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古拉格”与“北”古拉格:地狱是相似的,也是有别的

    前面已经说到多次,中国的劳改营,颇似苏联的“古拉格”。可这只是宏观的简略的对照。如若近观,两个国家的监狱与劳改系统,在物质条件恶劣的程度、管理模式和政策的差异性、军警和看守人员残暴阴险程度等方面,其实是颇有差别的。对于这些同与异,就以严女士这部小说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为主,辅以其他资料,加以比较。

    它们的相同,是较为明显和易于总结的。两大古拉格系统,都是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红色政权,为镇压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并最大限度利用犯人们的剩余价值,建立庞大的监狱,且在监狱之外另建立的一套劳改营,以强迫劳动作为最重要的内容。除了劳动,还有所谓“改造”,就是软硬兼施的洗脑和劳动,去除犯人们脑中一切红色政权所反对和忌讳的思想、让他们成为忠于新政权的奴仆。

   而两个“古拉格”的监狱条件,都是糟糕的;管理,都是严酷的;死亡率,都是颇高的。相对于监狱,狭义“古拉格”(即劳改农场/工场)的劳改犯似乎是多一些自由,而非每天24小时(除少数放风)都在牢房。但代价是在酷寒、风雪、干渴等恶劣环境下,高负荷的长期劳作。而且没有看守们允许,是不能够停下的。这些劳改犯恐怕宁愿像监狱犯人那样一直呆在监狱,也不愿受这样的劳动折磨。

    “古拉格”里,没有人权人道,或者说只有装点门面的那种人权和人道。索尔仁尼琴对比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的差别,可谓人间和地狱的分别。索尔仁尼琴或是对沙俄时期的监狱和流放地有所美化,但沙俄时起码是把囚犯当成人(哪怕只是当成犯人、下等人),而非牲畜不如的对待的。前面已经提到列宁在沙俄时期被流放,仍然过着食品充足、可以在流放地自由生活的情景。

  不仅沙俄监狱比不上苏联政权的残酷,有些方面纳粹也是不及的。红色政权对政治犯的残忍无情,从法庭审判时就暴露无遗了。

   索氏的《古拉格》中,提到了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在纳粹的法庭上慷慨陈词,最终无罪释放;而莫斯科审判中,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苏共最高层人士,都在法庭上承认罪行,纷纷被处决。之所以季米特洛夫敢于在纳粹法庭“如狮子般咆哮”,而季诺维耶夫等人则主动认罪,当然是后者用了酷刑。除了对本人酷刑,契卡还以这些人的家人为要挟,包括将其家人带到这些党政军高层人士面前折磨。这样突破人类底线的行为,也就达到了正常审讯达不到的效果。连红军元帅布柳赫尔都在酷刑下承认自己为“日本间谍”,何况这些文官了。

   参与俄国革命、缔造苏联的许多军人、党员、工农,在一次次肃反中,一批批的被送进“古拉格”,又一批批的死去。有人说这样的“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自残”。确实如此。许多人至死也不能明白,自身献出一切去缔造的国家,居然将自己送进劳改营、折磨致死。索尔仁尼琴自己一开始也是迷惘的。只是当他看到更多比他更惨更冤屈的囚犯们,才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冤屈,而是全民族的劫难。

    而红色中国的法庭,以极为简易的程序,匆匆处决了百万政治犯。中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最残酷的渣滓洞、白公馆,《红岩》作者罗广斌成功的熬过酷刑活下来,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死在共产党人的监狱里。这既说明中共政权监狱及酷刑残酷程度胜于国民党,也侧面说明国民党时期军警特宪还是有一些底线。而且,相对于国民党时期还讲法律条文、与其辩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法官警察,文革那些红卫兵,是完全不讲道理的。罗广斌在国民党监狱坚守,在共产党监狱里自杀,也是因为在共产党的迫害下,更有理想幻灭之感。   

    说到这里,又要提及前面的“刘胡子”,他的自杀,同样是理想的幻灭。他一心追求进步,主动起义,却被诬指为“反革命”。他不是因为物质匮乏而自杀,而是想不开抓无辜民众、自己被冤屈判刑、在劳改中受尽屈辱,才死去的。

  苏联和中国,两座“古拉格”,关押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无辜者、良善辈,乃至是革命的有功之臣。这些人本应被格外的尊敬和优待,但政权却将他们投入囚笼,让其在贫乏与屈辱中死去。

作者 editor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