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禁忌，也就是我们必须对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和国家充满感恩之心，即使当我们成年之后开始回顾、觉知和考察自己过去的记忆，知道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创伤经历对人格发展的较大影响，搞清楚了一直以来我们痛苦和隐隐作痛的来源，我们往往也会选择缄口不言。这种自我克制大概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我们心里明白，如果我们开始对过去的环境进行批判、指控，我们往往会被周围的人、尤其是过去环境里的人看作是“忘恩负义”、“不知廉耻”的“东郭先生养的白眼豺狼”和道破了“不可言说”之物的“离群之马”，所以我们被一种“必须感恩”的道德感束缚，不愿意“背叛”故乡和故乡里的亲朋好友。另一个就是假如我们后来获得了一些俗世上的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地位，那么我们往往就会对我们曾经弱小时受到过的伤害羞于启齿，因为我们后来都习惯了在公众面前维护自己的自尊心，表演一个情绪稳定、积极正向的成功人士，我们不想被他人议论、描绘成“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矫情”样子，害怕受到闲言蜚语，丧失日积月累、汲汲营营得来的社会地位。
然而，不管我们怎样试图去掩盖、否认过去的屈辱经历，它不论怎样都不会被抹灭，我们对过去伤害过我们的人和社会环境等的仇恨、渴望和执念早已内化成了我们人格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影响着我们看待、评判世界的方式，我们总会意识到我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负面经历，比如被包装为爱和友谊的语言暴力、精神暴力和情感绑架或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对我们成为怎样的大人有着难以忽略和无法撤回的影响，甚至可能是我们长期的精神困扰（比如洁癖、完美主义、强迫症、回避性依恋、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和官能与躯体化病症（比如失眠和偏头痛）的重要相关和潜在因素（虽然并不一定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稳固的因果关系）。
因为以上提及的那种执念无处发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文学家，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三岛由纪夫，会选择把那些隐蔽的情感和记忆回溯以可能晦涩、抽象也可能更明确、具体的方式在文学创作，比如诗歌和小说里展现（当然，音乐和美术也是类似的）。对于他/她们来说，文学可以是一个庇护所，是某种自然而然的生理释放（这种写作并不一定需要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性和逻辑严谨性），可以让他/她们尽情打开自己回忆的阀门、批判自我和环境，让自己暂时停止对真相的自我抗拒和自我审核，暂时逃避由社会所规定乃至胁迫的“感恩之情”，赦免自己诉说真相和表达真情视感的内疚感。可以说，如何察觉过去的真相并且与“说出真相”伴随的罪恶感斗争、相处是心理压力极大的活动，也是大多数艺术创作者需要面临的艰巨挑战，一些人一辈子都在否定自己曾经家庭里畸形的爱和学校里病态的规则，一辈子都在欺骗、说服自己是个正常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合理化、浪漫化和理想化过去的苦难，把它粉饰成努力奋进、不畏困难的成功学鸡汤故事，或者仿佛不说就没曾发生过一样干脆对过去绝口不提，不愿正视自己藏在潜意识里隐秘、阴暗和扭曲的部分，像刺猬一样把自己的敏感地带用利刺包裹起来，预防旁人察觉、探究和伤害。
我相信，如上所论述的可能不仅是精神分析、发展和儿童心理学以及变态心理学的课题，也是文学的课题。如何在文学里处理好对自我光纤形象的包装的倾向和展现自我人格形成的复杂性的冲动，如何在克制与解放、压抑与爆发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同时需要作者放下的自尊心、对自己的耐心、对外界无谓声音和干扰的屏蔽、对错误社会潜规则的蔑视，还有细心、智慧和勇气，也决定着作者是否可以超越自我的妨碍和人性的桎梏、成为留名千古的优秀的创作者乃至思想家。毕竟，把自己内心深处最私密和朴实的部分通过艺术创作展现出来、迎接世人的理解和赞扬也好，误解、否定和批判也罢，都需要作者对自己创作能力的极大自信和一颗强大的心脏，尤其对于生来就内心敏感、多愁善感和不善言辞的人来说。
我们不禁会问，当一个创作者开始分析并公开表达创伤记忆的人格影响，开始对抗来自回忆中故乡的“幽魂”或者说“恶魔”时，他/她究竟是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解脱，还是陷入了更深的深渊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得而知，可能非常取决于个人的特殊情况和处境，他/她可能有释怀、复仇或自杀三种难以选择的“选项”，所以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不解之谜。其实，我们如果广泛阅读历史上的艺术家们的自传和传记，我们会发现他/她们在当今大部分民众的眼里其实都具有各种性格和道德缺陷，可能正是他/她们的苦难记忆和心理矛盾成为了珍贵的创作素材，造就了动人心扉的、能够带给人共鸣的、让世人从中能够窥见自我的、伟大的思想结晶。或许，传统意义上的孝顺和真诚的艺术创作是难以两全的，歌颂式的爱国和伟大的艺术创作也是水火不容的，因为艺术本就不应该是非黑即白、二元论、一边倒的。可能，有审美价值的写作终归是自我的，要不然就会沦为讨好权威和迎合大众的千篇一律的批量产品。
不论如何，对我个人来说，我真心期望市面上出现更多的由自身体验、思考和道德困境出发的真诚的、具有赤裸裸的反思性质、敢于暴露自身缺陷和弱点的作品，而不是千篇一律、一以贯之、诉诸“正能量”、鼓吹“主旋律”和“宏观叙事”的表面靓丽、内里虚伪的“作品”。真正具有艺术和人文价值的艺术作品，不正是诞生于上面提到的社会对于受害者的“感恩之心”的要求和胁迫吗？没有了这种胁迫，没有了作者对舆论和审查的挑战，艺术作品中的伟大的勇气、决心和人性之美将去往何处？或许，伟大文学作品之诞生的第一步，就是作者不再纠结于树立一个光鲜亮丽、一以贯之的“感恩”人设，并且主动远离来自于故乡和回忆的道德绑架和情感裹挟，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人性中狭隘的部分，让艺术创作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
浅谈文艺同时作为“解药“和“毒药”：悲剧与创作的二律背反
艺术家或许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悲伤的感知比较敏感，倾向于展示自己的脆弱和弱点，并且把这些局限性所带来的悲剧浪漫化、艺术化。换句话说，艺术家有一种自我虐待、自我牺牲甚至自我毁灭的倾向，他们寄生于悲剧的诞生和重复，而且有某种把自我挣扎公之于众的“露出癖”。一方面，当他们遭遇了悲剧，然后通过文学、音乐、绘画和影视等的创作把悲剧夸大化、戏剧化、艺术化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他们可能会松一口气。他们把一种非常私人化的遭遇和情愫，试图投射到观众身上，如果观众可以产生一些共鸣，那么他们就会获得某种程度的解脱，暂时脱离一种由个人敏感的情绪所编织的孤单，与大千世界短暂地通过无形的精神交流联结在一起，即使他们并非全然相信在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里人与人细腻、多元的悲喜可以共通。所以说，艺术家的文艺创作是他们释放压力、解脱自我的一种自然而然、便捷有效、现实里不需要他人帮助的方法，也是他们天生的敏感所导致的可以说是较为“必然”的结果。甚至可以说，通过创作去抒情和讽刺是他们的自我治疗，是他们在现实中自杀的替代品，创作是隐喻层面的自杀，可见，文艺创作是经历悲剧的他们的必需品。
另一方面，他们的创作依赖于他们对于悲剧的细致、多面的体验和品位，依赖于某种强烈对外的“疏离感”和对内的“自我清醒感”，所以比起说克服自己的弱点、避免悲剧的重新发生，他们往往会潜移默化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些必要条件，让可能不同类型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让自己可以以受害者的视角和口吻去感受、记录、分析和挖掘人类情感。虽然他们总是会感叹命运多舛和人类的被动，揭露世界的徒劳和荒诞，但是他们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一手促成、催化了有些类似的悲剧的重现，并且为自己的重蹈覆辙而沾沾自喜，因为这确认了自我的存在和独特性。他们有某种“悲剧焦虑”，他们擅长发现和制造悲剧，如若悲剧不在身旁就会有不安感。他们总是试图以易碎、残缺的自己以卵击石，去确认、再确认一个不被理解、不被爱、被抛弃、最终依然是孤单一人的事实，即使他们知道如果主动改变、改善一些心态和行为，其实可以避免或者起码延缓悲剧，但他们依然不会这样去做。比如文豪托尔斯泰，他即便出生于优渥的家庭中，他也时刻都在否认自己和文人朋友们的拜金和奢靡，而且后来也通过接触普通人、体验他们艰辛的生活来感受人间那么多苦难、而自己多么幸运，他以这样对自我和世界的近乎于自虐一般的深刻反思创造了《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样的著作，并在郁郁寡欢、苦大仇深的离家出走中死去。当然，如果站在国家、政府和政策设计者的角度，我们不应该浪漫化苦难，因为如果悲剧总是被歌颂，那么政府消除悲剧的主动性也就不再重要，如果政策的出发点有误，那么不管多少努力都是徒劳。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应该首先去考虑如何避免和减轻普通人民的苦难，而不是考虑如何在宏观叙事的角度合理化苦难、宣传和神化苦难中的英雄、掩盖政策错误和不足的事实。
他们会确认某种宿命冥冥的存在，并由此从悲剧中获得了一种自我感动和自我沉沦的快感，甚至可以说他们有着某种寻物冒险和刺激的习惯。所以说，艺术家的文艺创作依赖于悲剧的重现和完美的崩塌，建立在理想的破碎和愿望的不达成之上。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可能会在潜意识里阻碍着自己获得幸福，因为躺平的姿态往往对艺术创作没有好处，反而会酿成同情心缺失、自满自大。他们害怕太满足的生活状态会削弱他们的情感粒度，让他们沉沦在自满和我骄傲中不可自拔，担心满足感会让他们的敏感这一难得的天赋消失。毕竟幸福往往是小部分人维持精英和成功人设的浮夸谎言，缺乏诚恳，而快乐总是太短暂、单一，缺乏趣味。然而，在痛苦的状态中创作出来的作品却可以打动人心，彰显人类作为“高等动物”的玄妙的大脑独特的感受力。毕竟痛苦更广泛、永恒，处于弱势、被忽略和被排挤可能是我们共同的记忆，痛苦不像快乐，不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悲伤和对其的记忆总是有那么多种表现形式。基于“正能量”和“三观正”这样鼓吹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和道德绝对论所创造的、被当权者和精英主义者批量生产的宣传稿和心灵鸡汤忽略和掩盖了人类情感的矛盾和复杂性，缺乏活生生的普通人的生动，很难与世界大众共鸣，这些作品看似美好，实则败絮其中。可见，悲剧是他们文艺创作的必需品，而正是因为文艺创作是他们的必需品，所以可以宽泛地推导出悲剧是他们的必需品（显然，这些模糊的语句并非是严谨的条件陈述和逻辑推理）。
结合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悲剧这个概念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是有两种相互作用的影响的。在一个因果方向中，艺术家敏感和物哀的性格共性导致了他们通过夸张化和艺术化的手法试图与普通大众进行情感联结，来获得片刻的解脱，这避免了他们实现现实层面的自杀，也就是说，艺术是他们解脱悲剧的方法。在另一个因果方向中，艺术家为了保持自己艺术主题的真诚和独特，为了充分利用自己负面情绪的体验，为了不编造似是而非的大话和大言不惭的幸福的谎言，他们会习惯性地刻意重复悲剧的发生，也就是说，悲剧是他们艺术的源泉。这两条方向不同的因果链条的存在，让艺术家们变成了某种矛盾体和二律背反的化身：他们通过艺术治愈、拯救自己，而艺术要求他们伤害、折磨自己。文学拯救了作家，也把作家推向深渊，文学既是朋友，也是帮凶。他们变成了常人眼中自我矛盾、反反复复、神经兮兮、怪里怪气、自怨自哀的怪人，而揭露人性复杂、表现人类困境、道出常人道不出、道不明白之物的伟大作品其实也诞生于这样的反反复复中。所以那些看似“一以贯之”的商业以及政治宣传稿和网红博主们的鸡汤文案都是大同小异、陈词滥调的快消品，是会被后世立刻遗忘的，而艺术家们的作品因为其深刻的揭露而可以留名后世。
艺术家们表面的凉薄、寡淡和顿感往往是为了在社会规范的限制中掩护和承载内心的充沛和涌动，他们回避着打开自己的冲动，是因为他们害怕但也清楚，即使向周遭的人打开自己，也很难被真正理解，难免还是被误解，所以他们的漠然、对寻找知己和挚友的放弃，无非是一种不想期待落空的自我保护，这造成了大众印象中对于艺术家的神秘感。因为悲剧的存在，艺术家们需要持续的创作，而为了创作，他们又需要持续的悲剧，这本身何尝不是艺术家这个难堪而伟大的名词背后最催人泪下的悲剧，或者说最荒谬怪诞的喜剧？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才能够调和、平衡慈悲和自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自古的难题。作为“没有变成太阳的木星”，艺术家的壮志难酬、郁郁不得志、如屡薄冰又有多少人能懂呢？“没有变成太阳”是否比起一种遗憾更是一种解脱呢？在这个被空有外表、徒有虚名、内里腐朽的商业主义垃圾装点的世界，艺术家的身旁又有谁倾听和陪伴呢？对于他们来说，哪些是停滞不前的时光，哪些又是匆匆而过的瞬间？艺术家时如何感受时间流逝、如何感知四季的又有谁在意呢？他们持续倔强地灿烂下去的代价又有谁可以丈量呢？他们每一笔都在写自己，每一笔也都在写世界万物。就像《在绝望之巅》中的那句话，“如果说痛苦是你存在的一部分，克服它就会像是蒙受了损失，会引起一阵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