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的聚会
2020年11月起，被告人王建兵、黄雪琴利用境外通联软件发布聚会信息，定期召集多人在被告人王建兵租住处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49号202房等地组织聚会，借讨论社会话题之机，煽动参加人员对我国国家政权的不满。——黄雪琴、王建兵案起诉书
大概从2020年开始，黄雪琴开始频繁在一个聚会上出现。聚会的地点是王建兵家里。后来黄雪琴和王建兵一同被捕，很大原因是这个聚会。
聚会的地点是202房间。一同参与聚会的劳工行动者祥子说，他说直到黄雪琴和王建兵被捕，才从警方的材料中知道活动地点的房间号是202。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王建兵家的客厅，是周四晚上可以和不同的朋友聚会的地方，“无论哪一个周四晚上，推开门进去，那里一定会有人等你”。
那个空间靠近中山大学，同时也靠近职业病防治中心。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兵原本想等房子租约到期之后搬家去郊区，因为那样成本更低。王建兵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这是不少朋友都知道的事情。但租约到期之后，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城市中心路段的房子，不为别的，王建兵2018年以后一直在从事劳工权益有关的工作，他只是为了工友们来这里找他更方便。
在2015年之前，在广州这样的聚会可以说遍地开花。尤其是中山大学附近，公民社会中心和性别教育中心这面大旗，让周围聚集着一个青年为主的草根组织的生态群，吸引的不仅仅是校内学生，还有从各地投奔广州而来的青年。
随着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发生，人权律师大抓捕和“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这里哺育出来的性别、劳工等NGO一波波被关闭，一些相关的学者被迫离开，曾经多元的校园气氛日渐肃杀，疫情之后更是门禁森严，周边的聚会也荣景不继。
祥子、王建兵和黄雪琴三个人的成长路径有一个相似的点，她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工作，生活，都跟广州的环境变化息息相关。他们希望能够保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大家回到相互支持，一起成长的状态，一起走下去。
已经很难追溯活动最早开始于什么时候，后来逐渐演变成每周四晚上的固定聚会，王建兵、黄雪琴、还有祥子常常一起张罗聚会。但在现场，是没有任何组织者或者领导者出现的。黄雪琴更多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她每个月都来两三次。
周四的聚会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主题，大多数分享都是随性发生的，分享者来自各行各业，“比如这周有什么朋友来广州了，就刚好请过来跟大家聊聊自己在做的事情”。聚会形式多样，更多是同辈的分享，讲自己的论文，讲自己的某种经验，有时候是漫无目的的闲聊，有时候就是打麻将或者打三国杀。
在一个举报成为常态的时代，高校举报，单位举报，网络举报，对于普通人来说，讲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甚至只是讲出自己关心的事情，讲出你很抑郁，都是很艰难的事情。
那些议题构建起一个非常丰富的社会形态，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年份里，譬如2010年前后的广州，这些议题一定是会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场子里被热烈讨论的。但在疫情年代里的中国，这些议题成了地下、边缘的代名词，政治抑郁的年轻人们只能在周四的晚上聚在一起，来这里寻找一些慰藉。
这些议题包括：
职校生出路分析；
工厂流水线上男同性恋社群；
艺术圈内的厌女和八卦分享；
国内LGBT社群的分布和崩离；
性工作者与防艾工作的心路历程；
环卫工人维权的道路……
在那些聚会的现场，雪琴常常以一个很真诚的提问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那种猎奇地姿势，而是真的很关心其他人分享的东西”。那一两年，叶蕨的印象是时间过得很快，几乎每一周，大家都有新的东西要讲讲，例如张展被捕的动态，谁谁谁又怎么样了，大家都会拿到周四的晚上来聊。
黄的邻居和好友马克第一次去到聚会现场，就迅速被一种惊喜包裹，“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那时候，人们刚刚从疫情带来的封锁中走出来，恢复到一个可以出门，可以和朋友见面的地步。而在此之前的一些年里，马克自己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谷，不怎么愿意出门。
人群的多样性也是让她惊喜的一点，马克很想要描绘那样一种多样人群的现场：有还在上学的，有工作了的人，有没有工作的人，有行动者，有不是行动者的人，有艺术家，各种各样的艺术家，还有各种各样性别取向的人……总之，这是她在过去的社交活动中不曾见到的场景。
祥子说：“我不能说这个空间到底回应了多大的问题，有一些人对现在的社会很焦虑，很创伤，对于这部分人来讲，这个空间提供了一个相互搀扶的关系网络。它带给大家的并不是消极的东西，它的作用是不让大家继续往下沉沦，希望大家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当下的现实，你可以在这里看其他人在做的事情，积蓄一些力量。”
（未完待续）
来源：Women我们