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底，我因个人事宜前往香港，并参观了六四纪念馆和维园六四晚会。没想到不到两年，六四纪念馆和纪念晚会就被取缔。在此贴出对当时参观纪念馆的回忆记录，以表追思和铭记。
节选自我的维权抗争自述
（十二）到访六四纪念馆
我在翻找手提袋里的材料时，翻出了冯女士给我的支联会杂志和宣传册。因此我又想起要参观六四纪念馆的事。我前几天一直在忙于求助，就把这事放下了。现在是周末，我决定赶在六四前去纪念馆。对我来说，80年代的民主运动是令我无限向往的革命历史，六四英烈是我仰望的丰碑。如果我早出生20多年，我一定投身于民主运动，会去牺牲，死在那个壮烈的夜晚；而不是像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饱经屈辱过了24个年头，一事无成。
我来港时就希望参观六四纪念馆，而我来的时间又恰逢六四，参与纪念是理所当然。在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前，参观纪念馆，可以更好的了解六四、感知六四。至于那些烦恼，都没有六四重要。不管未来是死是活，纪念六四都要做。
中午，我按宣传册上的地址乘地铁来到石硖尾。在地铁站附近简单的吃了点饭，就步行去纪念馆所在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纪念馆位于艺术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房间只有一间中型办公室大小，四壁贴满了关于六四的图片、海报；房子正中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机前放了大概七八张椅子。房内安静肃穆，访客不多，有两位女性志愿者（应该是带薪志愿者，或者是工作员），一位坐在靠门口的办公桌后面忙着工作；另一位在整理馆内资料，见我进来就跟我打招呼。我看到桌子上的捐款箱，就拿出50港币放进去，那位志愿者连声道谢。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多年来都在关注六四、了解六四，很敬仰六四英烈。她很感动，说中国的未来都在我这样的学生了。我很不敢当，告诉她不仅我个人，许多我接触的大陆人都同情六四中遇难的学生，对民主自由很向往，民主中国一定会建立的。听到这些，她非常欣慰，热情的给我介绍纪念馆。我问她纪念馆为什么这么小？她说这是临时地点，而此前，由于一些人捣乱，出现法律纠纷……被迫迁到这里。
中共对港人纪念六四行为的抹黑、打压，我早有耳闻。现在又听她们亲口讲述中共的骚扰逼迫，亲眼看到支联会如此不易的坚持，我既感动又感慨。我向她表达了谢意，告诉她，支联会所做的这一切，大陆人民都会铭记在心（大致意思是这样）。说了一会话，我才正式开始参观。（大致对话是这样，记忆会略有偏差）
电视在播放着六四纪录片，此时正播到袁木恬不知耻的撒谎那段。而这类纪录片我在YouTube上看过，所以转头去看墙上的海报。
海报内容分两大类：关于六四的背景、事件经过，和中共在大陆近70年的统治概况、近况；关于六四的照片，有一部分我曾经看过，还有的就是第一次见。其中有一张北京市中心的地图，标注了上百名牺牲者被杀害的具体位置，以及他/她们的姓名（或无名氏）或职业。其中最知名的，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之子蒋捷连。还有一些大学生、一位“四川万县保姆”，及许多无名氏。这些身份不同的人，都“平等”的牺牲在了那个悲壮的夜晚，共同成为民主革命的殉难者。
地图上标注牺牲者的符号，是一个个红点。而墙壁上的屠杀照片，则直接血淋淋的展示着中共政权的残暴，为这一个个红点做注。再看到六四前他/她们和平请愿、高举“德先生，你好”等各种支持民主自由的条幅满腔热情参与学运的照片，两厢对比，霎时就透出历史的残酷。而那些记录海外华人、国际社会在六四前声援中国学运，及屠杀后游行示威谴责暴行的照片，看起来令人振奋。可想到当今华侨华人对六四的普遍遗忘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淡漠、西方国家对中共专制政权的绥靖及合法性的默认，这些影像反而让人直观的感受到历史的倒退。善恶、正邪的对比，总能让残酷更残酷、丑陋更鲜明。
墙壁一隅的海报，讲述着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脉络。从五年计划、三面红旗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八六学潮、八九民运，中国曲折的历史本可以像韩国、拉美、苏联与东欧那样，在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为专制画上句点。可是，密集的枪声打烂了自由的幻想，轰鸣的坦克碾碎了民主的希望。纵使有WangWeilin在坦克前的昂首挺胸，哪怕三轮车夫们因学生市民的死难而垂泪与呼喊，人民的勇气与善良，至少在一时，是抵不过武装到牙齿的暴力机器的。
墙壁所张贴的，大致就是这些。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正式的六四纪念馆，明显比我去的临时纪念馆大的多，墙壁上张贴的六四事件资料应该也更齐全。
关于六四的书刊，一本本陈列在书桌上。我问刚才那位女士能否翻阅，她说当然欢迎取阅，看完放回原处就好。我大致看了几本，多为图册，记录着六四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其中还有一本中共方面印制的宣传册，目的是为了向国内外宣传六四为“反革命暴乱”，照片的注解都是抹黑参与民运的学生和市民的，包括军车燃烧的图片。看着这些照片和文字注解，我在想，当年的中共还敢公开许多影像，甚至在国际上辩驳一番。而如今的中共，则完全通过信息封锁、舆论控制的方式维持统治。相比而言，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更无自信，也更为狡诈。
还有的书刊，就提到六四死亡人数的争议。我此前就看到许多不同说法，纪念馆的书刊和报刊截图也是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如一张图片中的剪报提到英国档案揭秘有一万多人死于屠杀。其实，六四无论死伤几百人，还是上万人，都是惨烈而巨大的悲剧。一张张清纯的面庞变成长安街上残破的尸块，是不争的事实。与三年大饥荒、文革暴力、南京大屠杀一样，死亡数字的争议不能成为掩盖罪恶的借口。未来民主中国建立后，包括具体死亡人数在内的种种关于六四的谜团，都有真相大白（或得到最接近真相的情形）的一天。
我在翻图册时，那位女士告诉我，下午有一个活动，有两个作画的艺术家来纪念馆，她们会指导参观者将对六四的感受用笔画成图画。她问我是否参加，我说当然。于是我就拿着图册坐到椅子上，一边看图一边看纪录片。虽然纪录片里的片段我看到过，但在纪念馆再次看到那些游行请愿的场景，又一次热血沸腾起来，默唱着《国际歌》，心潮澎湃，似乎和纪录片中的学生队伍一起在长安街上行进，为了民主自由而不惜一切……
下午3点左右，人开始多了起来。从我坐下到后来离开，大概有50多人参观，少数是大陆的，绝大多数是香港人，还有几个外国人。每当参观者有问题时，那两位志愿者女士都很热心和详细的解答，为他们讲述那些关于六四的图文背景和故事。看她们熟练的对参观者讲解、更换着那几部纪录片的磁带（好像是磁带吧），应该是已经在纪念馆工作很久了。她们与我见到的冯爱玲女士一样，都对纪念六四这项工作有着全情的投入。从她们工作时的言谈举止及刚才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她们对八九六四那段历史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以虔诚的心来工作，或者说，在履行良心的使命，而非只是为工作而工作。
过了一会，来了两位女士，就是刚才那位志愿者告诉我的绘画艺术家。一位年龄约40岁，不会说普通话，和我基本没法交流；另一位不到30岁，我和她大致可以互相听懂对方的话。我，以及另外两位参观者，和她们两个坐在一起，五个人一起画关于六四的感受。
我因为没上过小学，初高中时学校也多把美术课换成考试科目，所以基本没正经学过绘画，连最基础的线条都画的毫无筋骨，只能粗粗勾勒一番。另外的那两位参观者就画的算画了。一位女士画的是监狱还是什么的，另外的一位男士画的什么忘了。我画了一排阶梯，阶梯中途断裂（还有别的什么，画的比较复杂，忘了）。我告诉她们，这象征着六四摧毁了前面十多年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后国人的堕落，以及六四前后的对比。六四前的中国，理想主义滋润着国人尤其学生的心田，民主与法治成为各阶层共同追求的目标，平等博爱是知识界一致的理想；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下，社会的黑暗被揭露、专制与暴行被批判……六四之后的中国，却每况愈下，政治专制、高压维稳、不择手段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道德沦丧、诚信破产、知识分子犬儒化、国民公共意识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宛如隔世。这就是我在图画中想表达的“对比”，也是我一直对六四事件极为重视的原因–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让国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恶不分的时代。而我自己的命运，客观上也被六四及它后来的影响所改变了（试想，如果我出生后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后来，我和其他两位参观者在纸片上的画，都用别针别在了展览幕布上。
活动结束后，我又看了一会图册，拍了十几张照片（后来因为在中联办割腕被抓，所以返回大陆时和其他敏感照片一起删了），才告辞离开。临走时我告诉那位志愿者女士，我会去维园参加六四晚会，然后相互挥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