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亭：大时代的女儿齐邦媛和《巨流河》

《巨流河》作者齐邦媛101岁辞世；她以回忆录方式，撰写中国人在大时代动荡中如何艰苦奋斗，历经艰苦抗战，日军侵入南京、国共内战，个人命运与国族命运的交缠。

齐邦媛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辞世，享年一百零一岁。多年前我打开《巨流河》，阅读不久即阖上，因为不愿再度感受我们上一代所经历国破家亡的痛苦。但是，想了想，齐邦媛勇敢、精采地活过了她的一生，晚年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了她的回忆录。

抗战初期，齐邦媛一岁半的小妹妹静媛在一家逃到汉口时病亡，齐邦媛看着妹妹冰冷的小脸，想起之前她还说“姐姐抱抱”。此刻我便感受到巨大冲击，我想到台湾很多外省人的悲痛命运，以及我自己家族的痛史。

我妈一九五零年匆匆离开大陆时，丢下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三个哥哥在老家，等两岸平静后回去接他们。后来这三个孩子在解放后的饥荒中先后过世，我爸瞒着我妈一辈子，说去北大荒农村了。我妈一直到一九九四年离世，都不相信找不到人。这件事对我们杨家的孩子影响很大，我们自幼便为妈妈和哥哥们感到悲戚，深刻体会到做为一个母亲寻找她的孩子时无法割舍而痛苦的感情。

《巨流河》的序言中说在台湾，齐邦媛的母亲在孙儿摇篮边唱《苏武牧羊》，其中歌词：“苏武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羁留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齐邦媛就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她妈就唱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我不禁大笑，小孙儿还在襁褓中，哪懂奶奶在唱什么？如果洋人知道这位老太太给小孙儿唱摇篮曲《苏武牧羊》、《孟姜女》的内容，不知会做何反应？其实这无意中反映出齐邦媛母亲历经数十年逃难的心境以及三代中国人的离散处境。《巨流河》的主角其实是中国的女人们，在大时代的动荡中，孱弱的她们居然坚强地走过逃难、分离、寂寞、贫困、死亡以及维护着家人的生活。

齐邦媛在书中说：“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间，近代史上称为‘黄金十年’。日本有正式纪录，当时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待中国国势强起来，就不能打了。”

日军阻断中国黄金十年

我的父亲杨鹏在世时，亦常回忆当年他在南京时，国家朝气蓬勃，学生在城里踏正步，唱爱国歌曲，人人都感到中国必然会越来越好。蒋委员长对于日军咄咄逼人，只能百般忍耐，争取时间建设。七七事变后，仍然避免与日军全面作战，然日军于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中国再不抵抗已无可能。

松沪战后，日机开始轰炸长江，大批军政人员与平民逃往武汉。《巨流河》记载：“九月，南京已半成空城。十月中，由齐邦媛父亲齐世英所办收留北方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山中学准备撤离南京，成千上万穿着棉袍的人，扶老携幼往月台上挤，铺盖、箱笼满地，哭喊、叫嚷将火车站变成一个沸腾的大锅。当火车经过第一个隧道，突然听到车顶上的哭喊：‘有人掉下去了……。’到芜湖换船，蜂拥而上的人太多，推挤中有人落水，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上船的呼儿唤女。”

齐邦媛一家离开南京后，史书记载，十二月中，日军进南京城，驱赶上万年轻男子至长江边，以机枪扫射。最终南京屠城死了多少人，两万、四万、十万、三十万，无法计数。

齐邦媛在书中说当年她沉迷于文学，对政治无知，当时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就是战后的国共分裂与内战。她在南开中学的学姐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在宿舍中和齐邦媛谈文论艺，至一九四九年初北平沦陷时才知傅冬菊是共产党员。上大学时，傅绮珍和几位朋友结伴去延安，在中学时看不出谁“前进”、谁“反动”，原来都是深藏不露。一九九九年齐邦媛去北京参加南开中学同学会，这些年来，留在大陆的，历经政治动荡；到台湾或国外的，又感受在漂流中。她的老师吴宓在文革中被逼写检讨、挨打、不准吃饭、摔断腿、双目失明⋯⋯。吴宓在文革结束后，吃饭时仍要请示，半夜惊醒，呼喊要水喝。

抗日航空烈士张大飞

《巨流河》的末了，齐邦媛回到南京，去看“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寻找她年轻时所爱慕参加飞虎航空队的张大飞，她看到了碑文：“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齐邦媛伫足，回忆她的一生，写下“灵魂的停泊”。张大飞的飞机被日军打下，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再三个月，日本就投降了。

回顾近代中国史，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他们最美好的岁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绝对的贫穷，绝对的痛苦，却淬炼出他们出众的才华与旷世的能力，造就了伟大的年代，这些人包括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朱光潜、吴宓以及齐邦媛和张大飞等等。

杨雨亭（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

来源：台湾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