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台湾大学齐邦媛教授以百岁高龄辞世，她年近8旬才开始创作的回忆录《巨流河》再一次引起人们关注。
巨流河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辽河。这条河汉代以前称句骊河，汉代称大辽河，清代称呼巨流河，齐邦媛的家乡辽宁铁岭就这条河的岸边。
虽然齐邦媛从小就离开巨流河，在中国大地四处漂泊，最终逝世于台湾岛，但对于她来说，巨流河就是母亲河，她借着写个人的经历，展现了一个民族在上个世纪所遭受的苦难和伤痛。然而，在这深重的苦难中，却让人看到中国人曾有怎样的刚强，怎样的勇敢，怎样的舍身，怎样的盼望！
就像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评价这本书所写的那样—-
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民国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在天津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去日本和德国留学。在德国时期，齐世英认识到，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
回国后，他计划在东北创办中学和大学，推行新式教育，却卷入郭松龄讨伐张作霖的行动。行动失败后，郭松龄被处死，齐世英躲进日本领事馆，后来逃到南京，加入南京国民政府，被委以重任。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参加了郭松龄倒张行动，在战斗被流弹打死。
6岁的时候，齐邦媛随母亲来南京投奔父亲。在《巨流河》中，齐邦媛对父亲的一生多有描述，但给我留下印象的却是几件小事。
齐邦媛刚到南京，在一个小学读一年级。有一天她跟哥哥去上学，一不小心踩到泥里，棉鞋陷在里面，哥哥怕上学迟到就打她，小姑娘就大哭。这时候，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里面坐着她的父亲。他叫司机把棉鞋从泥里拔出来，给小姑娘穿上，开车就走了。晚上回家，父亲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孩子们也绝不可以用。
齐邦媛仅有一次挨父亲打，是因为她摘了公园里的花。父亲告诉她，这里不是可以满山遍野跑的乡下，城市公园里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花更不能撒谎。
九一八事变后，齐世英在北平创办中山中学，招收两千名东北流亡学生。一九三六年秋，随着华北局势吃紧，又把学校迁到南京。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大屠杀前二十日，齐世英又紧急把中山中学的学生们从南京经芜湖向汉口，继而又向湘乡转移，全家人也一同前行。
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当时也在中山中学读书，与学生一路步行赶往湘乡。路上，齐振一的舅舅把他叫到一辆车上，后来被齐世英发现，问他为什么坐车。舅舅说：“车上有空位，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就让他坐车吧！”父亲说：“我们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很多都是独子，他们家里把独子交给我们，要保留一个种，为什么他们走路，我的独子就该坐车？”就叫儿子下去，跟着队伍走。
齐世英这样做不是对自己的孩子有多冷酷，而是把中山中学所有的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中山中学有个叫张大非的学生，他的父亲曾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并放走不少地下抗日工作者，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一家人四处逃散，张大非与弟弟妹妹逃到营口，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他失去地上的父，信靠了天上的父。
伪满洲国建立后，拒不接受日本统治的张大非流亡到北平，看到中山中学招生的布告，考取了初三。入学后，所有学生的食宿都是公费，从此有了安身之处。
齐世英了解到张大非的身世后，让儿子齐振一把他叫到家里。从此，张大非便常来齐家吃饭，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甚至称齐世英和妻子为爸妈。有一次，他带来自己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经书，给妈妈和齐邦媛看，说这是他离家后唯一的依靠。
有一次，齐振一和几个同学去爬山，12岁的齐邦媛非要跟着去。结果下山的时候，她一个人落在后面。哥哥和同学们都下山了，她一个人在半山腰抱着一块山石，进退两难，在寒风中哭泣。这时候，她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她。
张大非又往回走，爬到半山腰，拉着手把齐邦媛带下山来，还把自己的大衣披在她的身上，安慰说：“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
1937年10月，全家人随着中山中学师生离开南京，向汉口转移。在这之前，齐邦媛的母亲因抱着刚生下的孩子逃避日军炸弹，得了血崩之症，转移途中大量出血。到汉口后，被紧急送到一所医院。齐邦媛十八个月的妹妹静媛因在船上患了肠炎，同时被送到医院。
在医院里，静媛不幸去世，妈妈也深度昏迷，生命垂危，医生说希望不大了，让准备后事。一家人绝望痛苦之际，张大非赶到医院，跪在床前祷告。妈妈终于苏醒过来。
离开医院时，张大非告诉齐邦媛，自己已经报名军校，改名张大飞。他送给齐邦媛一本圣 经，扉页上写着：“邦媛妹妹，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 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
张大飞考上了空军官校，成了中华民族第一代空军飞行员。他后来又进入了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驾驶战机在空中鏖战，击落多架日军战机。
中山中学师生一路跋涉，最终来到陪都重庆，齐邦媛也考进设在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沙坪坝六年，张大飞与她书信频频往来。他在信中讲了自己的理想，打完仗后，自己要去当随军牧师。
1943年4月的一个黄昏，19岁的齐邦媛正在南开中学和同学们一起准备高中毕业联考，有个女生跑来找她，说是有人在操场上等她。齐邦媛走过去，看到张大飞迎面走来，穿着一件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就想来看她一眼，战友开的吉普车没有熄火，就在校门口等待。
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齐邦媛收到了一封哥哥齐振一的来信，两页纸，信中说，张大飞在5月18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
张大飞在给齐振一的信中写道：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一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
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
张大飞牺牲三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一片欢腾。齐邦媛跟着游行庆祝的队伍走到南开中学校门口，想到张大飞从操场上向自己走来，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一边跑一边痛哭。“在昏天黑地的痛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随后不久，齐邦媛在一家教 会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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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飞遗物
在《巨流河》中，齐邦媛还记述了许多师长的形象，像张伯苓、朱光潜、钱穆等，皆给人印象深刻。但毋庸置疑，她和张大飞的交往是书中最感人肺腑的部分。许多年后，齐邦媛的被子上还留着斑斑泪痕，再也无法洗掉。在张大飞的故事里，既凝聚着齐邦媛的伤痛，也浓缩着一个民族的伤痛。
《巨流河》出版后，在两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知名电影导演找到齐邦媛，想把这段故事搬上银幕，遭到婉拒。她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张大飞）以身殉国，我必须替他维持军人尊严，不能让他受到亵渎，变成一件热闹的事情。”
齐邦媛在创作《巨流河》时已经是白发高龄，她祈求说：“主啊！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说完他们的故事，那烈火烧遍的土地，烽火里的军人，风雪中的学生，和他们后面追赶的我，请你让他们在我笔下活着。”
据说，俞敏洪读这本书的时候泪流满面。我理解俞敏洪，我想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读《巨流河》之所以掉泪，不仅仅是为一个民族的伤痛，也是为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高贵。
巨流河啊，你在蜿蜒流淌中，丢失了什么宝贝？你滚滚的波浪中，藏着多少伤痛？
我想起电影《1942》的片尾曲：“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内心的忧伤，全都洒落……”巨流河啊，愿你早日连接生命河的源泉，愿你的水流能给这块土地带来医治和盼望。
来源：通向远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