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43）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96）
比亚勒在其《苏联的稳定和变迁》最后部分《八十年代的前景》中以《紧缩政治》为题，对红色帝国未来的十年作出如下预料：
人们有时得到的印象是(只是稍有夸大)，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谈论苏联的未来，多于谈论苏联的现在。这些未来主义著作设想了种种方案，各自带有不同分量的或然率，这些推测把所有合乎逻辑的种种可能性都包括进去了。可以相当充分地把它们设想的可能前途列表如下。苏联不久将会：
发生革命
逐步地退化和衰落
发展成为一个专制的大俄罗斯国家
发生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
实行新斯大林主义
把权力交给专家治国论者一经济管理人员阶层
和西方的制度合流
在制度上实行影响深远的自由化和民主化
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工人自治
通过伦理一宗教复兴来实行制度的自由化
继续保持制度不变
不用说，除非把这些不同的推测都看作是骗人的逻辑游戏，否则，在每一个可供选择的后背，都有一套关于苏联今天的状况、斯大林去世后25年来发展的动力、它的成就、尚未解决的问题和紧张关系等等问题的不同设想。然而，几乎所有这些大不相同的推测都有一些共同之处。除了有关现制度会实行有限的现代化的一些预测以外，这些推测对苏联现政权都有若干类似的设想，这些设想既可以解释发生最彻底的变革的前景，而且很奇怪，又可以解释有关现政权以不加改变的形式继续保持下去的最谨慎的前景。这些设想我是不赞成的。
第一，有人明确地或是含蓄地设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制度一直没有发生意义重大的变化，因此，要么关系紧张和内部矛盾正在发展到危险点，要么这个制度巳显示了保持不变的持久力。
第二，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对苏联领导人的品质有一种共同的不屑一顾的态度: 要么把他们看作是一伙吓破胆的人，正在为旧制度打后卫战；要么把他们看作是一帮黑手党，“蓬松大胡子的莽撞汉”，相信他们自己能够压住一切，沿着他们那过时的老路走下去。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些领导人总是被看成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既不能学习，也不能作必要调整的人。
第三，把苏联政权的无法否定的稳定同单纯的僵化等同起来。如果适当地承认那种稳定的可能深度，就会给关于会发生根本改变的预测打上问号。同时我认为，苏联稳定的深度，为可能实现渐进变革的自信心留下了余地。
第四，人们怀疑苏联领导人、骨干分子以及政治上活跃的公众，是否能够真正相信他们所自称相信的东西。换言之，人们公认有一个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衰朽”论，它的依据是把意识形态同(宗教)教义等同起来。
第五，最激进的预测，特别是预料苏联会向自由的民主主义过渡或和西方制度合流的想法置根于下述认识，即认为苏联是同发展进程相联系的一种社会实验，而且他们一致相信，社会经济有条不紊地按阶段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一文化上层建筑在发展到类似水平时互相接近。
不管人们为什么一心要预言苏联的前途，也不管为什么它们还带有激进主义特点，在对苏联变革的种种预测背后，也有着若干健全的合理因素。首先，人们承认，苏联政权有着它迟早都要对付的现实的紧张关系和没有解决的问题。其次，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改革磨磨蹭蹭，半心半意，致使基本的经济进程仍在走着旧的、习惯了的老路。第三，苏联政治制度的结构特征的变革很缓慢，很难把新的优先次序强加给老的结构。最后，人们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但是无所不在的强烈感觉，那就是，他们全都预料，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在强调渐进主义、稳定性和连续性占支配地位的同时，也看出了一些争执、问题和具有巨大的破坏稳定的潜力的结构特征。它们的范围很广，从即将到来的继承问题和整个核心领导集团的更替问题，一直到潜在的爆炸性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今后十年可能受到抑制，但是在现存的政治格局内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如果不能成功地解决其中任何问题，特别是加上国内经济危机或外部冲击而使问题同时激化或交织，那就会成为制度内部严重不稳的连锁反应的起点。
在某些方面，苏联制度的稳定的基础很狭窄。这种稳定过分依靠政治控制、行政组织以及有意识的操纵和干涉，而依靠社会化、传统和内在化的控制则依然太少。
看来在今后的十年里，政治骨干人物的意志和效能上的消退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政治制度通过和平的、“没有痛苦的”演变向民主的方向转变，则似乎更不大可能。苏联政治骨干的本质、苏联制度过去确立的方式以及苏联制度现在运转的方式，很有力地说明，要打破骨干人物自我繁衍、官僚化的社会控制这一整套恶性循环，渐进变革是无效的。事情很可能是: 只有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危机、领导层内部发生公开争斗以及出现一个能支配一切的领袖，才能提供条件，让足够巨大的原动力能加速这样一种变革。而且打破恶性循环或倒转其方向的促进因素，还必须在制度的各个不同地方同时出现。
对于那些一心考虑必须改造共产党社会的历史进程的人们来说，这种改造所可能需要的各种条件都汇合起来的情况，似乎太有限，太夸张了。或许，我们还没有充分觉察到那种错综复杂的关头，会出现使苏联制度成功地越出其传统模式所必要的有利环境。
我不从事提出宏伟预测的游戏，因为我对苏联现制度及其演变方式的估价使我认为，不管变革多么大，如果发生的话，必将是演变性的。我不预言这些变革可能是什么，只是想集中研究有利于促进要求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时代改变制度的各种压力的种种因素。
苏联进入八十年代时面临许多困难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苏联政权过去也碰到过。它当时把这些问题抑制住了，而且十之八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会用老的办法把问题遏制住，如果不是碰到一整套复杂问题，即新的经济挑战问题的话。这一套问题有许多新的性质——这是我要非常用力地加以强调的。我将只限于讨论苏联政权所面对的而且在八十年代将越来越发生影响的一套经济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政治后果。用尽可能简明的话说，我的论据是:：苏联经济粗放发展的时代，通过不断增加劳力和资金来保证高增长率的时代正在结束；早已不妙的局面由于即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和人口趋势而将大大恶化。
……
苏联历史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战线”上碰到过一些重大的紧急状况，但是都能够加以解决或是拖下来。然而要了解的最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 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在八十年代面临的种种紧急状况，是他们不习惯对付，也是今天的苏联没有作好准备来对付的。过去的问题要么是一个时候集中在一个方面，要么是采取大规模动员努力，即锤击战略就迎刃而解的。八十年代出现的问题则是遍及许多极关紧要的领域，而需要采取精密的、微观和宏观手段，即手术刀战略来解决的。
实际上可以肯定，苏联领导人简单地采用传统的政策所控制的手段是不能阻止或者那怕只是相当大地减轻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的。他们所碰到的是种种限制性因素异乎寻常的同时出现——主要是由于苏联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而带来的长期下降趋势，加上人口和能源领域的特殊条件，用现存的一套组织和刺激的老制度去解决，是越越不管用了。未来正逼到苏联头上，但它是在最不利的环境下逼上来的，而且在经济上机动余地是少得惊人的。……苏联的政治经济的致命弱点在于微观结构，这种结构高度缺乏效率，没有自主权，没有自我产生革新、调整以及有效地控制浪费和提高生产率的机制。
使苏联企业的效率受到限制的并不是缺少精通专业的干部。苏联工业今天雇用的工程师比美国多两倍，但是产量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二。苏联农业雇用的农艺师比美国多四倍，但生产率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问题在于有关计划、刺激和报酬的制度不鼓励革新而鼓励浪费，并且惩罚首创精神。改变这种微观制度的的决定必须在宏观水平上作出。没有这样一个决定，其他的改良措施只能在小范围起作用，并且会被那些对苏联经济的增长起决定作用的人们漠然视之。
……
苏联领导人到底决定如何对八十年代的这些混在一起的国内问题作出反应，将取决于回答下面四个主要问题: 今后十年预料中的增长减慢的程度如何？苏联人自己对长远的经济前景的认识是什么？领导人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所能利用的机动程度有多大？以及最后是，继承(问题)对他们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如果说所有苏联和西方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苏联的经济增长八十年代将会放慢，那么他们对这种放慢的程度估价都却有很大的不同。最悲观的主要是由一些美国情报人员提出的预测，他们认为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将会停止不前。一种较为乐观而且在我看来是较为现实的预言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大致是1%到1.5%。最乐观的西方人估计，认为年度增长率有可能达到每年2.5%到3%。我在莫斯科与一些苏联经济学家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倾向于后面这种估计，而对下降派有异议。这些预测之所以有差异，部分地是由于对苏联领导以明智和革新的政策来对付这种趋势的能力如何，有着不同的估计。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预计增长率将会下降。就苏联而言，如果它实现的是最悲观的那种预测，停滞不前，或者即使是1%到1.5%的增长率，就会加剧规模巨大的社会政治危机。如果实现的是最乐观的预测，增长率为3%，虽然会给制度带来严重问题，但却可能有条件使苏联领导人能够“凑合混过去”，特别是在这十年中的头几年可能如此。因此，在分析发展放慢的社会政治后果时，不能忽视这一系列预测的这些极端点。而在我看来，中间点倒是今后十年更可能出现的结果，因为最悲观和最乐观的预测的实现，都要求最不利的、消极和积极的因素同类会合，这是少见的，而预料中的较为现实的情况却似乎是这些因素的任意搭配。
谈到第二个问题，即影响苏联领导人在八十年代可能作出或是大概会作出反应的问题，苏联经济的长远前景问题，那么越过八十年代的困难而看得更远是有教益的，虽然也是极其困难的。这里特别重要的当然不是西方的预测，而是苏联领导人自己将怎么看待这种前景。经济增长放慢的趋势是由于苏联粗放型增长的局限性所造成的长期趋势。如果不实行重大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集约因素，特别是生产率和技术进步，那么，这种趋势不仅会贯穿八十年代，而且还会延续到九十年代。
在这种总的局势下，八十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很可能作出那种在政治上最少困难的决策。他们可能决定“熬过”今后的十年，而等待九十年代较好的时机到来。这样一种政策可以看作是以较低水准的成就“凑合混过去”的做法。
“凑合混过去”即“因循守旧”的政策，大大取决于八十年代在分配宏观资源方面所能得到的机动余地有多大。长远来说，机动余地看来是很小的，因为同时保持增加军费、增加消费和增加总投资的速度——也就是说，奉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策——是无法和谐协调的。短期来说，苏联领导人可以指望以急剧削减总投资来保持军费和消费的优先地位。
急剧削减今后这个五年计划的投资增长率，是解决在日益吃紧的条件下如何最好地调剂宏观分配的最实际可行的办法。这样做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够既有大炮又有黄油。但是这里最重要的字眼是“一段时间里”。我们应该看看为什么较长远地来说，这样一个政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采取既削减投资增长率又减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投资所占的比重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样一个设想为根据的，那就是: 八十年代初期的能源不足将使得苏联利用不足的工业生产能力大于通常条件下的利用不足的工业生产能力，因此，努力使利用不足的生产能力得到更大利用，就会导致工业增长而无需追加投资。但是，这种办法是只能一时起作用的做法。
其次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发展中什么时候需要大量投资的话，那就是现在。首先，如果不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进行庞大的投资，能源状况就无法改善。这对任何一个苏联领导班子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投资的削减将主要落到其他经济部门。而对其他经济部门进行严酷的削减，就会使技术进步的迫切要求和过时的工业设备的必要更新受到挫伤，其结果只能加剧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长期趋势，进一步推迟最大限度地苏联经济增长的集约因素。这从长远来说代价是巨大的。这样一个决策可能有助于暂时推迟作出棘手的抉择和避免进行深远的改革，但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到八十年代中期就可能痛苦地显而易见地感受到。
但是使这种局面进一步复杂化，并且更加无法预言的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 作出这些决策的整个政治过程，恰好与最高层苏联领导集团和中央骨干进行最彻底和最深远的变动同步。大清洗时期那一代领导人的离去，这本身就是苏联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种情况碰巧又同苏联经济史上的另一个转折点同时出现，标志着一个开始变革的异乎寻常的时机。
八十年代的紧缩政治，根本性决策的制订，不仅需要有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领导，而且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但是从接班进程里能够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吗？勃列日涅夫离去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是，挑选一个过渡性领导人，这个领袖在二至四年的短暂任期中将无法在寡头政治集团内部取得强有力的地位，因此将让位给一个年轻的领导人，后者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来巩固他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最早也要在八十年代后半期才可能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当然，确实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例如，从勃列日涅夫那一辈人挑选出来的一个过渡性领导人可能在位的时间比我们预见的长。他对改进苏联政策方针可能有不同于他的同事的强有力的主张，而且他可能同他大批提拔到中央机关来的较为年轻的一代官员结成联盟。同样，也不排除勃列日涅夫会直接让一个较年轻的领导人接班，从而避免了整个过渡性接班的格局。在这两种情况下，就可能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现一个强有力而得到公认的领导班子。这里我想着重强调的是，我很重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因为我认为，只有一个强有力而得到公认的领导班子才能恰当地利用今后十年出现的实行变革的机会。
对比亚勒的分析论证，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但最终问题的症结在于: 一个有着1900万名党员、88年建党史、74年执政史的大党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统治地位？一个与西方抗衡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为什么在转瞬之间就土崩瓦解？根本原因是什么？苏联解体后，东西方学术界、政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基本的看法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由下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原因: 经济矛盾加剧了民族矛盾；经济上与西方国家差距扩大，削弱了社会凝聚力；人民得不到经济实惠，滋长了信仰危机；经济体制僵化使经济发展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进而导致经济崩溃。
(二)政治思想原因: 封闭的、僵死的、脱离实际的、同民众思想格格不入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畸形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危机和国家解体。
(三)民族原因: 苏联长期以来执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路线，引起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普遍不满和反抗。
(四)苏共自身的原因: 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民主集中制徒有虚名，严重脱离人民。
(五)西方和平演变的原因: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针对苏联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六)戈尔巴乔夫的原因: 戈氏的改革与新思维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改革的方向逐渐发生变化，直至形成一条背离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从而引发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危机，最终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七)经济体制的原因: 现代科技革命与计划经济体制的错位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难以适应现代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八)国家结构的原因: 联邦制的最大特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独立与依存、竞争与合作，而恰恰就是这点，与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
(九)军备竞赛的原因: 国家巨大的物质财富、科技、人力和智力资源，不是用来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用来生产军事技术装备，扩军备战。同时多次发动对外侵略行动，支持同盟者惹事生非，终于导致国力不支。
(十)宗教原因: 苏联当局把宗教看成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急于用行政手段来铲除民众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对一切宗教组织及其神职人员采取无情打击和坚决镇压消灭的政策，给苏联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各民族的团结埋下祸根。
上面所举都是客观的分析。任何一个大国的衰亡，原因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也不会是偶然的。但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每个因素对事件所起的作用并不全是一样的，总有一种因素起着决定性因素。只要有这个因素存在，就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结果。而这正是人们研究并寻找决定性因素的意义所在。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