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为微风的悉尼科技大学张威博士和阿牛在1997年编辑了一本书名为《澳洲情人》的小说集，次年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发现集中除一两篇闪现出亮色之外，哀愁，悲伤，残酷，无望，绝望，疯狂，荒谬，几乎融汇到所有的作品之中。也许这是某种从1989年到1997年之间留澳中国大陆学生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但到底“这是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当时澳华文学中铺天盖地的悲剧描写？例如来澳前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的张奥列，他明确声明他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他的文集《澳洲风流》“后记”中说﹕
写打工的痛苦﹑价值的失落，曾经是澳洲‘大陆新移民文学’的单一主题。悲剧尽管能赚取读者的怜悯，但那毕竟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作为一个文学整体，应该是全天候的，既有电闪雷鸣的雨天，也有阳光明媚的晴天，而阴阳互转交织更是常事。因此我不想一味去吐苦水，而是去咀嚼现实，写东西文化的碰撞与理解，写新移民的选择与追求。”
张奥列身体力行。他的着笔点，是从澳洲华人的独特视角去透视澳洲这个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西方社会。他的《澳洲风流》中的几篇短篇小说，如《未成年少女》﹑《不羁的艾丽斯》﹑《潇洒一回》，不仅有生活原型，更有作者自己的感触，浸透著作者的血肉与灵魂。
《未成年少女》 对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中西文化冲突作了生动的描写。这个未成年少女名叫鲁思，是“我”的房东(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的女儿。“鲁思那豪爽那随意，很有点鬼妹气质。她时常穿着裤衩，在家里楼上楼下厅里房里走来走去，那件衫长得遮盖着屁股，像没穿裤子似的。她虽未成年，但像所有澳洲学生妹一样，早已发育得完完全全了，那绷得紧紧、富于弹性的肌肤，迸发着青春的气息。” 她妈说她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连祖宗都不认了”。故事便是以母女冲突展开，发展到女儿被母亲打后叫来警察教训母亲、甚至离家出走。后来鲁思在高考中进入全省一千五百名，上了报纸的龙虎榜。母亲多天以来乌云密布的脸，才终于阴转晴。
两天后，鲁思回家。母女俩不冷不热，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鲁思整天和同学用英文‘煲电话粥’，而她妈，却暗暗观察着女儿的身子，看看有没有起变化。”
这个结尾虽然暗示两代人之间的中西文化冲突并没有解决；这种文化冲突事实上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可贵的是，作者的态度是正面的﹑理解性的；他显然站在开放自我﹑更新自我的一边。
如果张奥列的短篇是一些生动的快照，当时任教于悉尼大学中文系、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毕熙燕则写了一幅“全景式精细长卷”《绿卡梦》 。它跨越八十年代“语言学校”时期到九十年代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运动时期，广泛而又生动地展示华人和洋人众多阶层的生活以及各色各样人物的命运。与其它题材相似的作品不同的是，《绿卡梦》的女主人公周易令人羡慕地成就她的跨种族性爱婚恋，既得到真正的爱情，又获得在澳洲的居留。它透露的这个信息无疑是重要的﹕爱情和居留可以兼顾，可以在不失人格自尊的前提下获取。
现任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的陆文涛（笔名闻涛)看来热中于歌颂跨种族的情爱。他的一篇曾获澳洲中文创作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奇缘》 是真正的奇缘﹕一位西人美女和一位中国男子热烈相恋，而这位西人美女竟是死后灵魂出窍幻化而成的。作者绮丽的﹑朦胧如幻的叙述风格使读者深深地为这个“风流”故事所打动。几年之后，闻涛在一篇题目为《紫蜻蜓》 的短篇小说里，继续他的美好的歌颂。这是一个华人女性“我”和一个西人女性“卡罗”的同性恋故事。虽然最后因一方意外去世而变成悲剧，但故事散发着互相理解的人性美。作为一个男性作家，闻涛也很表现出对女性(而且是同性恋的女性)的理解。请看小说中这小段的描写﹕
半夜时分下起了大雨。
我被雨声惊醒了，看到全裸着的卡罗静静地睡在我的身旁。微弱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了睡房。
我轻轻地搂抱着睡熟的卡罗，侧耳倾听着涮涮的雨声。一阵阵雨水的清香飘进了窗口。
突然一道闪电，接着就是轰轰的雷声。卡罗被雷声惊醒了。她发现我已经醒了，就转过身来，开始亲吻我……”
当年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来自北京的口腔医生萧蔚，是称心如意地描写华人在澳大利亚称心如意的生活。在短篇小说《奶奶在这疙瘩扎下去啦》 里，她以令人开心的幽默，活灵活现地塑造了一位胸怀宽广﹑意志高尚﹑扎根澳洲的老奶奶。这位老人使多少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也自愧不如。用她的话说，她能把充当国际保姆的苦，处理成多元文化的乐，那才叫真本事呢。萧蔚也有她的真本事。她在中国学牙医，到澳洲要另谋生路；养家糊口之余，还能积极进行文学创作。评论家刘枫晓说，萧蔚的人品﹑才华﹑勤奋，和她对社会读者的高度责任感，以及美好的家庭，都是她文学事业能够成功的保证，此话完全不假。
澳华留学生文学的人性探索，也伸延到人与动物的关系上。沈志敏的短篇小说《与袋鼠搏击》 极富想象力，构思本身就很奇特，它描写一个失去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遇上袋鼠的袭击，把澳洲特有的﹑但也不多见的景象写活了。张奥列编辑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时，把这篇小说的题目作为整部书的书名是有道理的。正如他说，小说中显示动物的灵性与人的精神对应，这是绝妙的描写；袋鼠借力跳跃及与人握手言和的细节，更是神来之笔。故事很实在，笔墨却很空灵，展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与袋鼠搏击》是近年澳华文坛难得的短篇佳作，既很澳洲化，又具现实性，寄寓着人生拼搏的勇气及坚韧精神，可谓“澳味华风”──把澳洲风情与华人生态揉合一起。
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当然是文学作品着意刻画的内容。早期一部表现“人的本性的暴露”的作品是来自北京原为新闻记者李玮的《遗失的人性》，此书于1994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悉尼一家叫做“牛津俱乐部”的赌场是这部大约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故事背景，所描写的十几个人物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男男女女都不幸染上赌瘾，虽然原因各自不同。这一群留学生，在人生的赌海中追逐情欲、金钱而终于失去了人性。
不少作品对中国人的“劣根性”给以无情的鞭挞。如在《天堂鸟》这篇小说中，湖南湘潭大学中文系毕业、来澳后获得教育学和文学硕士学位的湘江妹子金杏，描写一个来自江西的女留学生如何骗取一个澳洲老头的爱情。她达到去美国读博士的目的后，便冷酷地立刻只身赴美，把老头抛在身后于不顾。相反，这个澳洲老头倒是有情有义，矢志不渝。故事读来令人心酸感慨。
曾在广州做编辑工作的悉尼作家兼企业家大陆(原名陆氧)写了中篇小说《赚点钱是不容易的》，正式出版时改名为《悉尼的中国男人》 。这是一个高智商底层男人的命运，因为女人而跌宕轮回的故事，重点描写了一个小陆子在澳洲发生的种种经历，涉及了文化差异、性心理以及众多严肃的主题。反映一些中国大陆留澳的新移民怎样以“原始积累”的手段，包括泯灭良心﹑没有道德的经济奋斗，向中产阶级迈进的过程。这篇文字工力较深﹑很有黑色幽默的作品揭示了人性黑暗的一面。
原黑龙江大学俄语副教授﹑翻译家，曾为新州华文作协会长的李明晏，被认为具有“凝重而沉郁”的风格，他对人性有多重探索。他的中篇小说《爱恨恩怨在澳洲》 写了中国大陆新移民在澳洲的生存状况以及挣扎﹑奋斗的心路历程，通过大伟﹑芳芳和梅梅这几个主角的无休无止的纷争及两代人的爱恨恩怨，展示了人性恶，并表达了对健全人性的渴望。
在澳华留学生文学中有关人性的描写上，常常出现命运的感叹。命运的梦魇看来要长久地压在这些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心上。林达的短篇《最后一局》 以下棋铺陈，叙述“我” 和一个叫“陈四”的人承包悉尼南部一个生蚝养殖场并最终失败的故事。陈四从来没有达到目的，和我从来没有目的的效果一样。
陈四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事是一本万利的，一个是赌，一个是养蚝。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四一件也没说中。但我知道，这不是陈四的错。”那么，只能怪罪于命运了。命运捉弄人。命运不可捉摸。“我们跑到地球的另一个角落养殖海鲜，想想看，这件事本身就十分不可思议，还有整天价日在这个地方下中国象棋也不合时宜。”
如果进一步，可能还有些问题值得探讨。
荣获2000年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的沈志敏中篇小说《变色湖》 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其最可贵之处是超越了“居留”的主题。这部收进作者本人的小说散文选《澳洲牧羊记》的作品，不同于他的1995年电影文学剧本《枪声，响起在移民局门口》 。后者也有对移民问题的深层思索，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大陆留学生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活烦恼和无奈叹息，笔调沉郁并略带几分悲戚，但《变色湖》有所不同。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江华带着一把二胡来到澳洲闯荡，虽然直到最后“居留”问题并未解决，但他显然已经以他的二胡──“东方上帝的声音”──赢得了澳洲人，特别是澳洲土著的心。读者发现这是一篇东西文化交融的颂歌，一篇人性胜利的颂歌。
江华自己虽然命运未卜，但他并不怨天尤人，他甚至非常热爱澳洲这块神奇的土地。“澳大利亚天广地宽，是上帝心情坦然的时候创造出来的。”显然这也是作者的态度。请看下面的描写──一个还是“异乡人”对这块土地的感觉﹕
每天傍晚，完成葡萄藤下紧张万分的收割，我都要攀登到这一道小山岗上，喘一口气，看着天那边，灿烂多姿如火如茶的晚霞，渐渐地泯灭在波澜壮阔的云端之中，景色的含义显得如此单纯，又如此深奥，也许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山川湖泊和河流，千万年来座落和流淌在这片土地的周围，它们肯定比我更加理解消失中的晚霞。
我还发现到，当晚霞消失不久，大地被暗沉沉的夜色完全淹没的时候，很远的地方会亮起一团火。那大地上的火，时亮时暗，但并不蔓延开来，隐隐约约，那边似乎还传来了人嘶马叫和鼓声，‘那不会是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吧？’起初，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但是好几个夜晚，我都看到了那一点火。”
作者描写江华在一座古老的乡村小教堂里给人们演奏﹕
阳光从彩色的花玻璃透射进来，和二胡声，和那一排排长椅上坐着的人们，共同营造起一种和谐氛围。这座教堂并不华丽，内部也没有高大宽敞的空间，和那些神圣的大教堂相比，似乎低矮了一些。然而，教堂内并不缺少上帝给予的情调。我想，平时间，牧师庄严的布道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心里，优美的风琴声漫在每一块砖缝间。今天，让一曲二胡声象泉水般地流入，让人们增添另一番情趣，也许，这是上帝的一种新观念吧。”
这是故事的结尾﹕
真的改变了颜色，水变成了一片美丽的浅红色，天上的朝霞洒落在湖中也难以分辨。山头上的那排瀑布不见了，变成了涓涓细流，细流漫无声息地在卵石缝间流过。
我伫立在红色的湖边思索着，一夜之间，水为什么由乳白色变成浅红色，我无法猜出其中的原因。但是人呢？一夜之间，我变得心胸坦然了，无畏无惧，准备踏入牢笼，而那两位移民局官员也改变了主意。是什么让这一切都改变了，是天地间的气候和温度，是山川水流中的矿物质元素，是人体之内的心理机制，是脑袋里的脑组织结构？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位万能博士，无法回答。
水还是水，但是改变了颜色；人还是人，但是改变了一些见解。在水底的深处，在人类的心灵深处，却有许多东西是难以改变的。大自然深处有着精灵，人的心底下面有着灵魂。”
对澳洲这一片土地，对澳洲人特别对澳洲土著的赞美，很打动人。不过，也可以提出：也许过于乐观了。即使上帝已有一种“新观念”，并非全部澳洲人都已一致认同，亦非每一个华裔新移民都有幸得以亲身体会。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所谓“西方主义”、“东方主义”之类的问题。这个缤纷世界，姹紫嫣红，气象万千，日益多元化，显然不是任何形式的两分法可以概括的。好与坏，或正确与错误，不能简单苍白无力地一分为二。悉尼新南韦尔斯大学锺勇博士曾发表过一篇评论，《笔下逸韵只得风流──评张奥列的新作<澳洲风流>》，批评说张奥列的美好的“风流”故事为“乌托邦得令人难以想象” 。评论有点尖刻，但可以这样理解﹕写东西文化的碰撞与理解，写新移民的选择与追求，当然非常值得提倡，只是要避免“错误的认同”，在人性，不管华人或西人的的人性，发掘上更下功夫。
（2001年8月初稿于悉尼，2023年6月2日改写。）
（注释略）
来源：《嬗变：“四十千”纸上足迹三十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