者:胡守勇,《攀枝花学院学报》2021年7月,第53页—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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