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思搜肠，还得回到我的童年：记得发蒙入学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正赶上做木匠的父亲挥动着刷子给刚做好的柜子或者棺材（？）涂黑漆。父亲是个好手艺人，木工活细致精巧，上漆着色样样娴熟，方圆十里八村婚丧嫁娶的物件都请他来做。
可能是父亲那天心境颇好，问我上学都学了些啥字？
我答：“就两课，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父亲又问：“都会写了嚒？”
我骄傲的有些张狂：“不光会写，还能像樊老师（乡间唯一能写各种红白喜事或者政府宣传用的毛笔大字之人）那样写，不信用你的刷子试试？”
在一旁边看父亲油漆木器边闲谝的叔伯长辈们就一旁起哄。因着父亲是个厚道而慨端的人，每每给人打制家具，事主家除了把所需木材运上门，还都会奉上在那个年代稀罕的香烟，乡间人叫做纸烟，而区别与他们日常用烟袋锅子抽自己种的旱烟。对这些只有在城里公干的人才能抽得起的纸烟，父亲从不吝啬，一直是放在工具箱旁，谁想抽就自己拿，当然大家也都是有拘谨的，往往抽上一根过过洋烟瘾也就作罢。
这也应了父亲从小训导我的话：娃在小时候是活爸的人，而爸老了，就要活娃的人。自然一旁的长辈再三鼓动，父亲难却众人面情，也可能想看看儿子是不是上学的材料。随手就把在黑漆桶里沾饱油漆的刷子递到我的手中，指着自家阔大而老旧的木门板说：“就在这上面写，看看你娃有多大的囊水（能力或者心智）。”
我一气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字，虽则字迹歪扭，可我临了还不忘补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围看的长辈们立即恭维：“不错，不错。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能写大字，长大就能干大事。”
我一时膨胀，接着再写刚学会语文课的第二课，可能是我上小学正赶上又一次的简化字，结果把中国的国写成了猪圈的圈（当时简化后的这两个字很相似），共产党的党也写成了一个近乎反标的字儿。
父亲顿时大骇，一巴掌呼的我筋斗连连，漆桶倒了一地也不管不顾，抢过刷子就去涂抹哪行字迹，还不停地向周遭长辈赔小心：“这怂娃，闯祸的精。”而前面写好的那五个字，打死老父亲也是不敢涂抹的。
当晚，父亲边罚我下跪，边悄悄地卸下门板，用他的刨子把门板上的两行字迹刨了个一干二净。在夜已很深了才让我结束罚跪，而在我临起身时仍不忘叮咛：“不准在有人处乱写乱画，这是要招灾惹祸的。”
从此到我自己能为自己行为负责，我一直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画或者写过。以致到后来上美术课与我都成了畏途，好在当时已经恢复高考，美术已沦为可有可无的所谓副科。而父亲刨子留在老旧木门上那两道瘆白的印痕，却直直地从我的脑部神经镶嵌到了脚骨神经的末稍。
相信“不准乱说乱画”，是我们几代人家庭教育的入门私家课程吧。也许是忤逆了父亲的训诫，多年以后，肇始与童年的乱说乱写的冲动，最终还是带给我在常规生活轨迹中生活的人们难以想见的灾祸，这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可这些灾或是祸的阅历，并没有延续到我对儿子的教养——儿子三岁左右，我觉得自己报社发行部的店面有些浪费，加之自己好爱买书，就决定把发行部改成书店。那是个夏日，苦于店面墙壁空空荡荡，突发异想，买来几十米白布和几桶各色油漆，让儿子和他的几个小伙伴脱光衣服，手脚并用、酣畅淋漓地给偌大的白布上留下了色彩斑斓的小手脚的印迹。
当这件饰品挂在书店的墙壁上之后，前来买书的人们称奇啧啧，而儿子也就此上了瘾，总吵闹着要画要写。我就索性给他买了个小黑板，言明两人谁若对谁有意见，不想搭理对方就可画或者写在小黑板上。附带家里的墙上也不限制，想写就写，想画便画。
这个约定，一直延续到儿子上到小学二三年级。其结果是小黑板上常见的字迹则是“打倒我爸爸”或者“我爸爸是个大坏蛋”之类，间或还有我不同时段抽象且变异的“狰狞”画像，而我也毫不客气的在小黑板上予以回击。
可他因之惹的最大“祸害”，也不过就是上幼儿园大班时，老师在墙上贴了一张表格，上面写上全班同学的姓名，每个同学名字后面有些空格，老师觉得谁表现好了就给空格里画朵小红花，供每周评比谁的小红花的多寡。
一日，老师请我去告状：“你儿子趁课间把小红榜上每个同学的空格都画满了，你看咋办？”
我问：“我儿子是否全班获得小红花最少？”
老师答曰：“还算中上。”
我再问儿子：“为何如此？”
儿子理直气壮：“老师想给谁画花就给谁，这样不公平。得花少的小朋友也难受，在班里不高兴。”
我答：“你做的对，去玩吧。”
再问老师：“这是学校的统一要求？”
答:“学校无此要求，我的决定。”
我回：“那还是取消吧，孩子的童年很短暂，何必让他们这么小就学会攀比呢？”当下老师一脸的官司还带着些许错愕与不屑，但事后听儿子讲，老师再也没提这个红榜的事.
在我运用仅有的”权力”对儿子放羊式的教养过程中，似乎还是不能弥平自己神经中的那两道瘆人的印痕，而给我精神为之舒展的契机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莫斯科——那是整个俄罗斯所到之处都处在野草拱破厚雪狂野生长的年代，国家易帜换帅，民众欲念汹涌，各种各样的游行，各色各式的海报标语，遍布街头或者建筑物上炫目的涂鸦，当众喝着大酒却敢一年内换掉6、7任总理的叶利钦，喷在桥墩上黑色镰刀斧头穿破前苏联领导人头颅的扭曲图像，克格勃头目扳倒的铜像上用红油漆喷上去的恶魔图案。那段时间，我只恨自己眼睛长的太少，而刚刚松绑的俄国社会柯达交卷却又巨贵，期间为了能多买交卷，烟瘾最盛时段的我开始减量，一度甚至戒断。
而真正令我对涂鸦有了真切认知的经验，则是我在莫斯科大学一间公厕里的意外发现：当我蹲下大解时，一幅充满性幻想和性诱惑的涂鸦撞进了我的眼和神经，那种张扬的线条、如此恣肆的意淫，对当时初出国门的我来讲，可用”触目摄心“四个字来定义。如果说此前见到过的那些政治泼普式的涂鸦，对我来讲是“针刺”的话，那么这个意外的发现对我而言就是“电击”了。因为前者对生长在阶级斗争语境中的我并不陌生：大字报上人首巨大绿色蛇身的刘少奇画像，摇着鹅毛扇呲牙咧嘴的邓小平，大大小小的“百丑图”，再说我自己也涉猎过旗海人山的社会运动。
至此，对于涂鸦的执着与追逐，令我一发而不可收拾，而对涂鸦的前生今世也有了自己认知的些许寸长尺短：说来也算契合，人类第一帧发现的古希腊城邦“以佛所”（今土耳其境内）仅存的”现代涂鸦“之鼻祖，其内容竟与莫斯科厕所引领我进入涂鸦世界的涂鸦相似：一个手印，一个心形图案，一个脚印和一个数字——这其实就是一则最古老的卖淫广告，指沿着脚印的方向前行，其数字即是到达妓院所需要的步数，而手印所表达的数字则是嫖客需付的嫖资数。由此看来，人类还是有一些亘古不变的渠渠道道的。
而我以为，在人类和个人的童稚期的潜意识里，都捆锁着一头随时准备突围而出肆意涂鸦的小野兽——人类穴居岩洞石壁上的图腾图案、从所谓四大文明发源地考古器皿上考古学者所发掘出的花鸟鱼虫和祭祀咒语便是明证。如果说这些都是人类初始的爱美装帧，或者如同狗们每到一地都要撒一圈尿用以宣示控制权的话，那么这种本能与冲动又为何随着文明的演进而退化、甚或成为了一种禁忌呢？
说到底，其核心就是对在公共空间表达权的占有欲和掌控欲在作祟，而合法与非法，则是主流话语权掌控者们用于针对那些试图挑战其独占公共空间者威吓并杀鸡儆猴的最好诫具。而适度的”违法“与”僭越“，却一直是人类文明进步与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活水与动能，在涓涓的历史长河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近世以来，涂鸦的高潮与普及分别在上一世纪的两个狂飙的历史年轮里——一是二战：在中国的城镇乡野，抵抗者们遍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侵略者则以满墙体的“大东亚共荣万岁”回呛。而对于为数最众目不识丁的民众的宣导，则是仅服饰不同而面目狰狞且无限丑化的涂鸦宣传画，至今人们还耳熟能详的美国援华飞行大队的“飞虎队”，其得名就是当年美国热血的飞行员们为了鼓舞士气，在自己驾驶的飞机上涂鸦巨型长着翅膀的老虎而来；而在同一时段的西方，层出不穷的标语，颠倒的“万”字符夹杂着用于动摇对方军心的各式情色画。以及当时间的年轮转换到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毛巨像，红海洋中的“牛鬼蛇神图”；西方“68学运”中颇具后现代意识的抽象宣传画，肆意张扬的政治泼普画，这些都为整个世界培养了一大批涂鸦的创作者和观众。
而随着社会的沉寂与常态化，那种为了一张抵抗宣传画或者标语而“头颅抛却热血斑斑”的激越情致已渐行渐远，而涂鸦慢慢转化为个性表达的“自媒体”则成为一种常态。间或出现的美国青年麦克·比特·费尔在新加坡街头涂鸦被邢鞭刑（这当然是种人类都应该诅咒的国家暴行）4下，都会成为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携20多位参议员抗议的1993年度重大的国际事件。而纽约市长鲁道夫 ·朱利安尼强力清除纽约市辖区内的涂鸦，也会成为媒体的焦点 。而英国的涂鸦教父本克西（Banksy)特有的讽刺中夹杂着幽默的涂鸦，一副拍出100万美元，也算个喜庆的花絮。
在多年的游历中每到一处一地，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找寻涂鸦，而随着经见愈多，眼界渐阔，对各地的涂鸦也有了些许的分辨力——马德里涂鸦中色彩艳丽中隐约的暴力、巴塞罗那的抽象细腻、奥地利的冷峻直接、瑞士的单调寡淡、罗马的花俏热烈、米兰的冷静绚丽、北欧的直白与力度、纽约的晦暗与夸张、巴黎的浮华与卖弄，而最让我留恋往返的，仍是从莫斯科到柏林的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度里的涂鸦，因着这类涂鸦，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对我而言既有相视一笑的莞尔互通，也有瞬间神经为之颤栗的同知感与冲动，更重要的是其能够持续地激活我绝望的内心对“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老话的希冀与憧憬。
而我绝然从同等机会就业率要比柏林高出7倍的富庶慕尼黑客居到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是受了柏林随处可见且时时更新的涂鸦的蛊惑。在行政和地理上，柏林自然是德国的首都，而就我而言，这里则是名实相符的世界涂鸦之首都。而与此同时，这些涂鸦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且不断地赋予那些过往极权废墟以鲜活的契机和生命。
在柏林这个历史味道浓烈的城市客居愈久，感慨与怅然诸类的复杂情感就愈纠结，每每细雨纷纷或初雪烂漫的静夜，独自一人在街头乱走，这种在历史中穿梭或者穿越的感觉就愈加明显——一个真正意义上同文同种的民族，一个仅一墙之隔的距离，生活品质竟能相差二三十年！而你眼下无意间一小步就能踱过去的地方，再往前推二十多年，却要用性命来换！从东德当局竖起这道“反法西斯防卫堡垒”的29年间，就有80人之多为越墙逃亡而被枪杀。谁是法西斯呀？到底是谁？！
而这座今日如此包容多彩的城市，过往却被27公里长的钢筋混凝土高墙活生生的开肠破肚，并生硬的从城市的中心开始被阻隔，曾几何时绝大多数的东德人，要跨越这道两米多高的墙，却用了整整几十年的时间。
而仅以涂鸦对柏林而言，在柏林墙没有坍塌之前，西柏林城区是涂鸦塞目，而东柏林则竟是涂鸦的净地。当然由官方涂抹的国人似曾相识的“某某万岁”或者“沿着什么道路奋勇前进”之类的强暴标语或者宣传画除外。而不止一个身份背景和出生地各异的前东德朋友，都向我证明了此点。
其实仅从著名的柏林墙当年两侧鲜明的景象就是明证——其靠近东德一侧的柏林墙下探照灯、铁丝网、狼狗甚或地雷阵、不要说去墙边涂鸦，就是靠近禁区就得用人生只有一次的性命兑换！而墙的另一侧，年轻人们在墙体上涂抹着血红艳嘴里叼着香烟的裸体美女，画着车头冲着东德一方行驶的各色轿车，还有频频涂鸦在墙体上各式各样的门。
据一个柏林墙倒塌前还是个懵懂少年的前东德朋友讲，当年他们几个小伙伴常常聚在一起偷偷看西德电视转播，但见那边的同龄人穿着耐克鞋，滑着滑滑板，在那面神秘而禁忌的墙体上任意涂抹的画面，他们共同憧憬着涂鸦在对面墙体上的那一道道的门，最终会像阿拉伯传说中的芝麻开门一样开启的。
故而，在1989年11月9日那次看似“鸡蛋碰石头”的推墙行动中，不满18岁的这位朋友和他的同龄伙伴们便是其中最为果敢和坚定的一群不管不顾的“鸡蛋”。就此，这位朋友讲了一句颇值玩味的话：柏林墙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讲，不全是大家一起推倒的，而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被当时西德青年人手中的画笔，在墙上涂鸦的那一道道门而”画“倒塌的。
而如今眼目下，在柏林的几个类是北京“798”的艺术区里，似曾相识的年轻人们，又正在用手中粗粗幼幼的涂鸦笔，与用资本武装到牙呲的房地产商们开战，他们是在续写着这座城市新的历史或曰传奇。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