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19-2020年,现在对文中少数人和事的看法略有改变)

节选自我的维权抗争自述

想到明天是六四,沉闷的心情又起了波澜。我想,能够参加维园的集会,也算来港一大收获。在大陆,不能在任何公共场合纪念六四。自上初中至今的十年,我也仅有一次点蜡烛在房间默默悼念过。明天,终于可以和港人一道,公开向六四英烈致敬、为民主而呼喊。

   (十四)维园六四日,烛光泪莹莹

    六四到了。我上午就整理好行装,准备赶赴维园。虽然晚会晚上8时才正式开始,但我已迫不及待想去,而且或许白天就会有很多预备性活动,能赶上最好不过。

    不过这时我又想到,我今天是合法逗留的最后一天,干脆去入境处看看,能不能延长逗留期限。于是我先去了位于湾仔的入境处大楼。

    我到了之后,看见入境处门口有两位穿着灰黄色衣服的保安人员,都是南亚或东南亚裔的,连基本的汉语都不懂。我说要去入境处,其中一个个子很矮的保安,竟然不知故意还是无意的,把我指到相反的通往商场的方向。我发现走错后,非常愤怒,但他不懂中文,我冲他喊叫发火也没用。后来到了入境处办理延期逗留的窗口,在排队时,我想,自己也没什么证明材料,恐怕根本没可能得到延期许可,说不定还会惹麻烦,因此我转身就离开了。然后我乘巴士赶往维园。

    到了维园,看到确实已经有支联会等机构人员在,他们正在搭纪念台,但是没有什么活动。在维园正中,好像有几副悼念刘晓波、六四纪念者的花篮,还有一个六四遇难者纪念碑树立在园中。这时天气非常炎热,现在又没有纪念活动,我决定去维园对面的香港中央图书馆看书休息,等到晚上再来。

    中央图书馆内部阔大、很是凉爽。我本想找几本书看一看,但自己情绪起伏不定,完全看不进去,连坐都坐不住。口渴想喝水,工作人员却说没有,我只能出了图书馆跑了很远买了两瓶又折回来。回来之后,我还是看不进去书,脑子纷乱。处在无路可走的绝望中,即便遇到我很看重的重大纪念,校园暴力和眼前的经济困难造成的痛苦依旧缠绕。我就在图书馆来回上下楼、绕楼层转圈踱步,焦躁不安。

    我决定打电话给那些我发去求助邮件的议员和机构,虽知获助希望渺茫,但已无路可走了,试一试总归比不试好。打给张超雄议员办公室,一位女士告诉我收到邮件了,已经回复让我去找支联会。我说我和支联会人员见过面了,她们无法帮助。她说那我们这里也无能为力的。我道谢后挂掉,又打给朱凯迪办公室,我对接电话的女士说,朱凯迪先生也曾经被黑恶势力威胁过,又同情基层百姓苦难、为乡民争取土地正义,能不能也帮助一下我呢?她说很抱歉,香港议员没办法管到大陆的事。我道谢后挂掉,而此前打过民协和周保松教授办公室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本想再打几个,我想到还是会被拒绝,或者总是没人接,就绝了望,不再打电话。

    后来我头脑冷静了,才勉强坐下来休息。我抱着书包用手扶着头,就这么打瞌睡了。我愤怒、痛苦之后,就会疲累,想睡。虽然这样肯定睡不安稳,但有一种逃避感和安全感。

    打了一会瞌睡就醒了,一共也就半睡不睡的休息了半小时。我觉得坐在图书馆又没心情看书,还不如去维园。于是我就通过天桥,回到维园。

    这时的维园已经有不少人了,而且好像正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很快,我在主席台看见了李卓人,还有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泛民人士。我就和许多在维园的市民围拢过去,和记者一起听他们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卓人真人,非常激动。他们讲话慷慨激昂,但可惜的是,都是香港话,且因话筒增大噪音,我基本听不懂,只能听懂中国、中共、709、威权等个别名词。

    快要讲完时,突然下起了雨,演讲者、记者、市民都纷纷找地方避雨或打伞。我也挤到一个记者棚避雨。过了一会,李卓人过来了,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距我只有不到5米。我其实是有在这时拿出材料直接求助李卓人先生、引起旁边记者关注的念头的。但想了想,六四是个大日子,我个人的事算得了什么,我怎么能搅局呢。退一万步,即便没什么负面影响,在六四这个时间点让记者关注我的事,也非常不合适。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眼睁睁看着雨停后李卓人离开,记者也都逐渐散去。当然,后来我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时,后悔异常。如果我当时举着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和建议信请求李卓人帮助甚至呼喊口号,就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但现在想,这样做的确不合适,不是搅局也变成搅局了,而且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

    雨停后,我看见支联会的职员推着募捐小推车,在公园推来推去。这位职员至少50岁了,推车上的募捐箱简陋的似乎像破的一样,他默默的弯着腰推着。我一阵心酸,走上去捐了20港币,他连声道谢。我也对他道谢,因为支联会成员们为纪念六四、为中国民主事业,坚持了29个年头。如果不是我当时心事重重,一定会和他攀谈一下,问问他已经在支联会工作多久了、对六四有哪些思考……

    这时地面已经干了,只有一点坑洼还有水迹。许多市民都坐在广场上休息,还有带着小帐篷来的。我也拿报纸垫着坐下,等待晚会开始。期间,看见有记者在采访市民,不过好像对我没兴趣,我看见她们采访了我不远处的老奶奶,估计她们认为老奶奶参加过许多年六四晚会,故事更多吧。还有中大的学生在发中大刊物,也给了我一本。我顺便问她中大民主墙外人究竟能不能贴,她说不可以,而且贴的话还要实名的。这时又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拿出雨伞把自己团在雨伞下,翻着中大刊物,不知不觉睡着了。

    从日落西山到夜晚来临,也不知过了几小时。我从迷迷瞪瞪中清醒过来时,维园已经人山人海了。我坐在离纪念大讲台二三十米处,不远也不近。有人在发节目单和蜡烛,我没领到,后来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发的人领了一份。

(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以下描写可能会出现时间顺序的颠倒)

    大约8点钟,晚会开始。台下一片静默。女主持人首先是介绍出席纪念的泛民人士代表,不过又是香港话,我只听清了何俊仁和李卓人的名字。后面女主持开始讲话,虽然香港话我难以听懂,但我还是努力试图听清一些话。她大致提到了六四、中共对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维权律师的打压,重点提及了709事件,多次提及王全璋的名字。在香港甚至国际上,这位已失踪三年多(这次六四晚会时他已失踪2年11个月)的维权律师,已成为中国维权律师受难和不屈的象征。

    讲话完毕,支联会代表向六四纪念碑敬献花篮。我距离太远,并没直接看到。我和维园全体市民转身面对纪念碑,三鞠躬。我的身边,有穿着像白领的青年男士,有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有中年大叔,有六七十岁老奶奶……他/她们都安静的举着蜡烛,向为中华民族争取自由民主而牺牲的英烈致敬。鞠躬后默哀一分钟,全场寂静无声。我在想,29年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大陆人已淡忘了六四,新一代也多不知、不解六四,只有港人,每年都会纪念。烈士们在感慨世事悲凉时,也会略感欣慰吧。

    悼念结束后,在大讲台上开始播放视频。视频是天安门母亲的控诉,她们已经控诉了29年。我想起曾看到过采访丁子霖的一段报道,报道中说,丁子霖她们以为,六四会像1976年的四五运动那样,很快得到平反。可是,六四事件已经过了29年了,她们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公道,但却在渐渐老去、去世。“含冤而死”,“冤”和“死”结合在一起,意味着黑白颠倒,意味着死不瞑目。六四英烈牺牲了,她们的母亲、家人,竟也看不到平反那一天、等不到正义得以伸张的那一刻了。她们比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更为悲惨,后者看到了残暴的军政府覆灭的结局、也等到了刽子手陆续被清算的新时代,而六四英烈的母亲却看到中共政权的日益壮大、统治集团越发反动和凶恶,以及刽子手和他们子女的权势熏天、尽享富贵荣华。世间何其不公!不去改变,又待何时呢?

    之后播放的是王全璋妻子李文足的谈话。我个人认为,709大抓捕,与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修改宪法废除任期限制之举,是习近平时代专制高度强化最露骨的三大象征性事件。而其中尤以709为暴力、野蛮,且是三件事中,被压迫一方最弱势却反抗最激烈也最持久的。而709律师的妻子们,为了她们的丈夫,为了正义,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奋勇抗争。抗争中遭遇的各种屈辱不胜枚举,如果是我早就发疯或自杀身亡了,而她们却坚持了下来。她们是勇敢的,也是孤独的。对她们来说,外界尤其国际社会的声援至关重要。之所以她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像其他上访者、维权者和社会运动人士被抓捕,还能有一定自由用以抗争,国际社会的关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愿六四晚会上她的视频谈话,能够让香港和海外人士更加关注709律师及其家属的遭遇,为他们争取一些主动。

    此后,是一些组织的讲话。还是因为语言问题,我听不清楚。后来查阅新闻,应该是“左翼21”等青年组织的代表讲话。新闻中还提到,香港几大高校的学生会,已经连续多年拒绝出席六四晚会。这一点我非常痛心。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香港、台湾的青年人,非要把“独立”置于普世价值之上?为何非要急于与中国大陆切割,并因此不惜对六四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冷漠待之。哪怕有着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都应该对其他族群的苦难给予关怀、为其呼喊,何况两岸三地同文同种,都是大中华的组成部分。大陆人民是有各种劣根性,品德败坏之人比比皆是,我深有体会,本文就会讲很多。但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改变,是要惩恶扬善,是通过团结与奋斗让十多亿国人变好,而不是自扫门前雪,不顾他处瓦上霜。我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有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但作为大中华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我还是不能赞同港独、台独及与此相近的各种分离主义、国族主义主张。至于梁颂恒、游蕙祯以“支那”蔑称中国,及其他极右势力的仇陆仇华行为,我就很是厌恶了。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我也认为被压迫的人民,不应有国界和族群之分,更不应故意新创民族和国家以区隔同胞,而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而斗争,开辟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好未来。我一生都会秉持这样的原则。

    “释放刘霞”,也是晚会主题之一。刘霞的丈夫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牺牲在牢里,她也因协助丈夫抗争而身陷囹圄。但他们深爱并为之奋斗的大陆人,连知道刘晓波的都是少数,听说过刘霞的恐怕更是连千分之一都没有。众多港人和欧美人士,却普遍知道她被中国政府软禁的遭遇,并为争取她早日获得自由而呐喊。两相对比,既有安慰,又是讽刺,更是悲哀。另外,刘霞因长期遭受迫害,有严重的抑郁症。而我也有抑郁症,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看到她因软禁等各种迫害而痛哭的照片,我就想到自己绝望时的挣扎。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是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受到迫害时那种更刻骨的痛苦的。刘霞热爱自由,却连家门都不能迈出,被监视和管制,就足以令相对脆弱的她痛苦的难以承受,灵魂深陷在抑郁的苦海中绝望挣扎。看到网上许多人批评她不够坚强,甚至指责她“张着大嘴哭”“表演”,我更是感到愤怒。抑郁症患者当然不需要被供着让着,但是也请体谅她们远超常人的无力感、痛感、绝望感,多一些理解与关爱,少一些刻薄和苛责。

    此后,是演唱几首纪念六四的歌曲。《血染的风采》、《自由花》、《民主必战胜归来》……或悲壮、或激昂,我虽不会唱,也跟不上用香港话唱的歌词,但依旧受到歌声的感染,热泪盈眶。身边也有市民流起眼泪,十几万支白色的蜡烛也似流着泪,在黑暗的夜色中为人们带来光明。我相信,正义早晚会战胜邪恶,光明会驱散黑暗,民主必战胜归来。

    在歌声中,晚会走向尾声。台上台下齐喊口号:“悼六四、抗威权”、“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喊声响彻维园。在喊正式的口号间隙,还有人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虽然人数很少,但声音也不小。我是赞同支联会用“结束一党专政”而非“打倒共产党”为六四晚会口号的。有时候做政治运动,既需坚定,也要讲求技巧。港人在高声喊口号时,并不仅是纪念六四和呼唤中国民主,也在表达对回归以来中共对香港政治社会渗透的不满、对中共侵蚀香港自治的愤怒。激昂的口号,也证明港人并非如自决和港独派所说纪念六四是“行礼如仪”。相反,至少一部分港人,悼念六四时是自觉自愿并深情投入、将“建设民主中国”作为深入骨髓的价值信条。我也认为,民主的中国,才能真正保障香港的法治与民主免受侵蚀、使香港的自治得以保全。

    晚会结束了。市民们有序的退场,我也随人流离开。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因语言不通,我无法完整倾听晚会的所有演讲、活动。但我还是完成了悼念六四英烈的心愿,与港人一起鞠躬、默哀、唱歌、呼喊口号。29年前我未出生无法与英烈们在一起,29年后我与他/她们的灵魂在一起。

    这次集会,也让我看到了许多港人对六四、对大陆人权、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感受到了港人的正义感与同理心。我也衷心的希望港人能够坚守住香港的自由、法治,坚持到中国大陆也迎来民主的那一天,与大陆人民携手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当然,当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及许多港人表现出的诸多言行和态度,让我对香港及港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心系大陆的、关心大陆人民的,只是港人中的少数。甚至,参加六四晚会的,也并不都是支持中国大陆民主事业和陆人疾苦的,而是出于其他想法。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激和敬佩那些真心关注祖国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港人,哪怕他/她们是为数很少的)

作者 editor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