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折中妥协是促成和平变革的最佳手段：以拟设计的中共终止独裁方式、西方所谓“白左”思想理念、“修复式司法”为例
我个人在以前，立场也是对恶要彻底铲除、以鲜血实现正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了解历史、现实和人性，以及自己经历过很多事，就发觉这样并不能实现正义，只会导致更多罪恶的滋生和黑暗的延续。坏人也是人，他们做坏事的同时也有七情六欲，也恐惧成为阶下囚甚至送上断头台，所以在存在这种危险情况下会不惜一切丧失底线的作恶，以保住既得利益。从他们角度这样也是无奈，如果妥协，不仅既得利益不保，连基本尊严和命都没了，家人可能还会遭殃。
于是，越是坏透的当权者越可能幸福安全度过人生，因为人民害怕他们，他们的不择手段让人民无可奈何只能接受；越是有点人性和愿意改革妥协的，越可能被推翻甚至挂上绞刑架，因为他为人们觉醒和反抗提供了空间。这实在是太讽刺却又十分现实的事。
作为有情感和理性的人，不应该推动事情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只有对愿意改革、妥协、对话的当权者回以善意，宽恕其因为制度和现实不得不做的罪恶，摒弃不同立场和利益导致的前仇，而把矛头对准那些最为顽固的死硬分子，才能让越来越多的当权分子站在人民一边，以最小代价实现民主转型。哪怕这些愿意改革的人也有血债，也是剥削者压迫者。这当然不是彻彻底底的公平正义，但是却是最不坏的选择，可以让光明提早到来许多年，少损伤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命，可以让若干亿人都能减少甚至免于专制的创害。（其实，不谈极化思想和手段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本身也是不对的，以大怨报小怨，何以报大怨？零和博弈输了自己下场悲惨，那赢了就好了吗？那自己又成为加害者了，屠龙者成了恶龙、凝望深渊时被深渊凝望。在这种零和博弈不择手段中成为胜利者加害者更值得谴责，因为胜利是建立在对他人造成惨烈伤害的基础上的。）
许多国人嘲笑西方的“白左”，认为他们是“圣母婊”，单纯和幼稚，对坏人忍让宽容、没有是非和正义感。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所谓“白左”普遍是坚持原则、明白是非善恶、坚持真理和寻求真相、同情弱者和各种受难者、必要时坚决站出来并愿意付出真金白银的人。只不过他们在坚持这些的同时，并不赞同以暴制暴以恶制恶，他们深知这样做看起来爽利、有时可以高效解决问题，但是一定滋生更多仇恨、埋下更大祸根，会导致更弱势的人最终成为牺牲品。
例如残忍对待一个犯罪的男性以主持正义，那90%概率他会转嫁给其妻子和孩子或者同学同事乃至陌生人中的弱者，然后妻子孩子其他弱者再将仇恨和伤害转嫁给他人甚至小动物，以及以各种间接方式传递伤害，最终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主持正义的人和那个男人犯罪的受害者的确爽了，但是那些更弱势的人则为此承担了更大的代价。至于每一个环节、每个犯罪传导链上的人都惩罚，如家庭暴力、虐待动物者严惩，其实是并不现实的，罪犯有一百种方式掩盖罪行、逃避惩罚。至于哪个环节的受害者不转移伤害，自己选择承受或者不得不自己承受（就像婴儿老人小动物），那其实不是更加悲哀的事吗？
坏人或者某些事上坏的人也有尊严、情感，简单粗暴的打击报复、惩治只会让他们做坏事时更心安理得和解气，也会在未来作恶时更加狡诈和阴狠，而不是改过自新良知觉醒。这样到头来还是让良善之人受害。把坏人逼得没有退路看起来有震慑作用，但是现实中普遍却让他们更加放开手脚作恶，仅存的底线和良知也不再想要，一条道走到黑。他们也会在犯罪后更加选择拒不承认，让受害者更受冤枉而无法伸张正义。台湾有从事社运的人士总结现实中为弱势群体维权的经验时就说，“伤害越深，越难承认；错误越大，越难改变。这是从事改革运动的人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在零和博弈下，冲突双方必然有一方要彻底失败、付出惨痛代价，那有权有势有钱有人脉的强势一方难道愿意甘心失败吗？当面临家破人亡的危险时，他们即便违背道德也不可能输给弱者。零和博弈下强者一方更不会退让，坑害的一定是弱者。坏人、强人这样做虽然并不对，但是客观事实，也符合人性和规律。
将心比心，如果是阅读本文的每个人（你）做了杀人越货、抢劫强奸的大恶，愿不愿意坦然接受惩罚？例如杀了人，愿意坦然接受死刑吗？甚至说只判你十年徒刑，或者砍掉你一根手指，这远不及你剥夺他人生命的罪恶，但你愿意承受吗？除了极个别人非常冷血，或者出于仇恨杀人，愿意承担这种惩罚，绝大多数人都应该会千方百计逃避惩罚吧。
“白左”考虑到长远的、整体的问题和各方利益，不在已有的仇恨上添加新的怨愤，以制止和预防罪恶而非复仇主义为原则，避免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传导，最终反而可以以最小代价、最快时间走向文明进步（哪怕从某些阶段和角度是付出了更大代价），也最有利于维护弱者权利。那些快意恩仇的人、有怨报怨的社会，则会长期陷入尔虞我诈、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以恶制恶的主持正义者也是造成这种恶果的其中一员。当然，如果某个社会多数是这种以恶制恶又欺软怕硬的，少数是“白左”，那受害最大付出最沉痛的的确是“白左”，因为他们在为各方的恶买单，替各种作恶者收拾残局，包括压迫者的和被压迫者的。他们用自己的牺牲减少了仇恨、为残酷社会带来爱与希望，让人类社会得以延续而不是互杀灭亡或者变成依靠暴力和恐惧维持的充满仇恨和丛林化的地狱。
还有，备受国人诟病的西方轻刑制度和修复式司法，以及建立良好的监狱环境，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和道理。中国严刑峻法和恐怖的监狱环境虽然一定程度可以震慑犯罪，但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导致因各种原因不得不犯罪者拿出十倍百倍的手段逃避刑罚，更不敢主动承认犯罪以保持诚实，纷纷“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私了盛行，掌握权力的司法行政人员更变得炙手可热争相巴结贿赂。政权出于维稳，现实中也不敢把应投入监狱者都投入监狱，反而在实际执法上非常“宽容”，当然这种宽容是对有权有势有能力有地位能闹事的人，政权害怕他们被惩罚后变成反体制的力量危及政权统治和稳定。而被关进去的普遍只有相对无权无势和运气不好的弱势倒霉蛋，极少数人替大多数人当了社会的出气筒、牺牲品，这些人又反过来以各种方式反噬社会，结果更加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从根本上说也违背了公平正义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失败者才进监狱，胜利者作恶更多反而安然无恙），侵犯了人权（罪犯也是人），刑罚只是维稳工具。
而西方的轻刑制度有利于罪犯勇于承担责任，也利于包括犯罪者在内各方一切诉说和探析真相，继而改进现实，促成社会改革和人与人的和谐互谅，让受害者释怀让加害者受罚也心悦诚服，最终减少社会戾气及弱势者所受伤害。而且，轻刑不等于不惩罚，惩处依然可以产生震慑作用，只不过不那么令人千方百计逃避接受处罚了。还有，对于罪大恶极、拒不承认、死不悔改的，也会判处长期徒刑甚至终身监禁，这反而让相对最坏者得到相对更严重惩罚，约束作恶者不愿越过底线。
追求绝对的正义、以残暴对残暴，或者仅仅是以革命的正义对反革命者实行暴力，那一时痛快或者只是嘴上痛快，实际上无助于国家、社会转向民主与正义，整体上也不能给人民带来文明与进步。满足自己一时的正义感快感，而不顾这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没有道德和责任心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和稀泥、放弃原则。正如前面描述“白左”那样，要更加坚定的反对、对抗邪恶和不公，对真相有更为执着的追求、对弱者更加真诚的同情和帮助，需要勇敢站出来的时候坚定的站出来，遇强更强遇硬更硬，要去积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把那些积郁的仇恨、怨毒的倾向转化为持守人权、弘扬人性的决心与勇气。
4、激进极端与完美主义的失败前例与惨痛后果：以共产主义革命、过激“政治正确”、八九民运/六四事件、香港反修例运动为例
过于激进和强调完美彻底，往往还会出现“过犹不及”的后果。典型如20世纪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与建设。相对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压迫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冷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美好的构想，是为了人类的平等与幸福，的确是值得追求的。但在苏联、中国、东欧乃至柬埔寨，却发生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发生的各种巨大悲剧。过于强调革命纯洁性导致人头滚滚的肃反不断发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执念让国家建设被教条主义束缚，不顾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的经济政策导致大饥荒和工业浮肿，鼓吹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让数百万计生命被残杀。而这些悲剧虽然有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等具体原因，但是也和起码名义上强烈追求马列斯毛理论中的原教旨目标有关。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有关“政治正确”的争议，也反映了激进主义和追求完美会遭反噬的现实。“政治正确”是发达国家在历经各种历史苦难得到大量经验教训、发展到如今高度文明社会后的产物。各种具体的“政治正确”规条例如反对歧视和嘲笑少数族裔/女性/残疾人/变性人/犯罪或灾害受害者、反对宣扬对特定群体的仇恨和不满、反对否认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压迫屠杀奴役、在专业领域承认气候变化真实存在/进化论正确的科学结论等。这些“政治正确”于情于理都是必要的，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减少仇恨、社会和睦、科学发展。但一些激进的左翼和建制人士对于“政治正确”过度强调，遭到了厌恶“政治正确”者的反弹。即便一些人一开始认可“政治正确”，但在连篇累牍的强调、条条框框的规训下，加上现实里人与人的纠纷及人性恶的因子影响，反而逐渐痛恨“政治正确”、故意发表或者私下认可与“政治正确”相反的观点。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原因之一就是他无视“政治正确”、随心所欲发表歧视和仇恨言论，引发了厌恶“政治正确”者的共鸣和对他的支持。
而在一些具体的冲突事件中，激进和彻底也很容易被反噬。例如八九民运本来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中共已经做出了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的巨大妥协。当时支持民主化的不仅有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人，邓小平等人也并不强烈反对民主（邓的政治立场类似于匈牙利的卡达尔·亚诺什，是开明派和实用主义者），或者说邓一直在走向民主和维持专制间犹疑、试图寻找一个既要部分民主又维持中共统治的折中方案。历史将走向何方，就要看时势变化尤其现实中的博弈了。而当时无论国内舆论（各界一边倒支持民运）还是国际形势（第三波民主化迎来高潮，美苏均支持中国民主化，欧亚乃至拉美非洲民主势力都声援中国民运），都非常有利于中国民主势力。如果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和平结束，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及公民运动，将已达成的中国政治民主化共识付诸实践，中国很有可能像后来苏东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甚至如果官民配合得力，比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国家转型结局还要好）。但是由于少数激进分子的强硬，没有及时达成妥协和退出，给了中共强硬派以口实，邓小平也倒向了支持镇压一方，最终鸡蛋碰石头，中国后来的历史命运由“希望”被改写为“黑暗”。
（值得一提的是，当六四镇压发生后，在刘晓波等“广场四君子”斡旋下反而达成了临时妥协，学生退场换取停止镇压。这从保护生命和人道主义角度当然无可非议，而且值得称赞。但这也证明了强硬势力实质上的脆弱、口头高调背后的怯懦。他们一方面强硬，却并没有考虑好真的被暴力镇压又怎么办、事到临头敢不敢牺牲、如何牺牲的有价值。假如镇压后不妥协，学生工人市民强硬对抗，这些人又与中共各层包括最高层有千丝万缕联系，尤其如果一些充满理想的高干子女尤其军人子女主动冲向坦克和枪口而死亡伤残，以此将父母乃至所有亲友“拉下水”，那么付出几万至几十万死伤的代价后，或许真的会让政权顾忌、害怕、手软，停止镇压乃至束手就擒或逃亡海外。即便强硬派持续镇压，也极可能引发执政集团内部分裂和兵变（起码那些有子女亲属朋友死于镇压的不至于都冷血自私），如罗马尼亚例。如果那样，即便牺牲30万人，但能换取中国民主成功、那时及未来数十亿中国人民解除枷锁得到权利与尊严，并让后人牢记他们的英勇与功勋以激励奋进、捍卫民主，也是死得其所。但六四事件的情况是，在镇压已发生且未扩大化的生死关头，包括强硬派极端派在内的力量反而恐惧了，退却了、放弃“用血擦亮人民眼睛”了，选择保存实力、观望局势变化，乃至直接逃跑，而非强硬到底制造转机。于是徒然付出数百人至数千人死亡、成千上万人入狱的代价，也导致民主化夭折，前后不着，殊堪痛心。当然这种临阵恐惧完全可以理解，欺软怕硬是基本人性，我个人亦有类似经历。但客观来讲，这种事前强硬极端拒绝妥协，真正对决时一触即溃前功尽弃，赔了性命失了前利，是抗争的最坏结果。倒是一开始就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参与者迎着英国殖民者棍棒和枪口，被残酷殴打甚至同仁被杀害也不退缩气馁，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当然这也是因为对手文明程度有别，运动胜利也有多种因素而非仅靠“非暴力不合作”））
香港反修例运动也是类似，且不谈其一些诉求是否合理，仅从手段和效果看，本来大规模和平示威已经迫使港府让步，终止《逃犯条例》，取得了比此前“占中”更实际的成果，也让港府乃至北京方面看到了香港市民的民心和力量。如果到此为止，或者后面继续和平的持久的抗争，完全可以在议会选举及其他政治博弈中胜利（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即验证了这一点），并基于这样的民意和行动力拓展更大的政治空间。但是反修例运动逐渐演变为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包括针对大陆民众/亲建制人士及中资/亲建制企业和店铺的无差别攻击，而且不是个别而是非常普遍，这就让中共和港府有了镇压的借口。而且从中共和港府角度考虑，也不可能选择对大规模暴力听之任之、妥协退让，否则会丧失权威、导致更多暴力，对中共还有担心内地效仿的考虑。这样政权只有镇压这一个选项，中央和港府中的温和派也不好阻拦。被逼到无法退步的中央及港府决定平息事态并趁机铲除民主势力，于是暴力机器和各种公权力手段全面发动，和平示威和暴力活动被一起镇压，各种政党和公民组织被连根拔起，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全部被摧毁，香港再无民主势力或其他反建制势力的活动空间。（至于有人说即便不反抗，习近平政权也会摧毁香港民主派和本土派等力量，这的确可能发生但未必一定发生，即便有打压也不太可能像现在这样把事做绝。当一方处于弱势时，尽可能不要给对方攻击的借口）
（不过，无论是八九民运，还是反修例运动，过于激进、没有“见好就收”，都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根本上当然仍是统治集团的镇压。而且如果妥协，也未必一定换来对方的妥协。中共也完全可以利用妥协尤其运动的终止、民众的重新分散，顺势将本来已成气候、对政权构成威胁的民间力量打压下去，更加容易的各个击破。“占中”的失败就可以视为和平聚集与离散并未取得最佳成果的例子。虽然也有一定影响，但是就“真普选”、“双普选”这两个最重要诉求未能达成而言，显然是失败的。
八九民运如果“见好就收”，有一定成果是肯定的，但是未必能根本上改变一党专制，有限的自由和权利，随时可能被保守派收回。人民不加反抗而是逆来顺受，欺软怕硬的独裁者可能更是变本加厉。就像最近三十多年中国人普遍政治冷感、反抗很少，但即便如此，从胡温后期维稳体制就日益加强，习近平更是让绝大多数老百姓“岁月静好”都不能了。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民主力量最强大、士气最高涨、动员和参与最广泛时，如果没能一鼓作气而是自我放气，那同样不太可能有好的结果。如果真那样做，中共即便短时间做一些妥协，但又没有放弃专制，而此后因为内外环境变化和政治斗争，保守派占上风，然后越发极权并分化打压民运，无力再聚集的人民被各个击破，民主遥遥无期。那如今的史书和评论或许又会说“八九民运没能一鼓作气、坚持到底，反而妥协退让，于是错失中国完全民主化的良机，为后来XXX保守派上台重新强化专制压迫人民埋下了祸根”。
而反修例运动期间及前后几年，习近平日益强化极权，很难容忍香港这个中共管制的特区特立独行、批判他和中共政权，因此港人不激烈反抗，也可能被“温水煮青蛙”的压迫限缩，最终很可能还是现在的结果。很难想象在中国大陆极度倒行逆施的习近平及其他权贵，可以容忍香港每年都有纪念六四的政治晚会，以及日常各种公开反对他本人和中共的各种政治活动和媒体言论。
总之，历史的变迁是很多变量影响的，其中一个变量的变化，未必一定导致或不导致某个结果。如果这个变量改变，其他变量也会被直接间接改变，一个变量改变后，完全可能会导向与不变时同样糟糕甚至更糟糕的结果。折中妥协是必要的，但是也不能把运动失败都怪罪到抗争者没有妥协的行为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