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家读我们四川作家东夫所著《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因为讲的是家乡事,读起来特别有投入感,而且川西大饥荒,更是我少年时代亲历过的难忘痛史,因而感受更深。

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实际“天府之国”只是指四川盆地西部中间最富饶的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是个新的地理名称,我们四川人传统一直叫“川西坝子”或简称“川西坝”。坝子就是平原的意思,顾名思义,川西坝就是四川西部的坝子。但今天看地图,川西坝不是在四川的西部,而是在正中心。为什么?因为传统上四川的地理边界最西到灌县(今都江堰市)和雅安地区而止,再往西和西北而去,就是现今的川西两个藏族自治州阿坝和甘孜,本不属于四川。而今天被划出去的重庆地区则属于川东,崇山峻岭,罕见平地,是非常贫瘠的山区。

阿坝和甘孜划到四川后,位于川西的这个坝子就成了现今四川的中心,就无法再使用川西坝或川西平原这个地理名称,只能改称“成都平原”。 川西坝是岷江等八条江河冲积形成,方圆一万八千八百平方公里,一马平川。我在成都出生长大,幼时从来没有见过山是什么样子,连稍微有点高度的坡坡都没见过,因此对山还有种神秘感。

中国以农立国,几千来,却一直水旱灾害不断,大饥荒、人吃人、卖儿卖女、农民造反的记载是史不绝书,但川西坝是一个例外。这个相当于十六个香港大的川西平原,沃野千里,阡陌纵横,良田万亩,因有两千多年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防洪保护和引水灌溉,旱涝保收,从无水旱灾害之忧,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之说。在我所知的川西以前的历史中,也从没听说过有饿死人或农民没饭吃起来造反的记载。川西坝因农产富饶冠绝天下,才获得天府之国的美誉。

但就是这个天府之国,却在毛泽东统治下的新中国遭到空前绝后的人为大灾难。东夫此书就是对这场惨烈人祸的前因后果的详细调查报告,并着重指出在川西这场旷古未有之人祸中毛个人,以及毛的得力干将李井泉亲自起到的作用。

书名《麦苗青菜花黄》是来自一首歌诵毛泽东1958年3月16日视察川西坝的郫县红光合作社的歌曲: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好像春雷响四方。

这首歌当时传遍中国大陆,那个时代的人很多都会唱。

毛泽东来四川只此一次,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成都会议。毛在这个著名的成都会议上提出要10年超英,20年赶美的狂妄目标,将已开始疯狂的大跃进再一步推向更疯狂的高潮,最后导致至少三千万人(最高估计四千五百万)饿死的惨绝人寰灾难。

东夫本名王东渝,出生在川西坝的温江县。温江和郫县又是天府之国最富饶的农村,四川民间歌谣即有“金温江银郫县”之说。东夫父亲是中共地下党人,本人是红二代,他当过知青,但一年后即入伍当兵任新闻干事,做过成都军区战旗报记者。文革后考入四川大学,后半生写作为业。东夫的出生、经历、职业和家庭背景使他有能力和机遇全面深入调查毛泽东大跃进如何将富饶的天府之国惨变人间地狱的魔幻过程。专门研究毛泽东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中国学者余习广指东夫这本书是“第一部记述四川大跃进和大饥荒历史的著作。作者历时数年,收集包括数百万字历史档案的大量史料,采访数以百计亲历过那段历史的各级干部和群众,是事实说话,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

东夫指出,四川是毛泽东大饥荒最严重的灾区之一,死了一千万人,占了全国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是全国死人最多的一个省。他说,四川死于大饥荒的人数甚至远远超过中国八年抗战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军民死亡的总数527万人。

据我所知,一千万之说来自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而且还是打了折扣的数字。廖在他文革后的回忆录中披露,他1962年曾冒险向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汇报四川死人问题,他对杨尚昆说死了一千二百五十万,但正式向中央报告只敢说一千万。

而论死人比例,四川之冠也是全国之冠为雅安地区一个人口稀少的农业县荥经县,全县9万人竟然死了5万人,100%的群体灭绝罪行。有关荥经县大饥荒惨案,我在2013年8月号的开放杂志有详细的报导。

东夫指出,四川在全国死人最多,最匪夷所思的其中一个原因竟然是,四川是全国产粮大省。因为产粮多,就成了被人宰杀的羔羊。自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向四川施以粮食高征购政策,在大跃进之前四川农民的平均口粮标准一直低于全国。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四川粮食征购年年加码,成为外调粮食最多的省。四川粮食年年丰收,但四川人民却年年饿肚皮。东夫说,1953年川西地区已开始出现农民缺粮导致的脚肿病,其后饥荒时有发生。大饥荒爆发,四川饿殍遍野后的1960年,在北京中央的督促下,四川还继续被迫向外大量调配粮食,因为中共当政者残酷的逻辑是“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强。”

读到这里,想起我下乡当知青就常听农民说,“解放后,吃不饱肚皮。”还说,“解放前”给地主当长年,不但白米饭吃到饱,农忙时候东家还要给吃回锅肉,让长年打牙祭,不然长年不下地。可见四川人民的灾难是从中共上台那一天开始,所谓人民“得解放”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谎言。

其次,东夫指出与毛泽东大跃进得力干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个人脱不了干系。他说,当时四川省的干部如果敢于为民请命,一定受到打压。而当时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其极端荒唐的政策比其他省的地方大员都要左很多,对四川人“杀鸡取卵的高征购”比全国过之而无不及,因而获得毛泽东欢心而成为全国唯一进入政治局的省委书记。1959年初全国大饥荒已爆发,李井泉仍然坚持极左的作法,并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回四川后展开反右倾运动,东夫说,在一些省的领导开始收敛大跃进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在加码推行,庐山会议后秋天,李向全川强行征购的粮食竟然占到实际产量的48.9%,而基层干部征粮手段则是骇人听闻的残暴。甚至毛视察过的红光社也不能幸免,红光社凡是未完成征粮的干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然后残酷批斗,脱衣服站板凳、跪竹片毒打,“打得头破血流,惨叫不止”。东夫书中有大量篇幅记述中共政权在农村基层的暴行。

结果成都会议开过后的该年粮食秋收后,四川许多农村即开始断粮,但暴力粮食征购并未停止,1959饥荒开始蔓延,人吃人,全家死绝,甚至全村死绝的人间地狱开始出现。但李井泉还继续左下去,迟迟不收手,以致四川大饥荒持续时间全国最长,其他省饥荒已逐渐平息的1962年,四川还在饿死人。

东夫这本书主要是集中披露四川最富裕的川西地区,即天府之国的大饥饿真相,包括自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金温江银郫县。东夫指出,温江郫县也和全四川一样“遍地是饥饿和死亡”,甚至出现人吃人、自食其子的的惨案。东夫在书中讲述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比如泸州一个外地读书的学生回家,半夜闻到肉香,见父母正在狼吞虎咽,原来把死了的弟弟吃掉,这个学生大受刺激回到学校即疯了。青神县天池乡一个女子吃了死去的孩子后,被干部发现逼她挑着孩子的头颅游街示众⋯⋯ 。

四川大饥荒始于成都会议和毛泽东视察,遍布全省,被伟大领袖加持后的红光社也未能免于饥荒。东夫形容当时红光社“红透半边天”,成为农村大跃进样板,如吃了亢奋剂一样,集体疯狂瞎折腾,搞亩产万斤试验田,甚至吹牛亩产4万斤,最后放卫星到10万斤,然后在秋天合并5个乡,成立川西第一大人民公社“红光人民公社”,要马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于是,继续大放粮食亩产卫星,并遍地建土高炉,砍光树木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公共食堂,搞“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所有当年大跃进种种疯狂事,红光社都不计后果加倍推行。

结果一场疯狂一场空,最终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建成,反沦落为饿殍之乡。

东夫书中说,毛视察后还未到两年,到1960年,红光人民公社三分之一土地已经荒芜,庄稼地野草丛生,无数人成为为饿殍。58年建公社时,全公社人口11394,到1960年底已饿死2408人,等于约四分之一人口在大饥荒中饿死。另有219人不知去向(我想可能逃荒他乡,也可能死在异地)。其中一个公共食堂,共五十多户,就死了80多人。

1997年东夫数次去当年的红光公社采访当地农民,农民不太愿意提当年毛视察的事,都称“说烦了”,还抱怨“一点光都没有沾到”,但“说起大饥荒则滔滔不绝”。

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中共体制内不是没有清醒,有良知的人,比如廖伯康等,但这些头脑清醒有良知的中共干部全部遭到打压和迫害,遭遇都很悲惨。对此东夫书中有大量记述。

四川大饥荒,是当年经历过这场灾难的四川人最惨痛的回忆,说起李井泉就咬牙切齿,但今天也只敢骂毛这只狗腿子,对于这场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不但不追究还要歌功颂德。

温江、郫县现在都划归成都市,成为成都郊区。我的家人退休后也从市区移居到温江和郫县。几年前回乡探亲,搭乘成都地铁前往郫县,看见其中一站叫红光镇,一问就是毛当年视察过的红光社所在地。令我很意外的是,我随后从家人处获知,为纪念毛泽东1958年视察,在红光镇建了毛泽东广场,塑了毛泽东的像,每年3月16日毛视察周年还要举行庆典。

你杀了我的人,我还要立碑来歌颂你,中国的现实真是很魔幻。

作者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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