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身，这几天，对于巴以战争议题，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对于如此复杂和极具争议性的历史性的议题，我不知道该采取怎样明确的立场。在道德上，我既不能完全站在以色列（考虑到20世纪初犹太人在欧洲大陆被种族灭绝的历史、纳粹垮台以降以色列政府强制占领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以及现实）这一边，更不可能站在哈马斯（占据加沙地带的恐怖主义政权）这一边，也很难站在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的极权主义的巴勒斯坦行政当局）这一边。这不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一个道德上简单而正确的答案，100%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收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国际法承认的领土，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愿望，就是我们共同的选择。对于巴以冲突，在不奢望哈马斯去极端化的情况下，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以色列与法塔赫和解，法塔赫实现民主化，并共同打击哈马斯。然而，这个政策愿景寥寥数语，要实现起来却非常困难。我只能想起马歇尔卢森堡博士作为非暴力沟通的创始人所提供的可能方案。
直到刚刚我看到意大利政治家Emma Bonino的声明。她说“I am a friend of Israel but denying water and food to Palestinian civilians is a war crime.”我明白了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在抛弃所有的争执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从根本上我是一个人类。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恩怨之外，最基本和明晰的态度是人道主义。是罗素说的“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我们不应该忘了我们为什么成为独立作家、政治工作者、人权捍卫者，我们信仰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但这些都只是策略，使用这些策略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类整体福祉，减轻不必要的痛苦。
这几天来，我第一次为平民的受苦留下眼泪，无论是以色列平民还是巴勒斯坦平民，无论他们的国籍、信仰、身份、认同，他们作为人类的受苦是真实的。我相信我从根本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对于我来说，人道主义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杀人。人道主义不意味着反战主义或和平主义，不意味着削减军费开支。人道主义意味着减轻一切不必要的痛苦。自卫是一项基本权利。当自由民主面对俄罗斯和中国极权主义威胁，增加自由民主阵营的军事实力以实现战略威慑是必要的。为自卫而杀人是正当的。
为什么我们支持公民权利？为什么我们支持堕胎权、LGBT权利、性工作者权利、安乐死权利？为什么我们认为止痛药和避孕药的研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因为怀孕女性的痛苦、LGBT人群的痛苦、性工作者的痛苦、绝症患者的痛苦、那些想要享受做爱却恐惧怀孕的女性的痛苦，以及受生理性痛苦折磨的人的痛苦，都是不必要的。我再说一遍：人道主义对我来说意味着努力减轻一切非必要的痛苦。
然而封城，无论从策略上还是道德上，都无法接受。封城从策略上无助于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难道不封城，凭借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压倒性兵力优势，就不能彻底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了吗？封城从道德上还是对生活在加沙地区的平民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些对无辜平民造成的痛苦是毫无道理的，非必要的。
这让我想起1948年的长春围城，中国共产党在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国家政权期间，曾经对长春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封锁。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指出，总共有45万—60万平民在此期间被活活饿死，这刚好是南京大屠杀中被日本人杀死的中国人的数目。
请不要误会我。我仍然坚定支持自由民主国家对以色列行使自卫权利的支持。但正如Emma Bonino所言，封城对无辜平民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伤害，这是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性的战争罪。恕我直言，如果以色列当局不能论证为什么封城从打击哈马斯的策略上来说是必要的，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行为，就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与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其实已经无异了。
请放弃使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态度。请不要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追求和平、追求统一、追求自卫反击、追求反恐，而采用和恐怖主义一致的手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革命的进步政党变成专政的反动政党的历史。请不要误会，我不幻想不通过暴力就能使哈马斯去极端化。
然而，封城或许有助于把加沙夷为平地，变为人间地狱，使活跃在加沙的哈马斯消失。然而，这会在普通巴勒斯坦人心中留下永久的仇恨和疤痕。巴勒斯坦人的怒火只会在约旦河西岸被点燃。或许，从策略上，这反而会使得原本温和的法塔赫也极端化。到时候，以色列又需要以彻底摧毁约旦河西岸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人道主义灾难。
我是世界公民。这是我的个人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