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就是让政治运动给闹的
背景：周斌，男，1935年生人，已婚，大学文化，因三年困难返乡，在农村当干部。
57年前后我还在西安矿院上学，反坏反右把人都整怕了，人都不敢讲真话，因为说真话的人都打倒了。而大跃进时人们都是出工不出力，58年村里又把精壮劳力弄去炼钢铁、修水库，屋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地里的庄稼没人管，庄稼都瞎在地里了。而到了59年咱们国家和苏联划清界限，给人家苏联还债，我在学校里听到的号召是一人一顿节约一两粮，勒紧裤带给苏联人还债。就这样三折腾两折腾地到了61、62年就积成了灾害。
食堂化时人都可怜的很呐！62年时食堂就解散了，因为吃食堂时人都说假话而不说真话。当时上头都要解散食堂了，派人下来问食堂化好不好，明明白白的不好，大家们都说好，说在食堂吃饱。后来工作组说现在可以各回各家打火吃饭了，人们才敢说这样好。主要是人都被弄怕了，人们都不敢说真话嘛。
我59年在西安矿院上学，60年或61年回到村里，当干部一直当到八几年。咱家里的成分是贫农，当时就住了三间房，生活状况不太好，我在学校，我弟弟当兵，我哥在外头干零活，就老父亲一个主要劳动力。61年前村里就没啥娱乐活动，62年后才零星有了点娱乐。61年时村里的党员还很少，我60年在青海分配的单位就入了党，因为我回村里啥手续都没带，回来后在生产队一直当干部，72年大队想把我调到大队当干部，我又重新入了党。
三年困难时人都忙着顾嘴，不搞什么政治活动，就是开个会呀啥的，那会儿干部和社员的生活也都差不多，主要是老搞运动，村里常年驻着工作队，干部也不敢胡来。
食堂化的起因是毛主席说食堂化好，三面红旗不能倒嘛。下面的人也就跟着乱嘈嘈，人都不说真话嘛。尽说假话，说假话保险呀。这个我在上学时就有体会：说真话的人到后来都不得不下台，没有好结果。我的一个老师，教学水平很高，同学都很喜欢，反右前鸣放时就说了句：现在的部分老师水平不高，学校的教学安排有些问题。后来就被打成右派，受了大罪。我的一个同学在会上说，农村人有没饭吃饿饭现象，临了被打成坏分子，结果都很惨。所以，从此我任何运动都不说话，其实我也知道啥是瞎啥是好，就是装在肚子里不说，日子长了人家都说我耳朵不好。
饥荒主要是政治运动给搞出来的，西安矿院时用反右把那些水平高的教授都打下去，换上来的都是陕北下来的大老粗当校长、当领导，这样学校搞不好，人又都学会了说假话。这个坏头从刚解放就开始了，记得我上小学（在杨陵农学院附小）时正赶上反贪污，把那些懂经济的人都关在土窑洞里逼着承认贪污，其中就有我同学的家长。老师动员同学去窑洞给自己家长做工作让他们认罪，那会儿同学觉悟也高，有的到了窑洞里哭着求父母认罪，父母被逼急了就说：咱根本就没多吃多占，你要逼死我呀！
就这样三整两整的把明事理敢说话的人都整没了，到了58年大闹钢铁，毛主席说：先重工业，后轻工业，没有重工业就没有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缺钢材就自己炼嘛。当时咱村上把村南村北两个庙里的大钟都砸了炼铁，真正是胡搞嘛，那都是宝贝文物！还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跃进提倡深翻地，在地里挖几米深的沟，常说的口号就是：大年三十不收兵，大年初一又出征。劳民伤财呀，国家风气不正，不碰上灾难才怪呢！
我从青海回来在生产队里当了一阵子会计，和人家其他干部合不来，被人家给下了，后来又到大队的蔬菜组里务菜。后来又让我当保管（管粮库），主要是我住在坡下，仓库和其他干部都住在坡上，如果干部要再私分粮食的话就很给我分，我家离仓库的路长，要私分粮食，社员就能发现。困难时期队里吃的很不好，我刚回来时还吃食堂化，看着人端盘拿碗的，可里面盛的清汤寡水的除了萝卜就是野菜，人一天到晚就是忙着四周八下的借粮吃，大部分的人都往山里跑，有关系的借粮吃了来年打下再还。一部分人就是用衣服什么的换粮吃（山里人有坡地自留地，地广人稀自然有点余粮），我也去用东西换粮，就这还被人反映到公社，说我搞投机倒把。公社干部问我时我很生气：我回来了，我弟也从部队回来了，家里没有一点自留地，我用自己的衣服换点粮也不行？总不能把我一家人都饿死吧。那一阵子假话多的不行，人心也瞎了，你干个什么事都有人反映汇报。
饥饿时政府也给可怜户点吃的粮食，可很少很少的。人要是饿病了就没人管了，也管不过来。村里也有出去讨饭的，像赵智陆两口子就都出去了，没办法嘛，娃娃多，分的口粮少。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各有各的看法，我认为一个是浮夸风，一个是大跃进，把主要劳力都弄去胡折腾了，把生产就耽搁。再加上科学也不发达，农村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嘛。日子过得怎样我只能从咱队上的情况说，稍微能喘过气了就在66年往后，人才能吃上点干的。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