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邮件，获得了60加元的稿费。拿到稿费一直是对作家最大的肯定之一。因为我的写作不媚俗，也不懂自我宣传，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在中文的环境中也普遍不被接受，我从2017年开始主要以自媒体的形式进行独立写作的生涯中，获得的来自读者的赞赏只有不到2000欧元。
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想过以作家为职业谋生。然而即使是加缪也需要当记者，拿到诺奖奖金以后才在卢尔马兰买房。只有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瑟在功成名就之后获得了挪威国家文学基金，才不用为生计发愁。
《局外人》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小说，《教育》是我最喜欢的非虚构作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对抗政治抑郁和短线悲观主义的佳作。2018年我获得了第一笔人民币稿费（约合300欧元），今年我获得了第一笔美元（约合150欧元）和加元稿费，都是用中文写作的成果。中国共产党败坏了中文，作为以中文为母语的作家，我给自己赋予了对抗极权主义制作的新话的使命。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非自由民主尤其是极权主义国家，你的作品很难不与政治产生干系。斯大林、毛泽东、北韩式的极权主义是将一切政治化，哈维尔式的后极权主义是将一切非政治化。政治统率社会生活乃至入侵私人生活的后果，就是使这头房间里的大象深入细胞、神经、肌理和呼吸。
在当下和以往的很多时代，有很多人或许对政治充满热情而加入革命，或许对政治充满失望而选择犬儒主义。
作为自由民主阵营下的建制改革派，我选择这个无法在短期内就看到巨大成果的政治参与路线。那些对当下社会结构具有激烈不满的人，充满斗志的批评建制工作者的行动缓慢，那些否定现有秩序的人，认为所有的建制工作者都是一丘之貉。而无政府主义者沉浸在建造小世界的工作中。对于我们这种想要让大世界变得更好的人来说，对价值坚守的理想主义，和对耐心的坚持，以及可行策略下的实用主义，都是非常必要的。
处于一段历史的下风口，政治工作充满压力。有时，政治工作者以悲剧英雄的角色参与一场“自由民主必败”的行动。然而，从许志永、丁家喜的身上，我读到了一种强烈而坚韧的乐观、自信，足以战胜酷刑、羞辱与监禁。从刘晓波身上，我读到非暴力反抗的崇高精神。这种坚信即使在我们这一代必败，但仍要努力工作，为下一代的成功保留希望的“自我牺牲”式的精神，在人权工作的黑夜中如火炬一般存在，照亮被孤独所苦的人的前路。
除了我的少数中国读者和政治异议者、人权捍卫者朋友以外，我一直鲜为人知的身份是国际笔会下属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2010年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的创始人。笔会的过半成员都进过监狱。我第一次被中国的国家安全警察警告，和家人一起被拉去警察局，被国家安全警察当作维稳人物请客吃饭，也是因为在我17岁那年，也就是我开始独立写作的第二年，经过两位笔会会员介绍，而加入了笔会。近年来笔会的声誉因为其中一些川普主义的成员而遭到损益。我则以“戒慎恐惧”“戒急用忍”“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中华民国台湾的语言，勉励自己。
说实话，由于没有在任何权威刊物发表的作品或者出版过作品，甚至也没有自编的作品集，我也经常删掉过去的作品，我一直对于自称为作家这件事，感到羞耻。现在我知道这也是我CPTSD症状的一部分。得不到文坛的认可，也容易产生一种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我一直有一种写小说的冲动。
除诗歌、剧本和歌词以外，对于非随笔、非散文、非论证、非学术、非新闻、非调查报告、非研究结论的写作，对于讲故事而言，一直存在关于小说和非虚构作品的两条路线的争斗。生活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或者如果作为一个足够敏感的人，或者具有独特的职业身份，对于自己和他人的人生，非虚构的写作足以创造戏剧化的效果，是地上的城堡。然而小说却能够建造一座空中的迷宫，读者和作者可以以地上的城堡为起点，在迷宫和城堡之间建立一座不倒的巴别塔。
2021年春天，我一直和黃雪琴说“误解是必然的，理解是可能的”。意识形态、生活背景的差异导致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鸿沟。文学可以专注于多样性中的某一块，也可以“在多样性中团结起来”。总而言之，我将努力带来属于中国人权捍卫者的独特故事，也将带来极权和威权国家下人权捍卫者的普遍故事。
尽管我一直对自称作家这件事感到羞耻，却一直没有放弃作家梦。每年的诺贝尔奖，我最关注的就是文学奖和和平奖，然后才是物理学奖和医学奖。然而我承认，所有形式的智慧都对我具有吸引力。这是身为人类的最独特之处。是造物主给予我们这个物种的祝福。
去年因为意大利选举的缘故，我先后加入民主党和Più Europa。今年加入Volt Europa之后，我开始积极参与欧洲政治。是政治，让我从根本上产生了对欧洲人的认同。我是来自极权国家的流亡者，如今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土地上。我的目标除了让大家更了解极权主义的生活细节、政治逻辑，也想让大家知道自由民主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促进国际自由民主大联盟，“在多样性中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来自极权的外部威胁和来自民粹的内部威胁。
我也希望我的行动能够鼓励仍在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极权和威权主义国家从事高危工作的人权捍卫者，希望能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对我来说，流亡绝不是政治生活的终结，而是在自由的他乡为他乡的自由、故乡的自由和世界的自由而奔走。这是我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目标。
06/10/2023，于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