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姨父姓郭,比我父亲大三四岁,厨行。比当时的那些体力劳动者要胖点儿。他留个光头,前额饱满,脸型富坦,说话声音不大,透着和气。看上去像个老寿星。

50年代初,他在东晓市路北油勺胡同对面的一个小餐馆里掌勺,做的都是大众饭菜,炒饼、烩饼,最多也就是再来个辣子肉丁、木须肉什么的。我家当时住在油勺胡同里边的药王庙前街二巷,老姨父经常到家来坐。听母亲说,我们刚搬回城里的时候,日子艰难,老姨父三毛、五毛的没少接济。因此我对老姨父也有感激之心,格外敬重。

老姨父的妻子是我妈的叔伯姐姐,都是从燕郊的老邹家嫁出去的姑娘。老姨长期生活在农村,很少进城。51年的时候,到我家住过一些日子。老姨肤色较黑,脸上有褶。她平时爱笑,但不爱说话,是一位老实憨厚的农村妇女。有一天晚上睡觉时,母亲说:“老姐,把灯关了吧。”老姨就坐起来对着电灯泡用力地吹气,怎么也吹不灭。我母亲说:“这是电灯,不是油灯,你把那根绳一拉它就灭了。”

按说,我父亲和老姨父是连襟,关系不近。但是老哥俩气味相投,合得来,走动得比自家叔伯哥们还亲。老姨父来的时候,家里总要准备酒菜,老哥俩边吃、边喝、边聊天。谈得最多的无非是民国的那些事儿,什么孙传芳,吴佩孚,齐燮元,什么两湖两广直鲁豫,等等。有时也会说到张大帅,以及炸死他的皇姑屯事件。往远了也会说到李国桢大战棋盘街,在天安门前的石头狮子上扎了个洞。

老姨父抽旱烟,有一杆小烟袋,烟袋荷包上还坠着两件贵重的装饰。一个是墨绿色的荷叶形状的玉石,一个是白里透青的玉犼。当我把玩那个玉犼的时候,老姨父还给我讲著有关它的故事。望天犼可以对天吼叫,它就是坐在天安门华表上被神化了的动物。除了抽旱烟,老姨父还喜欢闻鼻烟。他有一个精巧的鼻烟壶,鼻烟是从大栅栏的一个小铺子买来的。我也试着把鼻烟抹在鼻孔的下边,有股清香,也有股刺激味,还有点呛,故而享受不到其中的奥妙。

无论冬夏,老姨父离不开炒菜用的炉灶,进入老年后,得了寒腿病。到了冬天,他得穿很厚很笨的棉裤,还有半尺长的裤腰。56年以后,他离开大厨的位置,到陶然亭附近给餐饮单位看门去了,父亲带我去看过他一次。老姨父平时一个人形影相吊,见到故人欣喜若狂,连忙到外边买来酒菜和父亲对饮起来,我也捞上一个吃酱肉、小肚和烧鸡的机会,大快朵颐,不也乐乎。到了59年底60年初,老姨父退休回家。

1960年,老姨又一次来家小住。可惜,碰上国家困难,食品紧俏。尽管老姨从老家带了一点粮食,我每天下学后还得到榄杆市的一个中餐馆去买盖饭。所谓盖饭就是在八寸的盘子里先盛上4两米饭,然后在饭的上边再倒上一勺炒菜。份数有限,去晚了就没了。我把盖饭折进小钢种锅,再端回家去。当然,老姨也没在乎这种寒酸的待客方式。

1962年念完高一的暑假,我对母亲说想到老家去玩几天,母亲同意了。我从北京站坐火车到了通州,又坐汽车到了燕郊。在姥家停留片刻,便走到中心庄,住在老叔的家里。一天上午,我从中心庄东往南方向走了五六里路,到小庄去看望老姨父。老姨父见我远道而来十分高兴,问了问我父母的状况,我一一作答。老姨父介绍我认识了大表嫂。表嫂姓蔺,在中国这是个小姓。老姨父给我讲起战国秦赵相争、完璧归赵以及将相和的故事。里边的男一号就是蔺相如。表嫂是位精明强干的农村妇女,养猪、喂鸡、田里操作,里里外外都是好手。

老姨父有两个孙子,大孙子来福,小时候因为发烧,抢救不利,留下了大脑迟钝的病根。但是挑水、劈柴、干农活还可胜任。小孙子叫小二头,聪明伶俐,弥补了哥哥身上的缺陷。

吃过午饭,老姨父拿来一把长竹竿,站在院子里的大枣树下,噼哩啪啦地打下一堆大红枣,足有三斤,装在一个口袋里,让我带回北京。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老姨父,尽管时不时地会想到这位和善温存的长者。

老姨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宝琦,二儿子叫宝全。

宝琦大哥比我大15岁左右,解放前来北京学徒,经我父亲介绍,入了鞋行。出师的时候已经是1951年了。他的两个师兄弟,少亭和连甫联手开了个鞋铺,继续绱鞋的营生。宝琦大哥却另辟新径,入了党,转业到一个工厂当了保卫科干部。

宝琦大哥经常在周末到我家来,讲的东西大部分都和政治有关,什么马克思、列宁,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也是我第一次从他口里听来的。由于他谈思想进步太多,反倒让我有种不尽人情的感觉。不过他的确是个老老实实的好人,只想要求上进而已。有时赶上我的姑表哥也到家来,他不大喜欢宝琦大哥过于教条的说教,俩个人会争论得名红耳赤。后来姑表哥也加入到党员的行列。

宝琦不久调到永定门附近的消防器材厂,继续作安全保卫工作。70年代后,到通县县城的一个工厂工作,离家近多了。他的家小一直在农村。那时有了北京户口的农村人似乎没把北京当成家,老家和祖房,那才是家。还好,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

二哥宝泉老成木讷,不爱说话。说话前先抿着嘴害羞地笑几下,像个大姑娘似的。然而他身材高大,有把子力气,饭量也大。他进城时经常到我家来看看。1960年经济困难,二哥为了找个饭碗,参军入伍,到山东某部当了赶大车兵。开始时和家里有书信联系。不久,联系中断。

五六年后,二哥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北京,先到了我家。他说,当年大车兵太苦,成天在野外运东西,吃不饱肚子,饿得难受,于是他跑了。和一位不认识的老乡换了一套衣服,开始了打工和流浪的生活。幸好遇到一户善良人家,只有一个独生女儿,看他老实巴交的样子,招他做了养老女婿。于是二哥在山东安家落户。

他拿出一个口袋,里边装着冻得死硬的火烧和咸菜,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一路上啃的就是这些干粮,忒能吃苦了。风餐露宿,二哥和二嫂的脸冻得暗红,山东农民真叫朴实。随后,一家人回小庄去看望久别的父母。

这哥俩来自同一家庭,一个是政治上进取的共产党员,一个是不问政治的逃兵,区别太大了。然而,二哥也是饥寒交迫,为了活命,才脱离了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似乎也情有可原。

三年前上网查询老家中赵葡村时,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到那里。今年四月回北京,友人驱车带我去看燕郊的一位清华学长。他又带着我们去了几里路远的老家。原来的三条街没了,小孩子戏水的西坑没了,烧砖用的西窑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动工的高耸的楼群。乡里乡亲不知去向,也许他们正拿着一笔优厚拆迁款享受着无尽的人间欢乐。

城镇化的速度像大跃进一样,从中南海发出的平面波正在所向披靡,吞没着田园的景色,同时又把GDP维持到不断增长的水平。想忆的旧没了,想找的人搬了。面对这人间的奇迹,我却怅然若失,连车门都没打开。心里默念着,这些老农民把拆迁款花完之后,吃什么呢?农田上盖起了高楼,粮食找谁去要?

中国有句古话是“见好就收”。看这个势头,城镇化的巨浪怕是收不住了。它要消灭的不光是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而是整个的农民阶级和全部乡村。超出了马克思先生关于共产主义的长远规划。这无疑又是一颗硕大的卫星,主席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想到此,又令人感到一阵兴奋。

(取自作者文集《渔舟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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