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女性受难的深重、话语权的丧失、思想的荒漠、声音的缺位、世间对她们的遗忘，记忆要传承
而这样的强奸、性暴力、权势性侵，不是孤立的案件，而是普遍的现实。如今研究镇反、反右、文革、各种运动迫害行为，基本都只关注杀人、抢夺、破坏、饥荒这些罪恶，并着重讲述男性受害者的经历。而对于女性所普遍遭受的伤害，广泛的性暴行，却总是遮掩的、淡化的、回避的。这根本上即是男性主导学术界、媒体界，男权视角和男性本位立场下的必然结果。
男性有着相同的龌龊心思和言行，都认可男权文化与秩序，总是相互庇护，即便身份对立、政治立场相反的男性，也会遮掩和环护对立一方的性暴行。即便偶有激烈谴责，往往也只是当成攻击对方的工具，而非真的对女性受害者抱有同情同理心。
于是，在男权社会的巨大阴影下，“新中国”历史残酷政治压迫中女性的受难，尤其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被主流的史学有意淡化，在各方心照不宣下将之悄然消声了。如今的中国，研究毛时代政治镇压的作品本就很少，关于女性受难的则更少之又少。
当然，有一些缺乏严肃性的乃至色情色彩浓厚的野史作品，倒浓墨重彩的描绘了毛时代女性所受的暴力。但这些内容更多是为了满足人们尤其男性不健康的癖好、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其本身丑恶基础上进一步丑化，而非出于真诚的同情女性。不过，这些作品也确实揭露了许多看似夸张但实际上确实广泛发生的性暴行。
而真正既严肃又充满同情的描绘女性受难史的，主要来自于一些作家的文学（而非史学）作品、历史小说。严歌苓女士的作品，最为典型、广泛、深刻的描绘了近现代中国女性在外部入侵和内部压迫下，经历的艰难屈辱、苦难又坚强的生存与死亡。《天浴》、《芳华》、《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都是经典之作。
严女士将那些男性难以体会、女性羞于启齿的女性受难经历，以严肃又诙谐、沉重又感人的文字，呈现于世人的面前。一个个鲜活的女性的画像，自然映在读者的脑海里。那些被历史尘封的人和事，才得以被人们所知。哪怕这些读者仍然只是中国人的很小一部分。这不怪严女士，而是中国人普遍缺乏阅读的兴趣，尤其缺乏阅读严肃的反映苦难历史的文学作品的兴趣。
还有一些男女作家，其作品中也有对女性苦难的忆述和描写。巫宁坤先生在《一滴泪》中，就提到他在下放农村时，所耳闻目睹的女知青被村干部强占、怀孕、被迫自杀的事情。而在巫宁坤被批斗之时，巫宁坤年仅9岁的女儿巫一毛，被巫宁坤的同事强奸。这件事巫宁坤没有写在他的《一滴泪》，是巫一毛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勇敢的写了出来。但有她这样勇气的人凤毛麟角，99%以上的女性，都在沉默中饮恨，直到死去。
获得卡夫卡奖的中国作家阎连科先生，在《最后一个女知青》等作品中，较多的描绘了女性遭遇的不公不义。阎连科早年的小说《飞天》，控诉了中共军队内部高级军官玩弄女军人的性暴力。诺奖得主莫言先生，则在《丰乳肥臀》等作品中，着重描绘了母亲角色的女性的苦难与伟大。在莫言的视角中，母亲承受和抚育了一切。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先生，在《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中，将河南中州女性在历史浪潮与灾难中的命运，以白描手法叙述，在平实中以真实打动人心。
但这些仍然远远不够。相对于欧美日韩、拉美、非洲、港台，世界各地各族群作家对女性故事的讲述，尤其苦难史的探寻，中国大陆远远不足。尤为严重的问题，是具强烈人文关怀和历史底蕴的女性作家的稀缺。如卫慧、棉棉、六六等女作家，要么纯粹谈爱欲，要么充满世侩，从不能担任讲述女性历史的重任。而铁凝、张洁等人，虽有女性视角，但更多只是以既得利益者身份，讲一些看似接地气、本质缺乏正义感、客观上粉饰太平的女性故事。只有新锐女作家任晓雯，似乎有一些犀利，既有女性视角，又有人文底蕴。但她未来是否能写出更多更好作品，还不得而知。
不夸张的说，“新中国”以来深刻描绘女性命运的女作家，除严歌苓女士外，其他几乎无人。其他所有女作家相加，还不如民国时的丁玲一人一部作品。丁玲女士虽在政治上逐利，卷入各种政治黑暗斗争，但她的思想和文字，都是深刻的、值得阅读的。仅仅一部《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于被日军侵害、被乡人歧视、被利用和抛弃的女性“贞贞”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其中的人文关怀、人性反思，就胜过今日一切女作家。除了丁玲，民国还有许多女作家，闪耀着新女性的光辉。
可日本侵华和“新中国”对女性的轮番摧残，无论日军在金陵女大和金陵女中的强奸与虐杀，还是文革中羞辱、殴打、逼迫许多女性自杀，都让中国精英女性被从肉体到精神而毁灭。毁灭后生长起来的，又一次被毁灭。于是，历经磨难的中国女性群体，没有了能够有力发声者。残暴的内外恶徒，不仅极大伤害了她们，还摧毁了她们发声的能力和勇气。许多人即便逃脱了杀戮，也在受辱后选择自杀。许多幸存者也饮恨终生，如今基本全部死去。
这就是如今中国女性缺乏强大、正派、温和、正义声音的关键原因。曾经的悲剧，并没有随时间流逝而真正过去，而是深深影响着现在，未来也难以摆脱历史悲剧造成的次生悲剧。
回到《陆犯焉识》。婉喻在被迫“献身”后，也选择了遗忘。她绝不肯向任何人提及和“戴同志”的事，深深的埋藏在心底。而她晚年得了失忆症，更是要将各种丑恶都忘却，这样和焉识又有了“纯洁”的新生活。可这种忘却，本身就是伤害的后遗症。当受难者选择遗忘，就说明抵不过现实的苦难、无法战胜丑恶的加害者，才不得不以忘却来弱化心灵的疼痛。这是伤害之后又一次伤害，悲哀之上又一层悲哀。婉喻的经历和选择，受难与遗忘，不正是20世纪中国女性命运的缩影吗？
当事人难以忍受屈辱感的折磨而选择沉默、忘却，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些旁观者、侥幸免于受难者、后来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更应为丧失勇气、没有能力、缺乏条件去发声的女性发声，为她们代言、诉说、控告。不能让丑恶被掩盖，绝望中的呐喊不应被灭杀，相反，应当在最为显眼处彰显。
婉喻离世了，将被侵害的秘密带出世界，带到了地下。数以亿计中国女性的苦难，也都这样的将屈辱深埋于心底，并随着死亡而彻底沉寂于地下。而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记述的婉喻，并不是这个“婉喻”，而是在世间留下一些控诉的其他女性。
而勇敢控诉者，其控诉的受难，不是一人，而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受难者。例如前往东京控诉日本性暴行的万爱花女士，代表着沉默和死去的数百万遭受日军性暴力（包括强奸、虐待、长期囚禁）的中国妇女。
但这些控诉还是太少，女性仍然是沉默着。对于中国国内各历史阶段的性别暴力，仍然是沉寂的。即便到了2022年，还有“丰县八孩铁链女”这样的人间惨剧。不过，最近数年的metoo运动，看到了许多女性的诉说、勇气、抗争的光彩。虽然在中国，相对于广泛的受难者，这样的抗争仍然少之又少。但蕴含着未来无限的希望。
中国妇女的苦难、声音、命运，许多更多中外的女性和男性，每个人，都应为她们记录、转述、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