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的制度转型仍未完成，富强之路也只是迈出了实现“温饱”这小半步。自由与富强的变奏曲，下一步如何上演，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代表富强这一翼的习近平大权在握，一言一行即有举世瞩目之影响；而代表自由这一翼的刘晓波却是一个不名一文、任人践踏的囚犯，就连他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事实，大部分同胞都不得而知。但是，强弱的易位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我们期待着本书作者预言的远景早日成为现实：“这两股思想潮流——一条是追求富强，另一条是追求民主——未来仍可能汇流。假使真的合流了，那么魏京生、方励之及刘晓波等人的声浪，无疑会变得更为重要。”
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滴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而已。
————胡适
二零零四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作了一场演讲，汉学家夏伟教授是主持人，他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了解之透彻，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望尘莫及。十年之后，当我读到夏伟和鲁乐汉（Orville Schell、John Delury）所著的《富强之路：从慈禧开始的长征》一书，这种感受更为强烈。作者对“富强”这一概念的强调，灵感来自于思想史大师本杰明•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作者指出，中国跌跌撞撞地走过帝王统治、军阀割据、共和制和共产主义已经有一个半世纪，而其领导人的统治思想也历经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但这些相互冲突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都未能定义中国。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唯一永恒不变的价值，就是追求「富强」这一法家箴言。
本杰明•史华慈的《寻求富强》是关于严复的思想评传，而《富强之路》的写法则师法于史景迁《天安门》那种「集体传记」（group biography）。史景迁关注的是那些并不处于革命最中心，却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胡适、瞿秋白、沈从文、丁玲、王实味、闻一多、老舍等知识分子——“这些个人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那个时代”。而《富强之路》则选择了魏源、冯桂芬、慈禧太后、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和刘晓波等十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政界领袖、维新派、革命者、异议人士，他们都是这出中国追求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大戏里不可替代的角色，如今都被召唤出来充当人们认识一八四二年至今中国追求复兴的漫漫长征的向导。
“富国强兵”背后的谎言与暴力
“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词。那么，何为“富强”？本书作者解释说，赋予西方塑造现代性的「自由、平等、博爱」，换到形塑现代中国，则变成了「富有、强大、荣耀」。如果用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衡量，“富强”一词出自中国古代的谚语“富国强兵”，战国时代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就直率地说：“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由此可见，“富强”意味着国家力量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双重提升，而且将对外围国家形成某种程度的威慑。本书作者稍稍将这个概念作了柔化处理，认为“富强”更精确的翻译是“富饶和强盛”。但是，作者没有忽略这次这个概念在中国再度苏醒的背景：这个帝国经历了衰败并挣扎着要维持天朝范围的完整性。所以，富强包含了“富”（wealth）和“强”（power）这两个面向。
“富强”是一个功利主义的目标，为了达到富强，从孙文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政治领袖们，不惜采用谎言和暴力——当手段趋向邪恶时，目标就不可能保持崇高。书中描写了蒋毛二人在蔑视人权、蔑视人的生命和尊严上的一致性。作者指出，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蒋介石有一段时间跟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他一开始受到列宁主义吸引，接下来则是法西斯，完全是因为他对领袖强大感到兴趣，此外还因为他执迷于掌控、服从与政党纪律。”有一度，据蒋介石自己讲，中国有必要“纳粹化”。而且他真的允许在国民党内，创造原始又模糊的法西斯组织如“蓝衣社”，而挂上“力行社”这样的正式名称，以军队方式组成社群，据说该组织散漫仿效的对象，便是希特勒的“褐衫队”及墨索里尼的“黑衫队”。“但蒋介石的法西斯倾向，比起他的欧洲同侪，发声力道远不如。一大关键差异是，蒋介石的威权主义较接近中国的秘密帮派，而非以大众为基础的政治组织。”与中国传统关系过于密切，是蒋介石未能成为现代政治家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加残暴凶狠。本书作者引用美国首席文革研究专家马若德和沈迈克的看法，毛急需一定份量、有催化作用的恐怖，来展开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从来不会对这么干导致夺人性命而感到不安”。毛本人曾暗示，“真正的革命分子必须有意愿，公然支持杀人”。毛对亲信说：“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继承了毛的衣钵，美国学者沙兹伯里在《新皇朝》一书中指出，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就认为，基于政治目标，人命不足惜。邓一直到了晚年依然深信为了政治目标不惜流血——所以，一九八九年邓小平等一批老人帮才会悍然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而且，事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邓对六四有什么特别的煎熬”。事后邓比毛更聪明的一个举措是，把骨灰撒到大海，让那些恨他的人想挫骨扬灰也无从下手。
自由路上的荆棘与荣耀
尽管本书以《富强之路》为书名，但这并非本书唯一的主题。如果说“富强”是一条地上的明渠，那么“自由”就是一条地下的暗流。
在慈禧太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等政治人物那里，国家的富强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的权势和名声，是高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最高价值”。倘若自由、民主和人权阻挡了富强的实现，则可以随时丢弃之。所以，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镇压戊戌变法，杀害戊戌六君子；孙文炮制出“训政”的骗局，欺世盗名，甚至不惜引狼入室，充当苏俄的“儿皇帝”；毛泽东将“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杀手锏，横扫一切政敌；而邓小平则死守“四项基本原则”不放，悍然调动军队屠杀要求民主的平民百姓。最终，没有自由、民主、人权的富强，成了一幅“大国寡民”的悲惨图景。
与之相反，在魏源、冯桂芬、梁启超、陈独秀、刘晓波那里，对富强的追求和对自由的追求，大部分时候是一致的目标。或者说，他们不同意为了追求富强而牺牲自由的说辞——尤其是对身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而言，自由甚至是高于富强的价值，没有自由的富强宛如没有民主宪政制度保障的面包——统治者既可以施舍予你，也可能随时从你手中夺走。刘晓波是一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正如本书作者分析的那样：“对刘晓波来说，跟民主一样，人权对他来说是永远不变的，不仅只是工具，任凭改革家或政府视特定时机，看其功效，爱拿就拿，爱丢就丢。”
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节点上，追求富强的人远远多于追求自由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是次于富强的价值。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少数正确的话。本书在描述邓小平的两个章节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讲述作为邓小平对立面的科学家和人权倡导者方励之的故事，那是一个虽败犹荣的故事。然后，本书压卷的两个章节的主人公是刘晓波——比起那些号令天下的政治人物来，刘晓波是身陷牢狱的一介布衣，似乎不具备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但是，夏伟却在刘晓波身上发现了中国最稀缺的精神素质，他评论说：“在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刘晓波到最后是被冲刷到一旁，如魏京生及方励之，还是有朝一日他能由牢中以英雄之姿复出，在国家未来政治中扮演重大角色，一如曼德拉、哈维尔、华勒沙、金大中及翁山苏姬，这犹在未定之天。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至少当下如此，那便是刘晓波为其牺牲自由的大多数诉求，对当前中国的政治领袖来说，都是对立面的东西。中国取得富强地位及荣耀恢复之后要做什么，不同的思想家及领袖对这个问题对看法众声喧哗，蔚为激湍，而刘晓波所思索的中国现代化，其理念犹如一条与之平行的河流，没有那么汹涌，在静静地流淌。”
若让我来挑选一张“群英谱”的名单
史景迁在《天安门》一书中说：“我希望传达的，毋宁是某种人们做日常抉择的艰难，他们身处的迷惘境况，他们原想置身事外、却横遭牵连的事件，以及他们偶尔痛下决心、采取大胆行动而引起的外界反应。”而夏伟和鲁乐汉选择这十一个人的标凖主要是：他们“虽然下场凄凉悲惨，但其思想遗产却沉淀在现代中国宏图大略的核心”。
确实，即便是那些手握大权的政治领袖，在历史的漩涡中，很多时候未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为人，而是被动地响应外部的压力与挑战。比如，毛泽东一度以为整个中国是一张白纸，可以任由他挥毫泼墨，到了众叛亲离的晚年，他才不得不承认，他对中国的改变十分有限，能够改变的至多就是中南海附近的几个街区而已。
史景迁和《富强之路》的两位作者，各有其史观和对人物的选择标凖。对我而言，如果要写一本类似的“群英谱”，我会保留一些人物，更换一些人物。
在清末的变革中，我会用郭嵩焘和李鸿章来取代魏源和冯桂芬。因为魏冯二人只是纸上谈兵的最后一代士大夫，他们并没有亲身体验西方的社会情貌。而郭嵩焘担任过驻英公使，亲眼目睹了英国的现代化成就，是第一个探究西方民主宪政体制如何移植到中国的思想先驱，并因此被辱骂为“卖国贼”；李鸿章则是晚清第一重臣，可以说是“半个俾斯麦”，其历史贡献也被“卖国贼”的骂名遮掩，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晚清的诸多改革，如果没有他就没有后来袁世凯及北洋系的崛起。
在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我会用胡适来取代陈独秀。陈独秀固然有其重要性，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也是一位深具人格魅力的“终身的反对派”，其晚年思想回归民主自由的主潮；但是，胡适比陈独秀更重要，胡适一生都在水滴石穿地传播自由主义的常识，且以西方现代学术方法整理国故，成为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人，晚年在流寓台湾的孤独中，仍然对中国和世界的自由民主前景抱有坚定而乐观的期待。
在中国当代的政治人物中，我会用赵紫阳取代朱镕基。朱镕基表面上显得强悍精明，其实多数时候是外强中干、虚张声势，他只是江泽民的助手，从来不敢越雷池半步，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支持。他在经济上亦从未摆脱计划经济的鸟笼思维，且用“吸金大法”将优质税收收拢到中央，加剧了此后强势中央与弱势地方的政治格局。与之相比，赵紫阳才是真正的改革派，八十年代推动的一系列改革可谓“坚冰突破”，最后拒绝跟邓小平一样双手沾上人民的鲜血，宁愿失去权力、被软禁而死。无论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个人的人格魅力上，朱镕基都不能望赵紫阳之项背。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的制度转型仍未完成，富强之路也只是迈出了实现“温饱”这小半步。自由与富强的变奏曲，下一步如何上演，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代表富强这一翼的习近平大权在握，一言一行即有举世瞩目之影响；而代表自由这一翼的刘晓波却是一个不名一文、任人践踏的囚犯，就连他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事实，大部分同胞都不得而知。但是，强弱的易位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我们期待着本书作者预言的远景早日成为现实：“这两股思想潮流——一条是追求富强，另一条是追求民主——未来仍可能汇流。假使真的合流了，那么魏京生、方励之及刘晓波等人的声浪，无疑会变得更为重要。”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