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破除“民主”梦，才有中国梦

——在曼谷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各位：
因特殊原因，不能亲赴曼谷参加这次由王希哲先生、草庵先生、陈弘莘女士主导召开的海内外贤达参加的盛会，殊为遗憾。为此搞了一个书面发言，由主持人代为提交，请谅解。
下面我谈六个问题。

一、民主的基础是财产权

先说个典故，本世纪初有一位共产党领袖叫陈独秀，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谈到科学、民主、马克思主义等等他认为的真理，谁跟他辩论，他老人家就有句口头禅：这是毋容置疑的！当时同为北大教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先生就大摇其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不能质疑的真理？
我们知道，陈独秀先生追求民主与科学，但是他的性格和作风却充满了专制主义的东西，就连中共的党史文件都说他“大家长作风”。陈独秀的思想最终陷入苏俄专制主义的泥沼，相反，胡适先生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相信任何权威，倒是符合英美的政治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理念。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中文世界，有一个词是不能质疑的，它是“伟光正”，比上帝更神圣不可侵犯，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也不管是反共的还是亲共的，大家都必须对这个词毕恭毕敬。这个词就是“民主”。没有谁敢胆大包天自称自己是反民主的。但对什么是民主，民主的生发机制是什么，却似乎并没多少人想搞清楚。

先确认一个先验的理念，然后对其顶礼膜拜，不允许任何质疑和挑战，哪怕这个理念是民主，但这却是典型的反民主的专制主义思维。
话归正题。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有人说，民主是最不坏的一种制度。这些论断泛泛而言都不错，但是却没有多少信息量。民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好东西？什么时候实行民主才是最不坏的选择？这样的判断才有意义。
我们先从民主的生发机制来看看民主是个什么东西，先不论其好坏。

有一本书叫《海盗经济学》，是美国人彼得里森写的。作者考证，在海盗船上居然实行的是最纯正的民主制度，海盗船上的船长是定期选举产生的，海盗的重大行动和财产分配居然都要经过一人一票选举通过。而同时代的来自文明世界的商船上，实行的却是船长独裁制，船长对船员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为何会这样？因为商船上的财物是陆地的商人的，商人把财产权的处置完全委托给了船长，海员只是雇员，没有财产权在后面支撑，当然没有民主权利。所以商船上只能实行船长独裁。海盗船则相反，海盗们都是把自己的性命和技能做了投资入股到了海盗船上，对海盗船的财产及其收益和风险都有直接利益瓜葛，当然只能实行民主制。由此得出结论：财产权是民主的基础。

其实不用说那么远，看看西方的现代大公司组织模式就什么都清楚了。公司是股东的，所以只有股东有民主权利，而且还是按照财产份额行使民主权利，你见到哪个公司让成千上万的雇员行使民主权利的？
王希哲先生有个理论，叫打天下坐天下，这个理论遭到很多人的攻击，希哲先生自己也很委屈，反复解释说自己只是描述这么一种现象，而不是赞同这个理念。其实他只是看到了表象，而没有发掘出这种表象背后的逻辑本质。这就是千百年来人们心理上对产权理念的肯定。

孔子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道既废，天下为私。他其实描述了一个从原始部落的共产主义社会到形成国家和阶级的私有制社会的演化过程。孔子虽然痛心疾首地感慨，但这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每到王朝末年，就会群雄并起，中原逐鹿，身手矫健者得之。一场血流成河、尸骨堆山的大混战之后，打出的那个最凶悍的家伙灭掉群雄，他就成了天下之主，当了皇帝，理论上还可以将这份家业传至千秋万代。所以，直到现在在底层社会上，老百姓说起过去的王朝，都称呼什么汉家、唐家、宋家、明家，很少有人说汉朝宋朝如何如何。这说明老百姓还是承认天下是人家赵宋的或者李唐的。明朝第一名臣张居正那么牛，主宰朝政几十年，甚至自诩：“吾非相，乃摄也。”可也就是到此为止，他怎么不敢说自己“吾非相，乃帝也？”因为这份家产不是他的，而是人老朱家传下来的。他张居正即使才高十六斗，把整个天下都能玩于股掌，但还是不敢奢望“据而占之”，因为作为士大夫，精通圣贤之道，他当然只能做CEO，而不能奢望当董事长。

打天下坐天下，就是承认这个国家的产权是创业者的，这是几千年以来的“规矩”。不是一个所谓的“人民主权论”可以一言废掉的。

二、人民主权论是一种既虚拟又虚伪的理论

首先提出人民主权论的人是法国人卢梭，而卢梭当年是法国社会的一个屌丝。此人天生异才，不甘贫寒，游走于法国上流社会，靠摇唇鼓舌忽悠上流贵妇人讨生活。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流行一种可笑的时髦病，闲得无聊的贵妇人喜欢养有知识的小白脸，在自己沙龙里开party, 越是能标新立异故弄玄虚的小白脸就越得贵妇人青睐。卢梭一辈子都在这种纸醉金迷的上流圈子里鬼混。为了写出惊世骇俗标新立异的文章，据说卢梭跑到巴黎郊区的树林里过了一段原始人的生活，从中体悟到人类社会的理想秩序应该是：人生而平等，每个平等的人选举出政府，并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给政府，以便政府管理公共事务，为人民服务。在这种理想状态下，人民是国家主人，政府是人民的仆人。这就是著名的人民主权理论。
这个理论看上去很美好，但却是不靠谱的虚拟的梦话。因为生民之初物质匮乏的时代有过共产主义的模式，但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和人的不平等就开始了，政府和首脑从来都不曾公平选举产生，从来就不曾有过“人民主权”这回事。根据进化论，我们知道人是从猴子演化过来的，不信我们来看看猴群吧，还不都是多少年打一次，打出来的最强悍的那个猴子做猴王，什么时候猴群主权选举过猴王？
“人民主权”这个理论对现代民主社会的进步有其价值，但是强调到极端，割断了传统和历史，一步到位推行人民主权，则会造成巨大的历史悲剧，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子。相反，英国革命因为尊重历史和传统，尊重王权，走的是一条逐渐削弱和蚕食王权、扩大民权的路子，则演化出英美法统血脉相传的最好的民主制度。欧洲、日本等保留了王位的国家，都不曾出现法国、俄国、中国这样彻底砸烂王权，极端推行人民主权理论的国家出现的那么大规模的人间惨剧，道理和背后的逻辑就在这里。

三、冯胜平的党内民主论是白日梦

前一段时间，冯胜平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三封上书，核心内容是劝导习总书记实行党内民主，最终实现宪政。
我的看法是，如果习总书记真得接受了冯胜平的建议，实行党内民主化，那么对共产党来说一定是一场灾难。
理由如下：中共是个列宁主义政党，它的基因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政治上强调绝对服从和忠诚，这是欧洲乃至美国一些民主政党根本无法比拟的。这些特征保证了它有较强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它从来就没有民主的基因。如果你生要把民主基因灌输给它，让它混血，那就只能造成纪律涣散、组织松懈、斗志疲软，变成一盘散沙似的选举党或者干部党。因此，如果不能在全党搞民主，所谓的党内民主就是几个寡头之间的协商民主，就像胡锦涛时代的九常委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九龙治水，各管一摊，胡温的政令都出不了中南海。那样的党内民主要它何用？
其次，如果在党内实行民主，那么你就无法不允许党内竞选，而竞选又必然造成拉帮结伙、结党营私这种弊端，党的权力本来是从上至下的授权，一民主成了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这两种途径完全相反的权力授予程序如何兼容？
其三、目前党内腐败已经呈塌方之势，任何一个党员干部如果想不出事，就只能寻求更大的靠山，根本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你突然给他民主权利，他会怎么做？他会按照你善良的设计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吗？还是作为投名状送给能够庇护自己的更大的贪官？
最后，根据民主的基础是产权这个理论，中共是个金字塔式的大组织，中共普通党员在党内根本没有任何资源，他要求民主的内在动力在哪里？底气又在哪里？他凭什么要在党内做“主”？

四、王希哲的党内分派公平竞争乃是朋党政治的毒药

王希哲先生提出应该在中共党内公开各种派别，然后公平竞争。可以根据政治主张，思想谱系，分成左翼和右翼，或者市场经济派和计划经济派，自由竞争，争取民意，形成良性竞选的这样一种局面，最终演变为两党制。
在下认为，王希哲先生的这种设想未免过于浪漫和粗疏，在中共党内分派竞争，只能造成朋党政治。这是祸害中国几千年的政治肿瘤。因为中共党内并不存在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派别，所有的党员干部都没有思想和头脑，都以上级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怎么可能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他们如果要结党结派，一定是以利相结。以地域、门生故吏、系统和亲属血缘结成死党，这种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多次的朋党能推进民主政治？那不是笑话吗？不说东汉的十常侍，也不说中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就说明朝的东林党吧，那可是个清流党，学问渊博，品德端方，还不是排斥异己，打击什么齐党、晋党、阉党，把大明王朝搞得满朝戾气，最终收获了被遭排挤的其他官僚跟魏忠贤联手，将东林党斩草除根，将大明王朝彻底断送的悲惨局面？如果不是东林党搞朋党政治，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一套，排持异己，非东林弟子不用，就凭魏忠贤一个太监加文盲，他哪来的本事成为领导士林，组建“十虎九豹”，号称九千岁，全国建生祠，最终干出残害忠良、祸害大明朝的坏事来？
我不是说王希哲先生的这种设想不好，而是它不切实际，根本没有考察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所以看似良药，实则毒药。中共要是服下，一定毒发身亡。

五、民主三峡论是永远不会兑现的浪漫主义支票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存在“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即著名的“历史三峡”论。
唐德刚教授认为“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形态发展之程序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形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即中央集权制——笔者注）与民治是也。”两次转型则为:从封建转帝制。从帝制转民制。
唐氏认为这中间从“集权”转为“民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转的开始、经过的时间、结果都会大有不同，但大的趋势是一样的。
唐德刚教授的估计是：“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齐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晚清七十年》）。
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宪政，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左右也就差不多了。至于为何需要二百年而不是二十年或者两千年，唐教授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来。
本人说句唐突先贤的话，历史三峡论这个说法很像胡适先生所嘲讽的那种“猜笨谜”。
中国的历史有其特殊性，而且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生实际上也是一种偶然现象，并不存在什么历史的必然这类东西。中国的帝制制度曾经延续了两千年，如果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估计到现在我们还在拖着鞭子考八股文呢。凭什么说中国社会就一定会实现转型？而且一定向宪政民主的体制转型？唐德刚教授的这种说法，听上去很美，可惜却是永远不会兑现的支票。

六、回到费正清：中国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在对中国的历史也现实进行了广泛考察和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可能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本人基本同意这个观点。理由如下：

（一）、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跟西方完全不同，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类型。根据英美的保守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也应该走一条尊重自己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制度，充分体现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现代化之路，这样一条道路将肯定跟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有重大的区别。例如，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罗马帝国大分裂的结果，这一分裂肇始于我国的东汉末年，从此再也没有统一过。因此，小国林立、地方自治、封建割据就成了欧洲历史的一种常态。而中国在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大概三四百年的大分裂之后，迎来了隋唐的统一帝国，此后的宋、元、明、清，都是统一的国家，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分裂。因此大一统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历史政治遗产和传统。中央集权制也就成了别无选择的政治制度。在这样的跟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下，如果我们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设计，搞什么地方分权、什么联邦制、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重现春秋战国或者五代十国那种乱局。要避免出现这种局面，那就不能搞联邦制，不能搞地方分权，就要搞中央集权制，那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这个强势的中央权威靠谁来建立和维持？在现实政治中，除了中共的领导，谁能承担起这副重任？因此，中国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能搞中共一党制，而不宜搞两党制，这不是因为中共是多么伟光正，而我们又多么热爱它，而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二）、中共有无能力，有无可能将中国带入现代化国家？
这个问题至少从理论上说是肯定的。因为，设置了中共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这个前提问题，国家的管理说到家就是个依法治国、精英管理的技术问题。中共从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来，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性制度建设，例如公务员考试、司法资格考试制度的设立，保证了社会底层精英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也保证了国家机构可以通过选贤任能的渠道获得优秀的行政管理人才。只要坚持法治，保证公务员阶层的清正廉洁，中国社会的管理就会进入现代化。有人说，没有民主，一党执政，没有制约，没有办法保证党的廉洁和公务人员的勤政和公正廉明，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多少道理。并不是只有民主才能制约腐败现象，民主国家腐败透顶的如印度，非民主国家清正廉明的如新加坡，都是反例。保证政府廉洁清正的并不一定是民主，而一定是法治。

（三）、中共是否有能力根治腐败？
有人说一党专制不可能根治腐败，就像斧头不能砍到斧柄。这种说法其实并不一定成立。传统社会，腐败确实很难根治，但是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无远弗届，把人们的一切都搜罗网中，只有有部手机，所有人都是记者，能录音能摄像能发微博，所有人的言行、家里的财产都在阳光之下。你就是贪了千百亿，又能藏到哪里去呢？据说今年三月一日就将实行不动产登记制度，很快要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任何人的身份证号码输入，有关机构和公民都能查到你的信用、资产、银行存款、房产等过去根本藏在阴影里的东西，现在都在聚光灯之下。你即使过去贪了几百亿又能怎样？如果不能用还不是废纸一堆？有的专家说，不久国家还会配套出台货币使用办法，超过一万元必须转账，不得使用现金，这一套办法在美国非常行之有效，从根本上消除了黑钱使用的管道。如果这些配套措施有一天在中国都得以实施，一个财产跟自己收入完全不相匹被的公务员还用等着群众举报吗？纪委检察院登陆一下你的信息库，不就可以发传票了吗？
有句话说，阳光是最好的杀菌药，它能杀死所有的病毒，包括腐败。

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坚持雷厉风行反腐败，同时出台一些基础性配套制度，理性、稳健、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人几代梦想的复兴中华之梦真得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让我们祈福中国。！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五十一岁生日前夕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