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城监狱，已经有很多人介绍过了，这里只抄录我写于1990年7月15日的一篇散文（未完成），对于我在其中呆了483天的监狱状况有所描述。
人与鸟
秦城是一个人的封闭世界。来到这个久闻大名的神秘城堡的那一天，我曾留意有几道架着电网的院墙，但终究没有弄清楚是三道还是四道。至于我居住的“匚”形楼，则肯定要经过三道铁门才能进入牢房。
这座楼全部都是单人牢房。每个居民拥有2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包括卫生间），外加10平方米的放风场，居住条件相当优裕。但是，除了不时从直径1厘米的窥视孔中向内张望的卫兵的黑白分明的眼珠和每日三次送饭送药的板着面孔、不报姓名因而也无法称呼的管教员外，再也见不到其他的人。根据这里的规矩，也不允许家属探望，尽管有些人已经关了一年以上。
然而，秦城却是一个鸟的乐园。只要没有电闪雷击、狂风暴雨，不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当东方开始露出一丝微光时，鸟儿就会不约而同地鸣叫起来。它们你问我答，相互呼应，此起彼伏，几无间断地歌唱着，汇成一支动听的交响曲。尽管我平日很少纵情于风花月夜，也不具备任何鸟类知识，但仍然能够分辨出四五种不同的鸟的鸣叫。它们有的声音高昂，有的声音婉转；有的声调尖锐，有的略带嘶哑；有的短促、干脆而富于节奏，有的“啾啾啾啾”连绵不断。不论你有多少壮志未酬的感叹，有多少牵肠挂肚的乡思，当你被这无忧无虑的鸟儿的生命之歌所吸引时，都会暂时卸下人生的重负，使紧张的神经得到松弛，把个人的渺小世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每当这时，就不由得更加佩服那些呼吁爱护鸟类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睿智，更加感到大跃进时期号召“消灭麻雀”的荒谬。
牢房的窗户下沿比人还要高，玻璃是不透明的毛玻璃，开合是斜坡式的机构。即使把窗户打开到极限，也只能见到“一线天”。从这“一线天”中，很难见到鸟的踪影。但是，勇敢的麻雀有时却会飞到你的视野中来，停在玻璃窗的边框上，隔着铁窗栏和纱窗向里面好奇地张望。它们叽叽喳喳地说着鸟语，似乎在关切地询问你的境遇。这时，不由我常常涌起一种与它们对话的欲望，明知是可笑的幻想，却仍然可笑地虚构着如何由它们给妻子捎去几句知心话的种种情景。
放风场是在“匚”形楼的空肚子里，东西分为两侧，中间是一条架高的通道，卫兵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监视着，3米高的隔断墙把两侧放风场分成了一个个单人的天井。坐井观天要远远胜过一线观天，可以看到天，看到楼，看到树。夏天，从“匚”形楼的缺口处，可以看到一片茂密的杨树，从“匚”形楼的后面，也可以看到绿色的杨树梢。秦城的树恐怕是在五十年代初盖楼的同时栽的，随着岁月流逝……
8923号
进入秦城之后，我就获得了一个编号——8923号，狱方送饭的饭盒上写着这个编号，门口站岗的武警也用编号来称呼被关押者。王之虹的编号是8924，王军涛的编号是8922。从军涛的编号可知，他虽然被捕晚于我们，进秦城则早于我们。陈小平的编号是8926，他的情况与军涛正相反，被捕早于我们，但是先被关押在别的地方，等军涛和我进入秦城后，才转移到单人关押的203楼。我知道编号的还有：鲍彤8901，戴晴8917，吴稼祥8918，吴学灿8929。关在203楼的还有包遵信、刘晓波、刘苏里、高山、杨冠三、白南生、吕嘉民等人。王丹、刘刚、熊炎、邵江、郭海峰等学生领袖都在204楼；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关在那里，如陈兆钢、杨百揆、李盛平、郑棣、王焱、任畹叮、于国禄等。204楼大部分是关押多人的牢房，在那里，只有违反监规的人才单独关押，例如刘刚就被单独关押过。
我所在的203楼，是秦城这座神秘城堡中最神秘的地方。我刚到203楼时关在二层楼，12月6日调整到一层。同时关押在一层的有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人。当时常常听到一个大嗓门的南方口音，后来包遵信告诉我，那就是姚文元。姚文元在这里的待遇比我们强，他经常在下午的时候在楼外除草（？）或是种菜（？），而且还有同伴可以高谈阔论。从媒体上可以查到，陆定一的秦城编号是6601，吴法宪是7602（他推测黄永胜是7601），江青是7604，姚文元大概是7606或者7607吧？有公安局的人透露给刘苏里，他的监舍在文革中关过彭真和薄一波。
进入秦城之后，一连好几天都没人理我。我能隐约听到其他房间的广播声，而我的房间却没有广播。我找来狱政管理人员，要求开通广播，他们说，这要由专案组决定，他们做不了主。我要求他们转告专案组，迅速与我见面。但是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动静。于是，我决定开始我的狱中斗争。11月11日，我第一次通知狱方，如果专案组再不来见面，我将绝食抗议。13日，我再次通知狱方，如果到16日专案组对我的要求仍然没有反应，我将于即日中午开始绝食。结果，专案组于14日首次与我见了面，并于次日接通了监舍的广播，并开始送入《人民日报》。
我的预审员姓张，当时已经有50多岁了。他自己说，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他就是主审人员，有和我这号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什么样的对手都不在话下。他一上来就吓唬我：这次与上一次可不一样了，你不用考虑会不会平反的问题，你的态度如果不好的话，很可能是“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即使是将来有平反的一天，也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应当说，尽管事先准备了各种审讯预案，专案组仍然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切入点。他们以为从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对比，可以突破我的心理防线，其实正好相反。我第一次被捕是在1975年，王军涛第一次被捕是在1976年，那时毛泽东还活着，我们的“反革命”气焰还不是那么“嚣张”。当时过招的时候，审讯方是强势，被审讯方是弱势。现在不同了，我们是富有反审讯经验的“二进宫”，背后有着全北京市乃至全国、全世界民众和舆论的支持，我们是审讯过程中的强者，我们在气势上要压倒对方。强强相遇，必有一折。事实证明，被迫让步的是专案组。
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