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追求激进与完美会被恶意利用和遭到反噬：以历代变法改革；贪腐与“政治献金”的区别、“权力”与“资本”差异性、动物保护、政治人物评价为例
对激进和完美的过度追求，还会被阻碍变革的人利用。就像从古到今，在中央政府推行一些利民政策后，下层官僚担心既得利益受损而试图抵制，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但却可以通过把政策执行到极端，让好的政策产生恶劣后果、引发各方强烈反感，以达成其抵制政策的目的。无论古代的各种变法更化（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还是如今的繁多改革整顿（医改教改、财税改革），相关的既得利益者经常故意促使政策的执行极端化，以倒逼上层退让乃至废止政策（当然也有一些极端措施并非为此目的，例如山东“百日无孩”、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以及现在对新冠的高强度防控，并不是下层故意极端倒逼上层停止措施，反而是故意发力向上献媚、整治百姓展示官威权势，以获取利益）。
过于强调完美，也会混淆事情好坏程度的差异、收益与损失量的有别，将都不完美但有明显程度差异的制度、政策、理念、事件，以及各有缺点但明显有些是“有缺点的战士”有些是“苍蝇”的个体或人群，一概评价为“坏、差、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例如将民主制度下得到规范和监督的“政治献金”与专制统治下的贪污腐败等量齐观，把发达国家平民相对富人的经济拮据与中国百姓为衣食住行挣扎划上等号，将法治自由环境下必要的言论限制与极权主义下严密的舆论管控相提并论。
这些立场看起来是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当然也有些是故意使坏），但必然导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削弱了对相对良好一方的支持热情与力度，让相对更坏、更恶、更差的逃避掉应得的相对更大的谴责与惩罚，阻碍了有限但可贵的进步，也让更进一步的改革进取失去了基础和台阶。就像国人经常声讨资本/资本家的罪恶，却很少提及资本相对权力温良、资本家相对官僚和善的事实，导致更值得警惕的权力之恶被忽视或淡化。同样，那些批判改革开放种种弊病的，也掩饰了毛时代更加黑暗绝望的历史事实。还有反对动物保护的人，总是批评爱护猫狗的动保人士为什么不爱鸡鸭鱼猪牛（如果爱护这些，他们又会问为什么不保护老鼠苍蝇蚊子乃至细菌和病毒），以此解构对部分动物的保护的价值和必要性，刻意用死板片面的逻辑（而非完整系统的道理），抹杀爱护动物者根据现实做出的折中努力。
除了评价事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将都有过错或罪恶，但程度有明显差异的人物等同批判，同样是不可取的。如蒋介石、邓小平、朴正熙等人虽然独裁专制，也曾杀害过无辜，但也有一定经济社会成就。如果将他们与希特勒、毛泽东、金日成等恶贯满盈的人物相提并论，都说成残忍的独裁者，虽然未尝不可，但其实客观上淡化了后三者的恶，以及抹杀了前三者在一些领域的功绩。这样不分正邪轻重深浅程度的人物评价方式，显然也是不利于客观全面反映复杂的历史事实、根据差异准确判断和以必要方式区别对待历史人物。
还有，在“物极必反”效应下，完美主义的目标追求失败后，还容易让曾经的追求者彻底丧失信心，变成犬儒和遁世者，连改良都不愿意参与了，使得现实距理想更遥远了。文革和八六学潮八九民运失败后，本来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广大民众，普遍选择远离政治，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1990年代至今“告别革命”和“闷声发大财”思潮的流行，就是激进主义诉求失败、相应政治理想破灭后的产物。这些当然是阻碍变革者、各种大奸大恶之徒希望看到并且积极促成的。
6、极端和追求完美往往以损害其他人/群体/目标/事物为代价：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重工业、“动态清零”政策、“维基解密”披露各国机密、20年代初中国激进反日、杨广王莽之败为例
还有，极端和彻底看起来是“完美”，但仅仅是对某些特定目标和群体来说的“完美”与胜利，对整个社会和更广大多元的人们，反而是损害和失败，并且往往也会反噬这个试图不惜代价达成的目标本身。因为追求某个目标的完美、强调某些群体自身利益的完全实现，几乎必然是以损害其他目标、挤占他人利益为代价的。
就像苏联、中国、朝鲜等国曾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就占有和消耗了其他领域所需的资源、阻碍了轻工业和服务业正常的生产和运行，更让农民成为“输血者”和“牺牲品”，导致经济结构畸形，也无法满足国民日常生活中对轻工业制品、农产品及各种服务的需要，成为其最终经济崩溃、体制坏死的重要原因；
建国以来各部门各地方为政绩乃至迎合领导喜好搞的各种“献礼工程”、“一刀切”执法，也在达成某些目标同时对民生造成更大损害；还有这两年中国以高强度封城和隔离为主要手段的“动态清零”政策，的确起到了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但极大的侵害了个人自由、破坏了经济发展，造成的有形无形损失远超新冠本身的危害；
爱德华·斯诺登、切尔西·曼宁、朱利安·阿桑奇等“极端信息自由主义者”所做的公开几乎一切所知机密的行为、鼓吹各国政权和政治完全透明的立场，固然有利于世人了解美国及世界各国政治的黑暗、国家权力结合大数据对公民隐私的侵犯，但极端信息自由主义也必然影响反恐和国家安全、损害国际政治运作和各国间外交关系，带来各种负面影响，并且反过来成为遏制信息自由的借口。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救亡启蒙”风起云涌，国人普遍将对外抵御列强入侵与殖民、对内追求民主和繁荣，作为坚定不可动摇的目标。从道理上这当然正确，但过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如盲目抵制外国货、袭扰在华外国人士（当然也有很多是自卫反击），以及提出非常激烈的排外口号，导致了中国与列强尤其日本关系的恶化。面对与中国邻近而强大的日本，当时中国民众采取了激进排日态度，并逼迫国民政府对日强硬。处于弱势的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刺激了更加极端化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让两个民族剑拔弩张、无法和平共存，加速了日本侵华，最终中国民主建设和经济民生发展因抗日战争及后续影响而毁灭。
当然根本上是日本一方的错误和罪恶，但如果当时能够有所妥协，国人“韬光养晦”而非大张旗鼓反帝反日，多强调自强而非“位卑而尊”，或许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一系列祸难，历史进程也是另一个样子，而中日关系也不会像后来至今日这样高度畸形（如果只看“9.18事变”乃至“8.13事变”之前的中日官民关系和相互影响，日本其实对中国尤其汉族还是颇有恩情，如助推反满民族民主革命、作为“中介”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但日本侵华尤其南京大屠杀后，一切就难以挽回了，即便恢复邦交，也成为一种极不健康的畸形关系。日本助推和支持中共独裁，则愈发让中日真正的友谊毁灭，对中日两国都是悲剧，对中国尤其如此。而1919-1937年“抵制日货”、驱逐日人，并未让中国强大繁荣，反而激化中日矛盾；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全面引入日货、邀请日人在华工作生活，也就在实质上宣告了百年前抗争的失败和无用，骨气和实惠二者皆失（相反，如像韩国那样，如果先不抵制而自强，自强后再独立自主和“身土不二”，反而真正发展了民族经济、维护了民族成员利益））；
历史上也有许多好大喜功、为追求某些目标不惜代价的封建帝王，如强行进行全面政治和社会更化的王莽、热衷修建浩大工程和对外征伐的杨广，其一些目标本意或许是好的、作用上也是有正面意义的，但为此不顾现实条件局限、不惜政治经济民生代价，结果民变四起、众叛亲离，即便最后放弃目标也已于事无补，最终国灭人亡。他们的结局也反映了对狭隘目标和自身利益的过度的追求、对“完美”的强调，也会招来其他利益受损者的反扑，最终鸡飞蛋打，不仅激进的目标无法实现，连守成和恢复旧有的不完美状态，都不再可能。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是几千年来流传的智慧之言，但后人仍然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令人心痛。
7、顾维钧“70%理论”、修复式司法、费边主义：折中主义必要、可贵、可行
民国知名外交家顾维钧，曾总结了外交谈判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个“70%理论”。顾维钧认为，要想在外交谈判中为己方尽可能争取利益，如果要求对方100%即全盘同意己方要求，哪怕自身要求有道理，谈判也几乎不可能成功。同样，对方如果希望100%满足其要求，己方显然也难以答应。因此，若想谈判成功，只有相互妥协，寻求折中方案。而在妥协中，则可以努力为己方争取更多利益。如果最为中立的结果是50%：50%，那么如果己方能争取到70%，虽然没有100满足理想目标，但显然已大获成功。
顾维钧的观点很有道理。当然，外交并不仅仅依靠谈判，还有实力、武力、客观条件、外援等因素影响。但是无论怎样的局面，适当的妥协都是必要的、有益的，有利于和平的、相对顺畅的取得成果。
不仅外交，各领域皆是如此。因此，对许多现实问题，我们都应该寻求以折中方式解决。例如涉及违法犯罪，强化经济赔偿以代替刑罚，以弥补受害者为主而非惩罚加害者为主；对各种不公不义和黑暗，不坚持严惩责任人作恶者，但是要无比坚持追求真相、透明度、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减少阻力、最大程度有机会认识、重视和改善问题；涉及劳资关系、分配公平，既不要“剥削有理”也不要无产阶级革命和大锅饭，而是采用费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以非暴力方式调和阶级矛盾，兼顾资方劳方、兼顾效率公平、兼顾公营和民营；在涉及强者与弱者的纠纷时，既不要“你弱你有理”无限同情弱势方，又不要忽视双方条件背景不同对双方博弈能力、话语权的影响，就事论事同时又考虑到长远和连带问题。
折中主义说起来不容易，做起来更难。这需要有关的双方甚至多方愿意释出善意、诚实真诚、有同情心同理心、不被挑衅激怒、明是非讲道理、据理力争又肯让渡重要利益、有耐心和意志力。尤其在只有一方愿意折中而另一方不愿意时，那对愿意折中一方的心理考验堪称残酷。
8、折中主义易被恶人恶势力利用、破坏，并借之侵害良善守约一方：以毛泽东和中共所作所为、日本得寸进尺侵略扩张为例；折中主义在当今中国现实中实践的困难
如果怀有恶意、没有契约精神的一方，在其劣势时利用良善一方的“折中”积蓄力量，而在其优势时则完全剥夺良善方的利益，肆无忌惮的侵害后者，那“折中”反而成了恶人坐大的契机、逞凶为恶的预备（中共政权在国共内战至取得执政权过程中的行为，就是例子。而朝鲜金家政权在“阳光政策”下反而得以喘息、继续独裁和暴政，同样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前例）。鲁迅之所以说“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主张对恶势力“痛打落水狗”，即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毛泽东所说“以斗争求和平，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和平亡”，也是狡诈的利用了不愿赶尽杀绝、有诚意追求和平一方（国民政府、美国）的妥协，在相对弱势情况下取得国共内战的胜利、在朝鲜半岛逼和美军，并得以在中国大陆肆意为恶（毛泽东和中共完全控制中国大陆之后，则不“折中”，将各种反对力量几乎完全消灭，包括大规模屠杀和人为制造饥荒）。而日本侵华也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已经在东北/满洲、热河、上海、华北，做了一系列退让，但仍然无法满足日本侵华派的野心，又爆发了全面入侵中国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最终在美国、中国、英国、荷兰等国联军打击下，日本才被迫投降。这两个例子都说明，面对阴险狡诈、穷凶极恶、不知进退的对手，折中妥协换不来和平与共存，反而被其利用加深侵害和并吞。
还有，具体如何才算“折中”，“中”的界限在哪里？具体操作起来有许多难点。折中主义还要加害者和社会对受害者做出更大补偿，各界对探析和揭露真相有更强的需求（并且制度和环境上有实现这种真相大白是非清楚的条件），公共舆论要更加有道德和富于同情心，足以在情理上弥补未严惩加害者而对受害者及整个社会公序良俗的亏欠。还有，在过于残酷、竞争激烈、社会环境恶劣的社会中，折中主义很难生存，因为现实就是零和的你死我活的，各方都不惜为利益折损道德，谁想折中谁吃亏被当软柿子甚至被逼的走投无路（甚至坏人还会利用折中主义者及折中主张得寸进尺，试图从中得利），谁下死手谁占便宜。但其实这样的恶劣社会也最需要折中主义、人们内心也越期盼终止零和博弈。
或许我说的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现实难以实现折中。人的本性就有损人利己、胜者全得的倾向，很难改变和克服。我自己过去也一直都拒绝折中，是激进分子，恨不得将恶人挫骨扬灰（包括现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如此，无论是情感还是行为）。但是折中主义的确是情理法权衡下“最不差的选择”，虽不如“东风压倒西风”符合人性与现实，但比后者多了良知和道义。折中主义不是纯的公平不是完全的正义，但至少没有助长人性的恶，不为这丑恶和黑暗的世界增添残酷与无奈。
原载2021年7月18日《议报》，作者已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