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坛还在为抗战问题争执不休时，全面抗战爆发了。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陆焉识一家本来决定全家向西逃难。但恩娘却小女人气发作，不愿舍弃各种家物。最终，恩娘和婉喻留在了上海，只有焉识一人随学校撤往重庆。
看到这里，我想，如果恩娘和婉喻是留在南京，那就会遭遇极大的劫难。她们想不到日本人那样的凶残变态。其实，抗战期间，在上海也发生了一些日军的屠杀和强奸，包括将普通女性市民抓进“慰安所”。只是相对于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上海的暴行规模较小，但也有起码数万人被屠杀和强暴。中国作家任晓雯女士的小说里，就有上海女性被日军当街抓住、众目睽睽之下拖进日军兵营的描写。
恩娘和婉喻（或者说她们的原型）可以活下来，也算一种幸运。在战乱年代，尤其女性，是死是活，是安全还是受辱，都不由自己决定，而是看运气、听凭他人的摆布，尤其统治者/征服者男性的摆布。可恩娘或许被陆焉识惯纵，被上海这样一个对女性友好的城市呵护，并不能了解这世界尤其外敌对女性的险恶，反而为了那些生活家当拒绝离开。生活中温柔乡的人，总是丧失警惕性。
陆焉识随着千千万万逃难的中国人，溯江而上，从上海，经过南京、武汉、宜昌，一路逃到重庆。在这个战时的首都，陆焉识与穿梭于权贵之间、倒卖稀缺货物的重庆女子韩念痕结成了地下夫妻。按说，陆焉识这样身份的人，和韩女士这样游走在灰色领域的人，不应该有多少交集。但战争的危机与苦难，让两个孤独者相依相偎。两人在日军轰炸重庆的防空洞里身体相接，性爱的欢愉才能平复对死亡的恐惧，慰藉那可怜的肉体和灵魂。
陆焉识本可以和韩念痕更久的厮磨。但陆焉识，并不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高校师生那种“岁月静好”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相反，陆焉识与那个年代许多学者、教师、学生一样，追求民主自由，颇为关心时事，也对现实中的各种丑恶都颇为敢言。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并不是一个民主政权，而是国民党主导的专制倾向的政权。它虽然不像中共那样完全极权专制，但言论审查和迫害仍然是普遍的。他们允许一定的言论空间，但有并不明确的红线。陆焉识在课堂和课外，都积极宣扬自由民主，就犯了忌。
国民政府选择“先礼后兵”。一开始是国民党政工人员（也可以说是特务）劝说陆焉识要服从国府的政治纲领，不要宣传影响抗战大局的话，委婉劝说他不要发表批评政府和宣传自由民主的言论。但陆焉识认为教授不受政治限制讲课是学术自由、天经地义。陆焉识还大胆的揭露了这几个特务的行为，抱怨知识分子遭遇的不公。
然后，陆焉识就被夜间突入房间的特务们抓捕了。无论抓捕过程中陆焉识衣服都穿不好的窘态，还是在监牢里被审讯羞辱时的苦楚，都让陆焉识明白了直言和勇敢的代价。他在勇敢的顶撞特工文明劝告、投稿给进步媒体控诉国府干预学术自由时，想不到会因此在阴暗的半地下室坐牢两年。
陆焉识对政治的嗅觉、对批评政府带来代价的直觉，还不如情人韩念痕。韩念痕这样常年在灰色地带游走的商人，比陆焉识这样读书万卷、讲起政治头头是道、却不谙现实潜规则的知识分子，更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而这才恰恰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混迹灰色领域的人，最能明白中国社会本原的逻辑，而非根据教科书里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语；也最知道如何在中国的体制与环境中生存，而非“迂腐”的坚持理想和道德。
陆焉识在被国民党特务拘捕后，还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样的现实。所以他惊恐、愤怒、不甘。宁可在潮湿阴暗的地牢被关押两年，也不愿认罪求饶。他还要坚持原则，拒绝“认罪”，要保持知识分子的骨气。
这样的骨气，是在1950年代，“新中国”将陆焉识从大学逼迫辞职、逮捕、关在劳改营、经历大饥荒……之后，打消了的。民国知识分子陆焉识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变成了大西北某劳改农场里的“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