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论改良与革命
关于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改良不一定都促进革命，但是历史上绝大多数革命之前，几乎都有改良，而且改良中的各种变化，往往成为革命的催化剂。当然，改良导致革命并非上层改良者主观意愿（甚至其主观意图往往是通过改良避免革命、对抗革命、消灭革命），但是客观上的确是促成了革命，革命者也客观上乃至主观上利用了改良带来的有利条件。
因此，一般情况下，革命者反改良是不应该的。
就像清末清政府一系列改良，尤其兴办教育、派遣留学生，就催生了一大批革命党。秋瑾、陈天华、鲁迅，乃至孙中山，都因此受益，且正是有这些措施才让他们有意识和机会成为革命党。如果没有教育改革和开国交流，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管制宽松，他们可能只是太平军小卒、小刀会散党，或者只是农夫、家庭妇女，或者是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式大院主管、贾宝玉式堕落纨绔人物，乃至官匪/起义军冲突的炮灰、清廷和乱兵的奴仆。显然，改良让他们有了革命的意识、能力、契机，以及外部条件。
当然，革命者不需要在主观上感谢清政府的改良，更不需要感谢清政府本身。因为专制、奴役、闭关锁国，本来就是错的，他们本来就有权利享受自由、拥有现代知识、跨越国界交流。他们也不需要因此感恩清政府而放弃革命。因为种族压迫和皇权专制都应该被推翻，并不应因一些小恩小惠而感恩戴德、放弃革命。相反，徐锡麟那样为大义射杀恩铭的行为才是值得赞誉的。即便不如此，也不应该因为私恩阻挠革命、影响民族解放、民权伸张、民生改善的大局和亿万人的福祉。像康有为为报私恩及执着改良，而破坏革命，就是极坏的典型。
但是，这些革命党不应该反对改良这一行为本身，因为的确是改良提供的条件，才让他们有了能力去做方向正确且现实可行的革命。
当然，革命者不反对改良，是指整体上和大多数情况下。但在部分特殊情形下，革命者可以反对改良且是有益的、必要的。例如满清最后几年，改良成功的可能结果是：有一定自由民主，但阻碍进一步的自由民主，也不能实现共和：满人权力强化，压制了汉人民族解放。这时推翻清廷的共和革命从结果上就好于改良，且改良如成功，显然会阻碍革命。这时革命党反改良反而是应该的。
不过，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先有改良后有革命，比没有改良直接革命，要好的多。因为改良带来的经济发展、教育启蒙、社会结构转型，可以让革命有正确方向、少些阻力多些动力，避免革命变成无进步意义的暴乱。
更重要的是，改良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人的素养提高，可以让革命后进一步的、具体的革命目标（如构建公民社会、促进平权、改善弱势群体处境等）更容易实现，实现的更充分，过程也更顺利和平缓。而不是发生政治革命成功、革命者大权在握，但具体的民权民生目标却因为各种条件不足（尤其革命者素质问题），反而夭折了、走入歧途、开倒车了之类情况（1949年后中国、1975年后越南柬埔寨，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这样）。
还有，从社会进步、人权改善、其他既定目标达成程度看，革命未必比改良有成效；从对社会冲击破坏等负面影响看，改良代价未必小于革命。刻板印象里的革命彻底但破坏力大、改良温和但目标实现不彻底不进步，都是片面的看法。
简单说，有些改良好于革命，有些革命好于改良。改良和革命哪个更好，主要不是看是“改良”还是“革命”中哪个手段，而是看改良和革命的方向、内容、过程这些具体的东西。
例如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前者是改良后者是革命。但如果对长远的影响和社会结构的冲击，洋务运动大于太平天国；二战后的1950-1970年代，欧美各种平权、福利、民权改善整体上是改良（当然其间也有革命，如“六八运动”，但主流是改良），同时期苏东、中朝越是革命，但欧美物质精神都日新月异、思想变迁巨大，苏东中朝越倒是折腾很久后，保守回潮、社会停滞。
显然，有时候改良比革命更能促进进步。
而革命的破坏力、副作用，也未必大于改良。苏东剧变中许多国家是革命，是彻底的变革，结束了专制实现了民主，但除了罗马尼亚基本没有流血（苏联和前南流血主要因为民族问题，而非民主革命问题）；而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一直在改革，但是冲突和动荡不断，官-民暴力和民-民暴力皆时常发生，累计死亡远超苏东。这还不包括非直接政治因素，但归根结底是专制暴政造成的各种死亡和悲剧（如工人农民的分散而慢性的因剥削压迫死亡）。
改良和革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民主自由人权解放。哪个更有利于这些目标，更快达成、更小代价，就选择哪个。几个利弊方向冲突时，就选择一个相对最优解。
无论选择改良还是革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应该以刻板印象看待改良/革命。在具体情形下，还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变，不能拘泥和因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