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劳改营的寒冷、饥饿、酷刑、谎言
陆焉识逃脱了死刑，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服刑和劳动改造。在有法治和人权的国家里，囚犯是不允许被强迫劳动的。但中国显然不是有法治和人权的国家，1950年代的中国更加不是。相反，囚犯是暴力极权社会中最廉价的耗材，可以在其死亡之前任意和尽情的使用，直到其生命终止（当然有的死后也会成为解剖和试验品，为“新中国”粉骨碎身）。陆焉识与数百万计的囚犯，被军警与铁路部门，像运送罐头、木材、煤炭一样，被塞进火车，向大西北轰鸣的运动过去。
闷罐火车上的饥渴与死亡
“闷罐车开了三天，焉识靠着车壁，闭着眼睛，睡睡，醒醒。途中已经有人死了；病死的，渴死的，或是死于抑郁悲哀的，所以腾出了一点空间。
工兵团的士兵们乘着卡车到达……枪托砸在肉上、骨头上的闷响，正面人物对着反面人物的呵斥叫骂，反面人物朝着正面人物的惨叫求饶……焉识也挨了莫名其妙的两枪托。这个时候，什么都讲不清了，想不想造反，先给两下子再说。其实就是为一口水，扑灭一下喉咙里的焦渴，没有一个人的企图超出生物的最初级需求。
一场平叛结束了。年轻的解放军士兵个个是打了胜仗的样子。着黑衣的躯体大部分都瘸了歪了，被扔上列车。人群彻底散开后，显出地上躺着的五六个人，其中四个已经死了，不是抢水就是混战的牺牲。死者之一是张粹生（前事：‘ 一个叫张粹生的狱友死死抱住清理“垃圾”的轻刑犯，让他（陆焉识）多吃了两口，因为张粹生知道为了剥出这些蟹黄，他妻子会付出多大代价’）。
焉识此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张先生在车上一直找你。昨天还问我看见你没有。”说话的人叫刘国栋，一脸大胡子。”（刘国栋就是前面提到的，在镇反运动后期被逮捕、送到劳改营后吞药自杀、留下“祖国万岁”的那位前国民政府高级警官、起义后的“人民政府”公安、被判二十年徒刑后顶一句嘴被加判为无期徒刑的“刘胡子”）
劳改营的残酷，劳改犯的死亡，从火车上就开始了。对待这些劳改犯、阶级敌人，人权、人情、人命，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解放军，是不会顾忌的。喝水吃饭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没有水喝而感到渴，是最本能的生理反应。但即便犯人们只是为喝一口水，再正当不过的理由，也是不许的。英勇的解放军，对着手无寸铁的人，将枪托重重的砸下，几十只拳脚朝着几百个“人肉沙包”猛砸。这时再也没有了民国那样的媒体报道、名流谴责、反对党抗议，暴力机器可以随意开动了。痛打政治犯，不仅不被谴责，还有功劳，还有奖赏呢。
说到劳改犯在火车上的灾难，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又有了对应。在索的《古拉格》中，铁路，是联结覆盖全苏各地克格勃监狱、劳改营的纽带。犯人们经过刑讯、判决，用火车发配到全国各地、送到距离这些犯人家乡千里万里之外的荒凉冻土地带。
在火车上，押送犯人的军警，将犯人们如“灰色牲口”一样虐待。这里没有人权与法治，军警们的脾气、车厢里的气氛，和寒冷的气候高度一致，带给人们的是肃杀，逼迫人放弃尊严，只能死亡线上的挣扎求活。除了军警，还有更加不顾忌纪律、肆意妄为的刑事犯、盗窃犯。军警默许乃至有意利用他们，监视和迫害政治犯、良心犯。从火车上，刑事犯们就开始抢劫、殴打政治犯。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空间里，善恶是倒错的，好人恶人的地位（和正常社会相比）是完全翻转的。
满载着囚犯、臭气熏天的火车，奔驰在从东欧平原到西伯利亚高原的苏联大地上，将这些“灰牲口”送进各个“古拉格”，让他们充当建设伟大苏维埃的工具、耗材、牺牲品。这些犯人们，曾经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知识分子、绅士贵族、教师和学者、保皇党人、白卫军人、苏共干部、男女老幼（有些儿童也随家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火车上死掉一批后，活下来的人们，开始了古拉格的劳改人生。
这一切，与它南面的“红色中国”是颇为相似的。两个都有着广袤国土、以亿计数人口的庞大国家，它们的铁路线本是用来便利民生的钢铁动脉，却被红色政权统治者当作囚禁国民的输送线，成为了将国家牢牢困在利维坦囚笼的狰狞锁链。载着劳改犯的列车隆隆声，是镇压的声音，也是控诉的声音。当年的劳改犯们几乎都已经去世了，只有与当年同样声音的普速列车声，还在变相诉说着两个国家民族相似的苦难。
大西北到了。陆焉识被发配到了青海，这是青藏高原的北部，高原的寒冷与干涩，空气中氧气的稀薄，让这里不宜于人居，人烟稀少。“新中国”要开发大西北，作为战略后方、军事和农牧基地。而毫无权利自由的犯人们，就要在这里，经历严寒、饥荒、酷刑，以及大多数人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