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愤到麻木，生死间的绝望与周转：监狱内的焉识与狱外的婉喻
“新中国”的法庭、监狱、公检法暴力系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情的，是快刀斩乱麻的，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虚伪人道主义”的。于是，陆焉识在并没有什么明确罪行和罪名的情况下，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时的陆焉识，也正式的成为“陆犯焉识”，一个囚犯，失去了自由，也同时失去权利与尊严的、在专政体制和社会评价中另一类的人。相对于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的狱友们，陆焉识反而算是最“幸运”的。哪怕这种“幸运”，要让一个人在15年光阴里丧失自由，在狱中受尽肉体与精神折磨，不能家庭团圆，出狱将到晚年。
但在苦难的中国，当人们遭难之后，往往没有“柳暗花明”、“枯木逢春”，却有“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夜雨”。更大的灾祸，将覆盖原来那个同样是极大的灾祸。这却让旧的灾祸看起来不那么的残酷。而且，当不断有更大灾难来临，反而起到和起死回生、获得特赦一样的心理慰藉。因为这两种不同的后续，都能让人变得平静下来，不再那么痛苦。只不过，一种是拨云见日后重获幸福的安恬快意，一种是连番打击下麻木沉沦的认命死心。
陆焉识遭遇的就是这样的连续打击、从绝望到绝望。因为抓捕他的区公安局长被人举发是特务，凡是其经手的政治案件，犯人全部加刑。这听起来荒唐。可在那个一切都异常的、狂暴的时代，这并不稀奇和特殊。连镇反中杀人数量，都是伟大领袖一句“千分之五”就定下来了。“伟大领袖”还指示，“南京是一个50万人的大城市，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上海是一个600万人的大城市，1951年应杀3000人左右”。
在这样非理性的杀戮狂潮中，随意加刑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陆焉识的刑期从十五年加到二十五年。
“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
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
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
陆焉识在被毫无正当理由和程序肆意加刑的迫害下，仅仅出于人性自然的不解和愤慨，提出疑问和表达愤怒，就又被加判为死刑。这是人受伤害和冤屈后的本能反应。但后来的陆焉识，却为自己“大闹法庭”的行为害臊。这反映的，是陆焉识已被现实驯服，认为愤怒是不符合当下社会的风向和法庭气氛的，认罪认罚、忍受不公、即便被枪毙也不表达愤怒，才符合新社会新法庭新中国的新价值、新气场、新道德。
这是比愤慨下在法庭的“失礼”更大的悲哀。其实，真正失礼的、疯癫的、丧失理性和良知的，不是咆哮和辩解的陆焉识，而是堂上既残暴又荒谬的法官检察官，是“新中国”完全背弃法治与理性的司法体系，是这个刚掌权几年就忘了初心、背叛人民的党和政权。
对于痛苦至极、无力抗争下变得逐渐麻木认命，和由遇到不平哭喊吵闹到淡然冷漠应对伤害，我个人都曾经历过。我在因校园暴力屡遭伤害后，又在维权抗争的奔波路途上遇到种种挫折与冷漠。如今的我，仍然在各种政治活动与个人生活中，尝到类似的精神伤害，以及身体器质上的痛苦反应。
不过，我从对不公不义极为愤怒，到习以为常，逐渐不再那么痛苦，乃至遇到一些以前感到难以接受的创伤。也像没有事一样很快摆脱痛苦。但代价就是逐渐承认现实不合理的合理性，面对不公不义，各种不讲道理、或赤裸裸或阴险的伤害，不像最初遇到时那样愤怒，还学会了更多忍耐、忍受。
最典型的经历，就是我在香港因流血抗争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一开始我非常恐惧焦虑，极度希望自由。关了几天后，慢慢就认了命，不那么强烈要求自由，顺从管理、接受护士侮辱性的言行，一直呆到医生允许我出院。我在遭遇网络暴力时，一开始非常愤怒、颇为应激，经过几年网络上冲突的“锤炼”，逐渐习惯了遭遇攻击，不再那么强烈的有被冒犯被侮辱感。
我的性格，也从曾经遇到不平就委屈甚至痛哭，变得经历更大不幸也不再哭泣，甚至情绪波动都很小。这样就让我不再容易被攻击和意外所伤害。
但这是对的吗？人在遭受屈辱时没有反应、内心没有波澜，心灵被伤害却没有强烈痛感。这是自我防御，但也是降低自尊、自动放下权力。人有七情六欲，遭逢不公感到委屈，遇到伤害痛苦愤怒，都是人之常情。所谓“脱敏”，对丑恶和伤害不再在乎，才是麻木不仁，是扭曲了人性，是耻辱的可怖的。而且，这对身心、性格的摧残，都是巨大的。即便当时忍耐，也会在其他时间地点发作，长期的阵痛，远超一时逃避带来的麻木与解脱感。
委屈时哭，快乐时笑，伤害时痛，受辱时怒，才是理所当然的。哪怕我永远也无法再回到那样纯真自然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了。
陆焉识侥幸的没有被迅速执行死刑。这并不是政权仁慈、讲程序，只是政权为调配弹药、更加安全行刑、安排好观看行刑的各单位代表，才暂缓执行。囚犯自身的人道，并不在政权考虑之内。相反，暂缓一段时间再执行，又不通知具体行刑时间，对于必死的死刑犯，是更大的折磨。
而陆焉识和许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在监狱里煎熬着，绝望的等待死亡。这个过程令人窒息。他们每天听着看守的命令开关窗户，其余时间被完全封闭在狭窄黑暗的囚室；他们每天等待“叫号”，叫出来的人就被押赴刑场；他们可以隔着墙和窗子听到远处机枪枪毙犯人的声音；犯人们痛苦下既想昏睡又必须喊“报告”，于是犯人们已经分辨不清自己在昏睡还是苏醒；高压之下，出现了类似“炸营”似的集体梦游……
这些陆焉识的狱友们，相继都被枪决了。他们的人生，就这样划上了句号。那么，他们真的犯罪了吗？罪至于死吗？结合前面对于中共历次镇压和运动的论述分析，就明白除极少数的确罪大恶极，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乃至还是清末民国至“新中国”的历次革命骨干和浴血抗日的有功之人。可他们就这样一个个倒在枪下，鲜活的生命都没有了。那是一条条人命啊。而视人命如草芥的政权，随意杀害人民，连那些从来没有做过恶、甚至拥护政权的知识分子都屠杀的统治者，又是怎样的蛇蝎心肠呢？
当几经延宕、终要被执行死刑的前夜，陆焉识想写遗书、给婉喻写信，却什么都写不出来。这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想说的话太多了，不知道挑选哪部分、说哪一桩。
这样的紧张和无所适，我也颇有类似感觉和经历。我日常写作中一些时候、当需要给人写信时、几次处在绝境要给他人留言时，都时常“不知所言”。因为要讲的话太多了，还有一些思想、诉求、情感，往往是语言文字难以表达的，无法言传的。而且越是重要的内容，越是迟迟不愿下笔，总是担心表达的不足、不完美。反而拖延了很多重要的事。而在苦难中的焦虑，也会破坏思考和写作，辗转下更难下笔。
陆焉识就是这样，没有写下一句遗言，就被送往刑场。
“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滩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滩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这本来可能是陆焉识人生的最后一幕。他看到许多人像他一样将被处决。“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简单的词汇背后，是血淋淋的杀戮。这些中国人，被同胞不留情的杀害了。有些死前惊恐、瘫软，但也有如老者这样风骨傲然、临死无惧的英雄。
“195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若干年前，许多共产党人，也是这样不畏死亡、前赴刑场，被国民党政权处决。如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就唱着《国际歌》昂扬着往刑场而去。而如今，共产党人又在屠杀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异见者。有些确实是沾了共产党人血的前军警特宪，但还有更多人，如陆焉识，手无缚鸡之力，也无寸铁武器，只是表达了对新政权或其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一些不满，就被判处死刑。
曾经的革命者、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是为了建设一个没有压迫的、和平民主的新社会。可中共政权建立后，和平和民主的面具很快褪去，逐渐露出了比旧政权更加残暴的青面獠牙。仅仅在1955年之前，中共就已处决超过百万手无寸铁的同胞（不包括那些武装抵抗中共而被以“剿匪”为理由杀死的），远超国民党统治时期。思想和舆论的禁制、一党垄断的极权，都让威权主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望尘莫及”。
那些死去的共产党人，是感谢“新中国”为他们报仇雪恨了呢？还是认为他们当年的牺牲白白浪费、乃至成为新的红色极权建立的帮凶，而深深后悔呢？如果再看到后来反右、大饥荒、文革的浩劫，他们立志拯救的人民、他们的同事和同志，也死于饥荒、死于莫须有的罪名，他们又作何感想呢？
“我祖父陆焉识在听到枪声之后——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后被推到一边。推他的人气喘吁吁，问道：“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
陆焉识连看他的兴趣都没了。
“你是叫陆焉识吗？！”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队列，“你的减刑批准了。文件在机关给耽搁了。”
老者抬起头，灰色的脸上浮起一个诡异的笑容。似乎是说：你逃过今天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说：我俩还不一定谁更幸运呢。”
陆焉识没有被处决，在临刑前得救了，虽然只是改判了无期徒刑，将面临长久的劳改生涯。这真正是“劫后余生”。但包括那位风度翩翩的老者在内，与陆焉识同一批赴刑场的人，都被处决。
老者临死前诡异的笑，含着他对陆焉识免于被处死深深的嫉妒，反映老者本质也是眷恋生命的。他前面的洒脱，并不是真的愿意死亡，而是无力改变命运下被迫的镇定从容。这包含着更大的悲哀。而当人在生死关头，看到他人获救自己却即将死亡，再有精神风骨，也会生出不平之心、怨愤之念。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这是满清统治下的明朝遗民、汉族士大夫们，在满清铁蹄下，在殉国还是苟活的纠结下的哀叹。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些充满勇气和良知的人，挣扎在生死之间。先贤所说的“舍生取义”，道理皆在，可人对死亡的畏惧与对生命的眷恋，是人性本能中的本能。克服人最基本的本能，是多么艰难。
这样的挣扎，并不只在满清时期。每个朝代时代，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在面对暴政肆虐、外敌入侵、秩序崩坏时，都要在苟且偷生、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与坚持原则、反抗强权、为民请命间选择，前者能够活着甚至荣华富贵，后者则是粉身碎骨家破人亡。最终，大多数人都选择苟活，只有少数主动赴死。而那些活着的人，有的彻底堕落，但也有的良心总是不安。
对于在屠刀和枪口下屈服的知识分子，我是非常理解和同情的。人只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恐惧死亡、贪恋生命，是人之常情。被迫的屈服，只要没有去做大恶，只是不得已随波逐流，那就应该谅解。真正应该谴责的，是那些武力强大而人性丧失的压迫者、入侵者、刽子手，尤其是让知识分子乃至普罗大众，被迫放弃尊严与权利、不得不在苟活于世与死亡间做二选一的那些始作俑者。
可如今的舆论，总是在嘲笑受害者。从被秦始皇坑杀的儒士，到被入侵金军杀害和禁锢的北宋皇室和士大夫，再到“诛十族”的方孝孺、赴死的文天祥史可法和跪地迎接入侵者的钱谦益，以及在中共统治下被连番迫害的知识分子，人们或者赞誉牺牲者而嘲笑苟活者，或者凡是受害者无论苟活还是牺牲都要嘲笑（嘲笑前者懦弱，又嘲笑后者不识时务、有骨气却无能），以及总是从被入侵者、被压迫者一方“反思”为何不能抵挡侵略、阻止暴政……
这些说法看似有各种“道理”，本质却是“责备受害者”、为加害者开脱的经典话术、丑恶行为。这也能反映了当今中国犬儒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猖獗泛滥。人们没有了正常的是非观，同情心丧失，以输赢定黑白，以胜负定是非。于是刽子手被称颂，不择手段者被追捧，受难者被鄙夷，勇敢牺牲者被嘲笑，不得已苟活者被讥讽。这是普遍的现实，但从道理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谬误。
无论秦始皇、金人、朱棣、满清、蒙古、日本、中共，迫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民大众、推行暴政的集团，才应该被唾弃，而不是指责受害者的种种“不是”。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唾弃暴力、强权、压迫，同情弱势、捍卫正义，让以强凌弱、崇尚强权、暴戾恣睢的历史被终结，人们友爱和平的生存。
上海刑场上的老者，即便临死前有那点阴暗的心思，也不能遮盖他不畏死亡的凛然。这样从容就义的，在“新中国”镇压于处决中，应该还有许许多多。只是在信息的高度封锁、对记录的毁灭下，绝大多数受难者被害前的表现，都不为人知了。
国民党时期处决政治犯，还往往允许共产党员等在被处决前喊口号，并由家人和报刊将被处决者的英勇公之于众。而中共政权，则是连对党内反对派张志新那样的女英雄，都在处决前刺破喉管、割断声带，让她不能喊“反动口号”。她死后被关注和平反，悲剧才为人知。还有千千万万被害者，即便极为英勇，其反映人性伟大的勇敢言行，也永远尘封在历史中了。或许未来有一天，能够通过影像方式，部分还原他/她们的英勇，让世人明白人性的伟大、曾经的国人面对暴君暴政时的惊人勇气，激励后人。
回到陆焉识的人生。陆焉识从死刑减至无期，并非真的是政府回心转意、公检法仁慈。陆焉识永远都不知道，婉喻为焉识的减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为了救下陆焉识的命，婉喻去了无数或是陆焉识朋友或根本不算朋友的、所有认识的人的家里，堆起笑脸、低声下气，恳求他们救陆焉识一命。她找到陆焉识的“朋友”凌博士，凌博士却根本不见她，只让秘书敷衍她。而婉喻去了陆焉识教过的学生们的家，学生的男性家长们普遍无意帮焉识获释，却都对婉喻的美貌感兴趣。即便这些男人不说，婉喻也能从眼神和表情中，看到这些垂涎她的、内心肮脏的男人们在想什么。
“戴同志结果给了她个惊喜：他就是管司法的市委常委。婉喻不太懂戴同志的陕北话，但她对戴同志的体恤是懂得的。戴同志从没见过冯婉喻这样的中年林黛玉，一招一式都把他看迷了。他询问陆焉识的案情时，不断地插入旁白：“可苦了你了！”“苦了你和娃了！”“几个娃？……三个？不像，不像，还像个大闺女！”
“戴同志”就是这些男人的典型。只是其他男人没有足够的权力，垂涎婉喻的美貌但不可得。而主管司法的上海市委常委戴同志得到了。这位陕北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见到美丽的上海女人婉喻而不能自持。
这些内地农村出身的、曾经淳朴的中共干部、“老革命”，掌握大权后迅速的腐化堕落了。因为权力的垄断，比“劫收”时“五子登科”的国民党更加腐败，没有监督也更是无忌。虽然中共也时常整饬纪律，但更多是放纵腐败乃至主动赋予特权，保障干部们对政权的忠诚。曾经为了打倒特权、消灭吃人的旧社会、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社会的共产党人，就这样完全变了。和中共掌权前公开信奉和宣称的相比，是意料之外；但又符合人性与权力垄断后的政治必然，是情理之中。
中共在1950年代发起过“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确实是在查办腐败干部，还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官。但运动逐渐就将打击重点对准有政治问题（而非腐败问题）的中共党外人士、前国民党、社会中下层，而对党内腐败和特权选择宽容。这让中共党基于利益而更加团结，从革命政党蜕化为满清“八旗”那样的特权集团。而中共放纵腐败、重点打击政治异见的政策，一直持续至今。
而一些人说毛时代“清廉”，只是普遍贫穷下没有太多可贪的钱财而已。但从江青灯顶级干部享用外国进口的电影、食品、淋浴，到下层干部在饥荒饿死人背景下吃的饱腹，以及略有一点权力和配给物就能强迫或诱骗女性献身的性剥削，毛时代腐败无处不在。改革开放之后至今的腐败，当然在腐败涉及的物质量上更多，但毛时代绝不是“清廉”。
“她在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就做了戴同志的情妇。她做戴同志的情妇的时间加在一块是六个小时多一点：每次戴同志爱她都不超过半小时。她做戴同志的情妇是要他出高价的：背叛组织原则，把她死到临头的爱人陆焉识救下断头台。她一点也不难为情地提醒压在她身上的戴同志：“陆焉识的事情你要快点想办法。”
有几次他调情地跟她抬杠：“就不想办法！”她不吭声，是那种阴沉威逼的沉默。戴同志半真半假地说：“让他死去，死了你就是我的了！”婉喻此生连鸡都没杀过，这时候真想杀了戴同志：被他劈开的两条腿正好是绞索，套在戴同志的脖子上，把她三十多年长出的力气全部投入，锁死绞索，再那么一拧。
戴同志还是个好同志，起码从事情的表象看他没有白白糟蹋她婉喻。不久她得到监狱方面的消息，陆焉识的徒刑降级了，降成了死缓。”
戴同志向冯婉喻索取性贿赂，冯婉喻被迫同意了。其实，这不仅是性贿赂，更多是戴同志借助权力对冯婉喻的强奸、性侵犯。权势下的“自愿”，就是胁迫，就是强奸。而且是比一般强奸更加长久和难以反抗的侵犯，是更加恶劣的性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