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陆焉识度过了上次被大卫·韦攻击的风波后，又来了新的风波。树欲静风不止。这次引发纷争的，又是大卫·韦。而在大卫·韦的挑唆下，陆焉识新添了一个对手，就是在美国结识的凌博士。
抗战，是那个时代中国舆论的焦点，是每个知识分子都避不开的话题。凌博士，其一些侧面的原型，有民国大师胡适的影子。胡适在全面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前，一直主张“低调”，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而当时大多数学生、学者、国民，都激烈主张抗战，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强硬。于是就有了鲁迅等激进派和胡适等温和派的争论。
陆焉识谈不上是激进知识分子，但在抗日救亡运动大潮中，也并不落于人后。这就是他和主张和平的凌博士的分歧。但陆焉识也无意因争论而破坏与凌博士的友谊。在陆焉识看来，争论是正常的，人们完全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但不仅大卫·韦不这么认为，凌博士也不这样想。大卫·韦恶意挑拨矛盾、利用焉识，不惜扭曲的翻译和发表陆焉识给他的私人信件。而陆焉识在曾经被大卫·韦坑害过的情况下，又一次轻信、放松警惕，让他又一次吃了亏。这也能反映出陆焉识的善良。但正是这种善良让他总是吃亏，经常被骗。
大卫·韦的煽风点火让陆焉识陷入纷争，凌博士不仅不能体谅陆焉识的困境，还道貌岸然的以文雅言辞报复了陆焉识。而且，这并不是终局。当时的陆焉识想不到，后来他两次落难，本来算是陆焉识朋友的凌博士，都选择了袖手旁观。
文人的无耻，很多时候更胜于武人、普罗大众。因为他们可以将无耻镶嵌在文雅的言辞里，将谎言包装的比真相还动人，在文质彬彬中让对方难堪、难受、愤懑却难以辩解。文人往往有心机，擅长挑拨离间。有些还会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将自己的恶栽给对手。
对于这类无耻，与前面“人群的强大”一样，我也曾亲身领教，感触很深。在我还不能意识到人多么无耻和颠倒黑白之前，我颇为吃惊、愤怒、痛苦、受伤。经过一些历练，少了惊讶，也会自我调节，减少受伤。但我仍然会对这些行为愤怒。我认为，不麻木不仁，不阿Q，比快乐安宁还要重要。对丑恶习以为常、一笑置之，是对良知的背叛。
即便陆焉识及早退出了文字之战，大卫·韦和凌博士仍然不放过他，他们的笔战里总是把陆焉识当靶子，既攻击对手，也把气撒向陆焉识。陆焉识这次与凌博士结怨，影响到了若干年后他的自由与生死，让婉喻不得不付出更大代价去救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