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不用依靠一个机构，也能做独立调查
2015年8月，天津港危化品仓库因违规放置危化品引发爆炸，最终造成165人遇难，798人受伤。遇难的人中，有99名是消防员。
那时黄雪琴刚辞了职，在美国游学半年。看到消息，又得知国内同行被拦在现场外，她决定去纽约采访911事件中美国消防员的救援经历和现状，以此对照中国消防员面临的困境。她和国内报纸的编辑讨论完后，立刻定了从西雅图到纽约的火车票。
火车上，她找到相关部门的联络方式，一个个发邮件说明来意，然后再一个个打电话发出采访请求。碰钉子是经常的，受访者反复问她：你是谁？你属于哪个机构？你的采访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过了这么久突然对911感兴趣？雪琴回答一遍，电话转接给另一个部门，同样的问题又问一次，如此反复。
到了纽约，预定的民宿临时出了状况没有办法继续住，她只好拎着行李箱在市政厅、纽约警察局、消防局、咖啡店来回跑。最后，黄雪琴终于找到了受访者，坐在星巴克一口气把稿子写完，已是深夜，她看到放在身边的行李箱，这才想起来，住宿还没有着落。
《“911”14周年，三千余救援者确诊患癌》发出后，立刻登上国内各大媒体头条，同行都祝贺她稿子“火了”，黄雪琴没时间看那些赞美和评论，她在纽约一家洗衣店里，研究着怎么洗积攒了一周的脏衣服。
也是这次差点露宿街头的经历，黄雪琴开始对做一名独立记者有了信心：原来她不用依靠一个机构，也能做独立调查。
之后，黄雪琴去了柬埔寨，走进地雷村，探访曾经的埋雷和排雷战士，了解内战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她去新加坡研究垃圾分类体系，比照调查广州的垃圾分类现状；她跑去越南的监狱和医院，书写被非洲毒贩骗去贩毒并被判终身监禁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女孩的故事。
这些报导之外，让黄雪琴进一步为人熟知的，是她对性暴力案件的独立调查报导和对中国#MeToo运动的推动。
意外成为中国#MeToo运动标志性人物之一
2017年10月，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鼓励女性在用#MeToo标签来公开被侵犯的经历，使人们能认识到性侵犯的普遍性，引发全球#MeToo运动。当时，在新加坡参加亚洲记者奖学金项目的黄雪琴也与众多的记者谈起性骚扰话题，得知，大部分的记者都遭遇过性骚扰，却几乎都保持了沉默。
黄雪琴想知道，媒体行业里性骚扰到底有多严重，为什么时常为弱势群体发声的记者面对自身遭遇的不公却沉默不语？于是她10月回国后立刻发起了《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调查问卷。
彼时，罗茜茜刚刚实名向她的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纪委举报了十多年前性骚扰自己的导师陈小武，但毫无进展，一筹莫展时，看到黄雪琴发起的调查，立刻联络她说“我要实名举报”。
了解了罗茜茜等幸存者的故事，黄雪琴帮她们收集证据，联系律师，联络媒体进行报导。但传统媒体纷纷表示，舆论空间受限，议题敏感，希望自媒体率先曝光，他们才能跟进报导。
于是，2018年1月1日到1月4日，黄雪琴在自己的公众号连发四篇关于“北航性骚扰事件”的调查文章，包括罗茜茜的实名举报信、多位幸存者的讲述以及图片、音频等证据。1月4日，她还发出了倡议北航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联署信。这次联署得到三千多人的参与。罗茜茜的实名举报微博当天下午就获得了超过三百万的阅读量。北航破例在假期当日回应，声称展开调查，并暂停了陈小武的工作。教育部也发文表示对性骚扰零容忍，并将研究出台校园反性骚扰长效机制。
黄雪琴就这样和罗茜茜一起掀开了中国#MeToo运动的开端——陈小武被惩治之后，有更多高校性骚扰、公益圈性骚扰、媒体界性骚扰的事件被爆出。最高峰的时候，2018年7月，一个月里就爆出23件性骚扰指控。幸存者出来讲述遭遇的性暴力和带来的伤害，同时要求社会作出回应，督促校园/职场出台反性骚扰机制，完善国内反性骚扰法。当时，来自94家高校的8000多名学子参与给母校写倡议信的活动，一度形成反性骚扰风潮。
深圳一高校教师、黄雪琴的好友Charlotte认为，黄雪琴在中国#MeToo运动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用人人可以理解、可以与之产生共鸣的语言讲述这些女性的遭遇，让#MeToo中的每个孤独个体相互联结，她写下的每个故事，都不仅是当事人的故事，也是每位女性的故事。”
黄雪琴却自嘲自己是“矮子里面拔高个儿”。面对性骚扰，其他记者都不敢说、不愿说、不想说，自己才“意外地”成为了#MeToo运动中标志性人物之一。
深度参与#MeToo运动，为幸存者链接律师、心理咨询师和其他社会资源协助维权，报导监督案件进程，原本正常不过的工作，却令黄雪琴很快被敏感化。她供职过的媒体、供稿的平台都发来消息，说“有人在查你”。黄雪琴也开始频繁被警察约谈，要求她停止性骚扰报导，停止“煽动”学生。在高校的学生透露，校领导在一次讲话中，将黄雪琴定义为“校外势力”，要求学生远离她。
官方指责她煽动学生参与行动，连结NGO；审查删除了她大部分的文章，她的人生历程一点点被当局抹除和改写。现在搜索“黄雪琴”的名字，出来的是她被捕的消息，和零星的#MeToo报导，她曾经引以为傲的、带来些许改变的那些文字，那段她最充实的时光，都被这个有效率、强大的审查机器无情地清除了。
她的一位同行、一外国媒体驻中国的记者Anne说，黄雪琴推动中国高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方式“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合作的方式”，告诉校方建立这个机制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是想一起解决性骚扰问题。
彼时高校性骚扰机制的建立还遥遥无期，但Anne说黄雪琴“总是很乐观”。
乐观体现在生活中。雪琴有次和朋友去旅行，半路车坏了，深夜里几个人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大家都沮丧时，雪琴突然叫起来，“啊，你们看，今晚的星星好漂亮啊！”
不能出去读书，就继续做记录和行动
这种乐观延续到了警察开始骚扰她与家人之后。2019年9月本是黄雪琴赴香港大学攻读法律硕士的时间。但在此之前，广东国保因为她发布关于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文章，关押她24小时，没收了她的护照，阻止她留学。
她不是不郁闷，毕竟学校和奖学金也不容易申请。但她随即又想开了，不能出去读书，就继续做记录和行动。然而情况持续恶化。2019年10月17日，黄雪琴在国保的要求下去到警察局，此前他们声称会归还雪琴的护照，却没料到，这是一次诱捕。
一开始，黄雪琴被关押在看守所。起初，她把看守所的日子当作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她倾听她们的故事，还想为她们写书，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女子监狱A101》。101是她所在的监室。
9月3日，雪琴在fb上贴文说“这个生日真的过得不要太快乐了！”，16天后，她失联了。
后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艺术家艾未未也曾被监视居住，他做过一场展览，还原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生活情况。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见不到律师和家属，完全与外人断绝接触。在窄小的空间里，除了不规则的审问，至少有两个人每天24小时站在身边，记录下你的所有动作和表情，伸几次懒腰，吃几口饭，喝几杯水，上厕所、洗澡、睡觉，天天如此。
在如此没有隐私、备受压迫的环境下，雪琴还同情看守人员，她们在她上完厕所后，还要去确定她的大便是软的还是硬的；她们在她睡着时，要记录她翻身的次数。没有人可以交谈，她只能在狭小的房间里散步，一边让自己的思绪飘到远方，她试着想像，小王子后来遇到的玫瑰园中那5000朵玫瑰，每一朵都是什么样，和小王子钟爱的那朵有什么不同。
这种有些浪漫乐观的情绪，似乎在经历过生活摧折的人身上并不多见。黄雪琴说，之所以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际遇，是因为作为记者，她读过、看过、听过、写过太多他人的遭遇：宁为玉碎的林昭，精神独立的陈寅恪，那些奔向广场又回不来的年轻人。
这让黄雪琴得到了安慰和力量。她也剖析，这也可能是一种逃避。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她就会时不时陷入一种“失语”状态。某一段时间，她会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无力做，被一种巨大的虚无和绝望笼罩。
或许2019年是个喘息机会，入学前，黄雪琴在香港大学访学。谁也没料到，反修例运动就在此时爆发了。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